大外交-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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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经常爱用威尔逊的论调，他说：“我们命运中有责任赋予世界不仅只是范例，其他国家过去也都能给予这些范例，我们要给的是精神领导与理想主义，并不是物质力量或军事力量所能提供者。”的确，他心目中拟追求的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我可以代表美国声明如下：我们不贪图任何人的领土；我们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我们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球人类。我们的力量只用来维持和平，而非破坏和平，维护自由，而非摧毁自由。”
一位总统宣扬利他主义，可又几乎同时坚持世界未来应由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五大强国去决定，这就代表美国经验的神妙综合。尼克松非常执著地认同美国理想主义，可谓深信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美国之责无旁贷。但是他也同样认为有责任把美国的使命与他认知的世界如何实际运转，综合以观。即使尼克松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威尔逊的价值，他也痛苦地了解到命运赋予他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美国曾派军队到世界各地宣扬、护卫这些价值，他却必须执行撤退任务。
尼克松的出发点也是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不过他广泛结识的外国领袖让他了解到，这些外国领袖中能有利他精神者乃是凤毛麟角；坦白地说，他们绝大多数宁可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只有若干程度的可靠性，并且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比起利他主义更为可靠。这也正是尼克松何以宁愿同时采取两条路线的缘故：一面引述威尔逊论调以说明目标，一方面又诉诸国家利益以利其战术做法。
足够讽刺的是，尼克松对美国在追求世界和平时之角色的信念，却使他与许多同一世代的美国精英并不相同；这些人原先认同威尔逊主义，现在却支持尼克松认为背弃美国的国际角色之政策。尼克松深深明白他自己的美国全球责任观，并不少于其前任总统，因此认为自己有职责要替理想主义的美国，在史无前例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界定出可行的角色——也就是在尼克松心目中，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要能整合为一。
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把美国投入到每一次国际危机的第一线；肯尼迪时期高唱旧调，替美国定下物质与精神力量皆力所未逮的目标。因此，美国的正义凛然变成自我仇恨，批评大肆运用国力，导致畏缩自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尼克松认为其首要任务是要正确看待越南经验。美国的动态依然攸关国际稳定，但是美国亦无法再维持没有深思熟虑的干涉主义，比如没有求胜的战略就在中南半岛投入50万的美国兵力。人类的生存最终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如何，但是世界和平有待于：美国是否能分辨美国的角色是帮忙，还是不可或缺？或者美国能否在本身不分裂之状态下，维持本身不可或缺的地位。
尼克松选择一个不太寻常的场合，透露他对这些难题的答案。1969年7月25日，他首次抵达关岛，展开其由东南亚转赴罗马尼亚做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行程。那天早些时候，他目击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后在附近太平洋中约翰斯顿岛（ Johnston Island）返回地球的历史镜头。现代新闻，即使在这个最神奇的历史大剧里也要力求突出，要求每个新闻周期都得有重大新事件可资报道。尤其是总统出访，更是不能冷场。关岛与太空人返回地点在国际时差变更线上不同边，因此此一历史事件被记录为发生于7月24日，也因此它算是另一个新闻周期的事件。
有鉴于此，尼克松选择这个时间揭示美国国际关系新的指导原则。虽然尼克松及其顾问经常讨论新途径，但从来没谈到计划在这个特定场合公开发表它。因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人人都吃了一惊，尼克松会在海外宣布美国新政策。此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新政策，后来在1969年11月一项演讲，以及1970年2月尼克松首次提出总统外交政策年度咨文里，分别加以阐释。外交政策咨文也是尼克松首创，借此列举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
尼克松主义处理了美国战后两度介入战事（朝鲜战争与越战）的矛盾。因为美国在未有正式承诺的国家作战，在技术上未有任何同盟含义的地区作战。针对这些地区，为了不要过分伸张势力，也不要放弃职守，尼克松主义订立美国干涉有三大标准：
