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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南非的启示-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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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南非的启示
    
  


  
【第二部分】南非的启示





  
    “好望”降临好望角:“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好望”降临好望角:“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曼德拉与南非奇迹
世界上的事真不好说,1994年内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是卢旺达的大屠杀与也门的内战,然而仅仅半年以前,如果有人举出也门、卢旺达与南非三国,问哪一国最可能发生内乱?也许绝大多数“观察家”会说是南非。的确,与单一民族的也门、优势部族统治的卢旺达当时的相对平静相比,南非那时正弥漫着一片血腥味,自1990年开始种族和解进程以来,暴力、残杀愈演愈烈,死难者已达上万之众,博伊帕通惨案、西斯凯惨案、博普塔茨瓦纳冲突、夸祖鲁流血事件,黑人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因卡塔自由党领袖布特莱齐威胁要发动“起义”、白人右翼组织则宣称不惜搞“新的布尔战争”,而黑人激进派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则仍在炸饭店、杀警官。尤其是1993年4月南非共总书记哈尼遇害后的一段时间,南非局势几乎失控,处在内战的边缘。
的确,比起现今世界上所有热点地区来,南非各个种族、部族、政治派别、利益集团间历史上积累的新仇旧恨之多是无与伦比的,白人对黑人的340多年种族主义统治,时间之长,创伤之深,堪称世界之最。南非黑人各部族对白人的反抗,从传统的部族起义到现代的解放斗争,其牺牲之惨重也是世界罕见的。尤其是黑人中的祖鲁人与白人中的布尔人(阿非利卡人)的较量,史称“血河之战”,其惨烈程度已使它成了积淀在黑人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现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许多事件,包括非国大武装“民族之矛”的建军日,都选在“丁干日”即血河之战纪念日——12月16日(丁干是当时的祖鲁王)。当代白人的南非统治者与黑人解放组织间,也有着从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到1993年的哈尼遇刺的笔笔血债。至于现实生活中黑白之间的贫富悬殊和赤裸裸的不公正,更是随时会给人以强烈刺激。
尤其是南非“黑白冲突”的双方都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这在整个非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南非白人中占多数的族群荷裔南非人(布尔人)是黑非洲最早的白人移民族群,由于其母国荷兰很快衰落,他们很早就失去了母国的依恃,三百多年来在非洲落地生根,从社会发展、语言直到心理状态都已特性化。在整个非洲大陆的白人中,他们是唯一不自认是欧洲人而自认是非洲人(所谓说“阿非利卡语”的“阿非利卡人”)、不自认为是移民而自认为是土著的族群。他们中几乎没有持母国(如果荷兰还能算是其母国的话)护照的,这与英、法、葡、比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大不相同。由于“没有退路”,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显得特别顽固,不仅敌视黑人,而且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客居非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及其宗主国、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些宗主国影响的国际社会,都怀有极大的戒心,并因此而长期发展出一种类似犹太人那样强烈的危机感和集体意识,特别关心政治,势衷于政党活动,这在政治参与高度发达的欧洲也是罕见的。同时,由于布尔人或阿非利卡人在传统上是农民(农场主)'1',总体文化、技术水平不如英语白人。他们多构成蓝领白人或“穷白人”群体,一旦与黑人展开公平竞争,他们的地位远不如英语白人更有把握。因而他们也特别难以放弃种族隔离制度。
而黑人的根在南非当然更是不可置疑,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布尔白人自称阿非利卡人而称黑人为“班图人”,黑人也自称阿非利卡人(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之名即由此)而称白人为殖民者。双方都以非洲人自居而否认对方的非洲人资格,这也是“南非特色”之一。
