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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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疑分子、政治小丑、投机分子、分裂主义者、颠覆分子、代理煽动分子、告密者，甚至警察都渗透入非国大的行列。人们只需回想一下，在对莫罗卡博士及其他19人的约翰内斯堡审判中，一名事实上在全国总部工作的非国大成员结果被证明是执行特殊任务的侦探。记住伯兰克潘案件中的勒伯罗，他接受了指示对我们进行秘密监视，通过伪造清算人，德·威利斯·罗武签名的信件，混进了该地分支机构。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金伯利审判期间，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件发生。虽然有些异己分子已经被发现，但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在非国大这儿依然有很多可疑分子、政治小丑、投机分子、破坏分子、煽动分子、告密者和警察，他们表面上伪装得很进步，其实他们是我们组织的最危险的敌人。外表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不能仅凭看他们的外表或者聆听他们的演讲来区分他们。人民的真正朋友是可以通过他们自愿而有组织纪律性的态度加以识别的，他们团结在组织周围，当保存组织是关系到生与死的重大选择时，他们会勇于牺牲。同理，敌人和可疑分子可以通过他们一贯试图拆散组织的努力加以确认。因为他们通常要靠制造派系摩擦，混淆视听，侵蚀组织，甚至反对使组织充满活力的行动计划以置组织于死地。这些可疑分子通过拍马屁、贿赂、腐蚀等手段，赢得意志薄弱者和政治上的后进分子的支持，将他们从非国大分离出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现在非国大中出现的这些因素对斗争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组织的政治行动能力由于受到这些破坏性，分裂性因素的侵蚀已经大大削弱了。在南非，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革命正在酝酿；这是全国占压倒性多数的人的内心最深的渴望、决定和追求，他们要永远摧毁压迫他们，使他们成为奴隶和仆人的枷锁。推翻压迫是人性所认可的，是每一个自由人的最高渴望。假如在我们组织中的某些分子试图阻止这一崇高目的的实现，那么他们置其自身于组织之外，在其造成更大的危害前，必须制止他们的行为。与此相反，姑息纵容犯罪，是对责任的严重忽视。我们必须清除这些分子，使我们的组织成为真正的有惊人力量的战斗性群众组织。
“科塔尼、马克斯、波培普、特鲁米和我已被禁止参加集会，我们不可能同你们一道商讨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之所以被限制人身自由，是因为我们为我们国家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而奋斗；是因为我们一贯致力于反抗种族歧视政策而推崇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和语言，给予所有人以基本权利的政策。
“你能明白，在任何地方，自由之路无坦途，我们中的许多人在登上我们所渴望的最高峰之前，将不得不一次次穿越过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山谷。
“过去，危险和困难未能阻止我们；现在，它也不能吓倒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像干事业的人那样，不要将精力白白浪费在空谈和无谓的行动上，而要为应付危险和困难做好准备。为行动做好准备的方法在于彻底从我们的组织中铲除不纯之分子和无纪律之行为，并使组织成为明亮而锋利的工具，将为非洲的自由披荆斩棘。”
蔑视不公正法律的运动及其发展导致了白人中反种族主义组织和集团的形成。其中之一是民主大会，它后来在支持非国大的大会联盟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则是自由党，1952年作为一个非种族的政党而成立，它亦是曼德拉下面文章中的主角。自由党开始主张对合乎要求的人给予选举权（资格选举权）的政策，后来转变为要求普选权。1967年，由于非种族政党被法律所禁止而解散。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二、我的祖国——非洲
与此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曼德拉“非法地”为城镇里的学习小组讲课。1953年6月禁令刚一到期，曼德拉和西苏鲁就同特里弗·赫德尔斯顿神父一起，在一家大电影院向集会群众发表演讲，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居民。根据《团体住区法》，有58000人要从这一黑人郊区迁出。那里最不同一般的是黑人可以自由拥有土地，还可以购买土地。而且，这一地区生机勃勃，尽管过度拥挤使部分地区成为贫民窟，但它不像其他社区那么没有生气，单调枯燥。附近的白人从他们的郊区正在蚕食索菲亚镇，想夺走这片土地。