第一，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
第二，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到与吾人结盟的国家之自由，或威胁到吾人视其生存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时，美国将“提供保护伞”。
第三，一旦涉及非核之侵略，美国将“依赖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提供防御之人力之主要责任。”
然而，事实不是那么容易被纳入正式的标准的。美国担保会信守承诺，乃是烫手的芋头；由于不可能在事件发生前宣告要食言，承诺的可信度相当有限。总而言之，核时代的关键问题不是信守承诺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加以界定、诠释的问题。尼克松主义对盟国有关核战略的下述争议，并未提出指南针：核武器是否会动用？甚至残酷地说，在谁的领土上运用核武器？盟国是否将发动全面核战（主要将影响到超级大国），或只采取“弹性反应”（主要将威胁到受侵略国家之领土）？
所谓“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若是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提供保护，此一条款有两点歧义不明之处：如果美国只针对攸关其安全之国家受到核大国威胁，提供保护，试问：如果攸关美国安全的国家，被非核大国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或者说，当它受到核大国不以核武器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如果面临核威胁时，美国的支持多少已属自动发生的性质，试问是否必须先建立正式的盟约关系？
尼克松主义也要求受威胁国家，承担起本身传统防务的更大责任。但是如果受威胁国家寄希望于美国一定会支援，而不肯分担防务责任——尤其是面临核大国之压力时，试问：美国要怎么做？够讽刺的是，尼克松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却提供诱因让受威胁国家不多尽力、增强防务努力。因为，如果美国的确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则它就必须防卫攸关其安全的任何地区，而不问受害国是否值得施援，或对共同防卫有何贡献。因此，所有这些难题日后都在“盟国分担负担”这个大题目下出现。
因此，尼克松主义主要涉及不受正式盟约保护、但受到苏联代理人威胁之地区的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为数极少。尼克松政府试图设计一套“主义”以避免类似越南的另一冲突，但却发展出主要适用于类似越南情势的主义，可是这类危机又是美国已矢志不再重复者。
不过，在尼克松接任之时，东西方关系已明显需要重新评估。与苏联的冲突促使美国涉入全球参与（ global engagement），而在越南乱局之后，美苏冲突之战略亟待重新检讨。重新评估之所以难，在于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是以典型的不计算地缘政治之美国模式进行：一方视外交政策为神学范围，另一方却视外交政策为精神病学的范畴。
艾奇逊、杜勒斯等遏制政策之父，对国际事务深具经验，基本上以神学角度来看待其规划。由于他们认定苏联有称霸世界的癖性，因此除非克里姆林官放弃其意识形态，苏联领袖不会是合适的谈判对手。兼以美国外交政策以促成推翻苏联为主要任务，全面进行谈判或甚至只在外交上提出全面谈判蓝图，即使不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具意义的，除非美国能以“实力位置”迫使苏联改变其宗旨。
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不曾体验到冲突不能解决的困境，又深信可以妥协来解决争议，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执行如此僵硬的路线。许多相信艾奇逊和杜勒斯道德前提的人士，为了加速谈判的时程，声称苏联制度业已有了转型，或即将转型。美国民心亟盼结束对峙，使得强硬的遏制派也不能不注意到气氛之转变。杜勒斯仍为国务卿时，所谓的日内瓦精神和戴维营精神，即反映出此种新氛围。
照“精神病学派”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对和平的需求，与美国人并无差异。他们之所以毫不让步，部分是因为美国使他们觉得不安全。这一派人士因而力促耐心，以便强化苏联领导人中的爱好和平派之立场；据他们说，苏联领导人分为鸽派、鹰派，与美国政府一样。美国全国大辩论逐渐转向所谓苏联内部变迁的强度，却未能解决那原始的困难；所谓原始的困难，即遏制政策明白在对峙与维持现状之间别无中间立场，从未解答要交涉什么的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派学者说都遭到一种新激进主义的挑战。40年代的亨利·华莱士方式复活，并贴上新的签，在遏制政策上提出更加骇人的论调。它不仅如其前辈主张的一样，主张美国没有道德权利去反对共产主义，还断言反对共产主义只会助长共产主义。根据这派新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被遏制，而需要存活。因为，最终如果它该覆亡，历史本身就会击溃它。
小说家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描绘华盛顿一次示威游行时，主张美国无条件自越南撤军，就归纳了这种观点：