除了“黑白矛盾”之外,南非黑人内部与白人内部的裂痕之多之深,在非洲也是少见的。如果人们不是像观赏大熊猫那样去“观赏”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史,就会看到它的不那么浪漫的一面。在非洲被“凶残的白鬼子”贩卖到大洋彼岸受尽苦难的一亿黑人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直接被白人俘获,而是被他们的酋长或“猎取”了他们的敌对部落卖给白人以换取小刀、玻璃珠之类玩意儿的。南非也不例外,部族冲突与一盘散沙式的局面由来已久,尤其是那慓悍善战的祖鲁人,历史上不仅是抵御白人殖民者的中坚,也是其他黑人部落的克星。就在与白人的“血河之战”前夜,祖鲁王国还刚刚在持续13年的姆菲卡尼战乱中扫荡了南非东部的大批部落,在该地区的94个黑人部落中的50个被毁灭或被兼并,20个逃离家乡远徙他方,还有些逃到开普殖民地成为白人的劳工。以至于布尔人来到时这些地方已人烟稀少,有虚可乘。在被白人征服后的年代里,黑人部族间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祖鲁人与科萨人、斯威士人间的纠纷更为突出。白人政权乘机拉此压彼,大收渔翁之利。臭名昭著的“黑人家园”之长期存在并在此次民主进程中还能提出其利益要求,不仅仅是因为白人的阴谋诡计,也是某些黑人部落传统势力积极活动的结果。
除了部族间矛盾外,以民主政治为原则的现代黑人解放组织与以家长制为基础的传统部落势力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除了体现黑人社会内部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外,随着解放组织掌权的前景日益明朗,还逐渐具有了国家政权与部落自治倾向间矛盾的性质。最后,各黑人解放组织之间因意识形态、权力分配问题而产生的党派利益冲突也久已存在。在南非全国性解放组织中,非国大相对温和而具有族际主义色彩,泛非大更为激进而强调黑人民族主义,南非共作为最初从白人中起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前二者各有异同:它既有激进的意识形态,又主张族际主义。此外,比泛非大更激进的还有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等。这些组织的群众尤其是青年成员曾多在80年代屡有武斗,甚至各自在其国外基地设立的集中营里关押对方成员,言论上的互相攻击更不在话下。
黑人中的种种冲突集中体现为非国大与因卡塔之争。因卡塔领袖、祖鲁酋长布特莱齐原是非国大著名活动家,因不满非国大的暴力抵抗战略于七十年代退出非国大另起炉灶。作为南非黑人中最大、部落传统也最浓厚的部族,祖鲁人既代表了部落时代黑人抵抗殖民化的光荣历史,又是现代化进程中较为保守的势力。本来在非国大前期历史中,“祖鲁精神”一直是其重要的心理资源。其首任主席杜比牧师和50年代的主席、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黑人领袖卢图利都是祖鲁酋长出身,非国大选择“丁干日”建军也显示了对这种资源的重视。但作为祖鲁部族与夸祖鲁黑人家园政治组织的因卡塔的出现,加之七十年代以后非国大主要领袖曼德拉、坦博、西苏鲁等均非祖鲁人,便给人以非国大与祖鲁人对立的印象。白人当局利用因卡塔的保守色彩,给予暗中支持,使它成为黑人家园政治组织中唯一具有全国影响的党。因此非国大与因卡塔的对立可以说是集中了“黑白矛盾”、黑人诸部族间矛盾、激进党派与保守党派的矛盾、黑人解放组织的现代潮流与部落传统的矛盾、中央政府与黑人家园自治倾向的矛盾等诸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难于化解的。早在民主进程开始前的80年代,双方支持者就在祖鲁人聚居的纳塔尔省频起暴力冲突。民主进程开始后,因卡塔改名因卡塔自由党并宣布向全国各种族开放,它与非国大的冲突也很快扩大到纳塔尔以外,尤其是祖鲁族流动劳工集中的约翰内斯堡等南非政治经济中心地区。
南非白人中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也有宿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在所谓“文明的白人”间发生的战争中以野蛮著名,英军大搞“三光”政策,大片地区的布尔平民被关入集中营,村庄夷为焦土,2万多布尔人妇孺在集中营里被虐待而惨死。人们至今犹有余痛。但另一方面,英裔在种族问题上远比阿非利卡人开明,而半个世纪以来南非一直是后者当政,并推行所谓反“英国化”政策,英、布之隙与“黑白矛盾”相交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此外南非还有有色人(混血人)、印度人等问题。在当今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众多积怨极深的种族、民族与部族同处一国,时逢世纪之交的空前剧变,从种族隔离到种族开放,从事实上的一党制(南非虽实行西方政体,但由于英裔的客居心态和布尔人的特殊的集体危机感,自1948年以来实际上一直是布尔人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到多党民主,不久前的阶下囚如今一举掌权柄。而所有这一切又恰恰发生在南非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和连续三年国民总产值下降的严峻背景下,这怎能不令人捏一把汗呢?如此危机之中而求返乱为治,似乎只能靠奇迹了。
奇迹来源于和解
就在南非大选前20天,夸祖鲁地区动乱还在加剧,几天内有120人死亡,因卡塔与白人右翼仍抵制大选并发出武力威胁。人们纷纷恐怖地谈论“非洲的波黑”。然而这时南非的政治气候已悄然由阴转晴:在非国大与国民党的努力下,不仅在全国,而且在祖鲁人中拥护大选的人也不断增加,布特莱齐实际上已是嘴硬手软了。这时曼德拉不失时机地向他伸去橄榄枝,在拒绝实质上的分治要求的同时作出了承认祖鲁王地位等让步姿态,布特莱齐也心领神会,在最后时刻作出了参加大选的决定。于是: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在大选前几乎是戛然而止,全国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和平,整个大选过程也出人意料地严肃、平静而有秩序,投票率之高,各方对大选结果的一致承认,都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这划时代的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非国大与国民党这一对老对手都取得了超过预料的成功。非国大得票率达62。5%,超过事前各种民意测验的54%—57%,国民党得票率为23。9%,也超过了事前测验的15%—20%,而因卡塔得票率则低于事前预计。可以说,大选的结果是:曼德拉赢了,而德克勒克也没有输。