身背轻机枪和来复枪的警察打断了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西苏鲁和曼德拉努力让愤怒的人们平静下来，而赫德尔斯顿则与警察争论起来，警察警告他别管闲事。在赫德尔斯顿的《不让你舒服》一书中，他写道，那天他领略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残暴气息”，这促使他下决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听众们如此遵守纪律，以致于歌声很快盖过了叫骂声和嘘声。
索菲亚镇的灭亡是那些大规模强制迁移中的第一次。那些迁移在其后的日子里引发了极度严重的后果。随后在这片废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区叫做“特莱欧弗”，＇3＇令人感到意味深长。
1953年9月，政府又一次宣布了对曼德拉的禁令：他不仅在两年内不能参加任何集会或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强迫他退出非国大及所有与之有联系的组织。“还是没有任何听证会”，他指出，“也没有什么证据”。他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的抗议西部地区强制迁移的活动，尽管作为律师他仍然可以为对付警察而出主意。
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得到许可才能在城镇和市区召开集会，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举行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曼德拉设计了建立基层组织的方法——在城镇挨街挨户地动员人们加入非国大组织；要求人们在工厂、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家里进行集会。他警告人们提防告密者和特务奸细，甚至混入非国大的警察。他宣称：“南非，如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革命正在走向成熟。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愿意、决心并迫切要求彻底粉碎压迫的枷锁。”他引用尼赫鲁的话作为结束语：“你们可以看到，‘自由之路无坦途！’……”
在曼德拉遭受禁令限制的日子里，他为刊物《解放》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还是《战斗言论》杂志的编委，该杂志是鲁思·弗斯特＇4＇主编的政治及文学月刊。曼德拉在文章中表明他所了解的人民为生存而奋斗的日常细枝末节。他在1953年写道：
“人民的生活条件正在日益恶化而且变得无法承受。他们的购买力在逐渐下降，而生活费用扶摇直上。面包比两个月前更贵了，牛奶、肉和蔬菜的花费超过了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没有足够的房子住，也没有足够的钱享受医疗。他们在失业、生病、伤残、年老时得不到救济；即使有津贴，那点钱也不够生活所需。由于缺乏足够的医疗条件，我们的人民易患肺结核、性病、麻风病、糙皮病，婴儿死亡率也很高。”
“《土著劳动法》禁止工人罢工和停工，使非洲人失去了他们用以改善环境的一件武器。这一法律的目的是毁灭目前由工人们自由控制的非洲人工会组织……”
1955年他写文章论述了有关“流入控制”法律及流动劳工制度。后者对家庭和乡村地区有影响：
“非洲人全家不能住在一起，家庭破裂，孩子与母亲被迫分开；非洲人犯人受到残暴对待，在殖民地似的农场里非洲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强制拘禁，这一切只是骇人听闻的、恶毒的种族不平等的几个例子……”
对于操纵矿业和农业的那一小撮人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目的”就是为矿业巨头和农场主们创造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这就是政府为什么拆除贫民窟、把非欧洲人民从城市赶回到农村去的原因，目的就是保障农场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反抗政府的非欧洲人受到如此残暴对待的原因。
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取得事业成功的非洲青年不再是国家的荣誉，而是对统治阶级的威胁。因为他们可能不愿下到地壳深处，呛得喘不过气来，为的只是把矿业巨头们养肥。他们也不会愿意为了得到可怜的配给食物而到农场去挖土豆。
政府将宣布特兰斯凯为另一个班图斯坦，或是叫做“黑人家园”，尽管政府的汤姆林森委员会调查报告说，这里落后的粮食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只能养活总人口的1/5。根据个人的亲身经验，曼德拉把这一地区描写成全国最大的“廉价劳动力贮备库”。他说：
“根据官方估计，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工作的非洲人中，1/3来自特兰斯凯……。实施所谓的改善计划，加强税收以及假称是部落统治，这些手段只是为了确保流动工人源源不断供给……。该计划的真实用意是让保留地的农民们更加缺少土地，并让他们贫困。其主要目的是创造一支流动工人大军……，上班时把他们关在圈起来的棚子里，回家后把他们安排在乡村居住点，目的是防止出现一个紧密团结、强有力的、富有战斗性的而且能清楚表达自己想法的非洲工业无产阶级。它有可能掌握政治斗争的基本原理。而统治阶级想要的只是一支驯顺的、软弱无力的、无组织、思想混乱的工人大军。”