“如果共产主义在亚洲盛行，就会出现分化、宗派。因此，美国退出亚洲也正好就是获致势力均衡。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的问题就越庞大，忙于料理其征服的世界就使它越软弱。共产主义扩张，就是它自身的遏制。”
新激进主义主张，击溃共产主义最好是依靠其自身的胜利，甚至可能也只有依靠其自身的胜利而达成，而不是经由美国反抗以达成；它等于是宣扬遏制政策的反面主张。过于扩张是共产主义衰弱的根源，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就更加必然溃亡。美国放弃抵抗共产主义，就种下战胜共产主义的种子，这的确是小说家自相矛盾的说法。
梅勒的诗意得到更世故的学院分析师不露形迹的附和。学界重镇加尔布雷思（ John Kenh Galbraith）等主张的“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事实上坚持，美国没有意义冒巨大风险去反共产主义，因为两个社会注定在自然发展中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东西方关系也已走到死胡同。传统的遏制观念已导致外交僵局。它的主要替代方案乃一种异端主张，要求抛弃一个世代的承诺中所有的假设前提。但是，没有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总统可以把其国家命运交给所谓历史的力量，迦太基遭到罗马征服者蹂躏后数百年，罗马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这对迦太基人又有何可告慰之处？
尼克松完全不接受这三派学说，决定以国家利益为美国长远的外交政策之基本标准。这种作为的最重要工具就是一年一度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自1970年起，他一连四年发表其美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由笔者本人率同部属起草，反映出总统的观点，并以尼克松的名义发表。与所有类似的文件一样，作者是谁并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总统承担起一切责任。虽然这些报告提出新政府的观念途径，它们在这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媒体只顾追逐事件、不重观念；除了有关越南的部分之外，把它们的大部分都视而不见。外国领袖则把它们当做是出于幕僚之手的作品，当报告所述及的情势的确发生时，再来重视它也不迟。
不过，就研究当时世局的人士而言，这些是了解尼克松时期外交政策最佳的地图；就新闻记者和外国领袖而言，也的确如此，这些人在注意外交函电往来和日常事物之际，错失掉许多显著的暗示。报告的主要基调就是，美国外交政策此后将以国家利益之分析为依据；美国将依政治目标，而非法律原则之诠释而决定是否介入。尼克松总统1970年2月18日提出第一次的外交政策年度咨文，表述下列观点：
“我们的目标，首先就是要以坚定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我们的利益。政策越是以切实评估吾人及他人之利益为基础，我们的世界角色就可以越有效。我们不因为已有的承诺而介入；我们有承诺是因为我们已介入。我们的利益必须影响我们承诺之形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在英国或法国的国家文件里，这类陈述会被当做陈词滥调，不需要特别注意它。在美国，总统政策说明是基于国家利益，却属空前。尼克松在本世纪的每个前任总统，除了西奥多·罗斯福之外，都把美国的理想主义视为居于许多因素之上，或者不以永久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看待未来，而是就事论事。
报告指出，在应付苏联时，美国政策将以确切了解苏联制度的性质为基础，既不低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信念之深度，也不幻想共产党领袖“业已放弃或正要放弃其信仰”，美国也不能允许自己在情感上依赖对苏关系而决定政策走向。进步的标准就是以明确的协定表达出来，反映出相互利益而不是只有气氛而已。总而言之，要缓和紧张局势必须在宽广的阵线上去展开：
“我们看待我们的共产主义敌手，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国家，就好像我们也追求自身利益一般。我们将以其行为去评判他们，正如我们期待依照我们的行为而被人评判。明确的协定，及其建构的和平结构，将来自务实地容忍相互冲突之利益。”
1971年的外交报告亦重申同样的调子：
“苏联的内部体制不是吾人政策的目标，然而我们亦不讳言不能接受其许多特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视其国际行为而定。”
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受到保守派人士强烈抨击；尤其在越战结束，由国际紧张局势释脱出来的压力减退之际。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批评者所指责的尼克松过分倚靠苏联领导人（只要了解到尼克松强调具体细节，以及他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就知道此说不确），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最适合阻止苏联扩张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