大选之后一个月内,曼德拉总统已就职,新内阁已建立。约翰内斯堡股市行情大涨,国外对南非经济前景看好,投资意愿增加。继1993年年底南非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之后,当年经济又进一步好转。
总之,作为多种族民主国家的新南非如初生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尽管她的成长过程可能多灾多病,但她能在如此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顺利出世,已堪称奇迹。当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在剧变中经受不住震荡而解体、以致出现内战的有原苏联、原南斯拉夫与原捷联邦;民族压迫结束后各解放组织或各部族即互相火并、大打出手的有南非的两个近邻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以及阿富汗等;固有的部族冲突或地域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的有非洲的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以及亚洲的也门等;由一党制向多党民主过渡中出现权威真空、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的国家也不少。南非何以不然?
国际社会的帮助是一个原因,但这种帮助既不足以使和平降临波黑、卢旺达等国,又怎样保证南非的种族和平?
各方力量相对平衡、“可迫和不可迫降”也是一个原因。但“不可迫降”并不意味着就能握手言和,它更可能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还少吗?
用旧制度的危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或良心所向来解释这一切更属空洞无力。旧制度的危机可能导致“破旧”,但未必能导致“立新”: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因为社会发展所忌讳而却发生了的事太多了。至于说民心所向,那么当时南非社会上各种激愤情绪的民意基础并不亚于理性。可以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跟着“民心”走,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使“民心”跟着自己走。
简单地说,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这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奇迹”之难得正是因为这不易做到。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南非得以免于内乱,多亏了曼德拉、德克勒克(公正地说也有布特莱齐一份,尽管较为次要)的个人理智。法国《青年非洲》周刊在大选前夕说:“可能使南非在不可控制的恐怖活动中发生崩溃的唯一假设是:曼德拉遭暗杀。”一个路透社资深记者从波斯尼亚赶到南非采访大选后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双人舞虽然跳得很艰难,但他们给南非带来了希望。波斯尼亚没有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这就是波斯尼亚悲剧的原因。”
人们可以把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比之于英属印度的甘地与蒙巴顿。应该说,前两个所表现的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比后两人所表现的更为难能可贵,当然,这种比较仅限于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局面。
世人多以新印度归功于甘地,实则蒙巴顿亦有造于印度甚多。然而德克勒克比蒙巴顿更难得的是:蒙巴顿只是把印度交给了甘地们,而德克勒克则不仅把南非交给了曼德拉,而且还要作为曼德拉的副手(当然,同时也是政敌)同他合作建设新南非。蒙巴顿只是代表宗主国为其不光彩的殖民统治史赢得了个光彩的结尾,而德克勒克则作为南非土生白人的代表,在结束不光彩的过去的同时,开创了光彩的未来。
无疑,德克勒克作为“无路可退”的阿非利卡人的代表,在说服自己的选民顺应历史潮流、纠正以往的错误时要比蒙巴顿克服更多的困难。但历史会证明,他的努力除了使他所代表的势力卸除罪恶历史的沉重包袱外,不会失去他们应得到的任何东西。南非种族和解进程开始前夕,国民党与阿非利卡人中的一批开明派曾退党并另组民主党,主张顺应时势,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与黑人分享权力。结果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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