为了对付日渐高涨的国际社会的批评，土著事务部部长H·F·维沃尔德博士想出了班图斯坦的办法。班图人将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沿其自己的道路发展”。在占国家87％面积的“白人地区”，300万白人将统治600万非洲人、150万有色人和50万印度人。约500万非洲人被限制在另外13％面积的土地上，他们将住在260个面积狭小而且相互分离的农村贫民窟中，在那里他们的权利极为有限。
维沃尔德还设计了“班图教育”。他宣称：“非洲人应双脚站在保留地中”，而且他们的教育应“扎根于班图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初等教育主要使用本地语言。
曼德拉评论说：“这位部长已经很残忍地把目标解释得清清楚楚……，教育我们的儿童说非洲人比欧洲人劣等。”这一政策意味着非洲人“在‘主子统治’社会中永远地受奴役”。不再由教会人员进行非洲人教育，因为他们教授的是黑人与白人平等。维沃尔德宣布他将驱逐教会和教会人员，因为“他们在土著人中制造了一种错误的期望”。
50年代早期，每个白人学生的教育经费是44英镑，亚洲和有色人种学生每人19英镑，而非洲学生每人只有不到8英镑。尽管国内外愤怒的抗议此起彼伏，“班图教育”还是被强制实行，著名学者们在抗议活动中作用显著。然而，非国大号召家长们让孩子们退学这一行动受到家长们质疑：“如果我们抵制班图教育，你们有什么替代办法吗？我们知道班图教育会使孩子们在精神上成为侏儒，但能让他们在街上疯跑吗？”在教会人士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和赫德尔斯顿神父及他们的“复活社”单独行动，关闭了学校而不愿让政府接管。
曼德拉曾建议成立“社区学校”。如果那样有危险或难以实现时，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的小屋都可以成为孩子们学习的中心。但非国大和一些志愿者们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关门大吉了：根据新法律民间提供“不达标的”教育是一种犯罪，可以被判罚款或监禁；而且他们总是经费不足。在那些仍坚持抵制班图教育的地区，警察开了进去并大肆搜捕。可以预料那会惹得人们放火报复，同样可以预料这会招来更频繁的警察袭击。
班图教育很快扩展到高校。“非欧洲人在种族混合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曼德拉说，“被认为是政府种族政策的灾难。学生们之间的友谊和种族和谐……对种族隔离政策构成了直接威胁……”。政府将把部族学院用于强化其政治意识形态，他们所要提供的教育目的不是“开发人民的创造潜力，而是要把非洲人在精神上培育成白人永远的奴隶”。
政府不断抛出新的花样繁多的禁令。曼德拉描绘了这对个人意味着什么：
“政府以法律的名义限制我的种种活动，使我同亲朋好友相分离，与那些像我一样思考，同我信仰相似的人相分离；现在不论我去哪儿都有警方秘探跟踪。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成罪犯对待——一名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自己的伙伴，不能陪别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参加政治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并非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次高层领导人接着是第三级领导人都受到禁令限制，但非国大仍继续战斗。他坦率地承认了一些失败，如未能阻止西部地区强制迁移；华丽的词藻太多而缺少仔细计划和组织的行动。由于人民普遍贫困，会员费做了调整，非国大从来没得到足够的经费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必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那些受禁令限制的人继续工作，但被迫采取秘密的地下形式。坦博发觉他们有些焦虑，因为如果被判刑，刑期会很长。但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机智和自信有助于驱散恐惧。“人民”，他说，“越来越清醒地注意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所有民主力量之间的联合很有必要”。
在一年的禁令期满后，卢图利酋长遭受更严厉的限制，在两年内只能待在他那文化落后的农村家里。他生了几个月的重病，但刚一痊愈他就参加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计划进行新形式的抗议。
Z·K·马修斯在纽约联邦神学院做了一年客座教授，刚刚回到南非。他建议成立“人民大会”，在1953年开普省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他说：“我不知道时机是否已经成熟，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考虑举行一次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为未来的民主南非起草一份《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1909的全国大会就应该做这件事。这是一种创造性地思考国家问题的方法，可以明确规定解决运动的目标所在。
1955年，“人民大会”运动已经步入正轨：好几个组织已经与非洲人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