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国史经典蚜-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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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将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以奖掖和笼络这位重臣。房玄龄去世之后，房遗爱、高阳公主被人告发，调查很快证明这是一次耸人听闻的“谋反案”。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许多宗室和贵族被牵连其中。太宗朝的两位驸马房遗爱、柴令武，以及他们的妻子，高祖的驸马、名将薛万彻，宗室、荆王李元景先后被杀。太宗年间太子地位的竞争者———皇子吴王李恪同样受到牵连，被害。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流放岭南。除上述宗室、外戚之外，“谋反案”株连贵族、将领甚多，朝廷上下惶恐不已，对长孙无忌唯命是从。
长孙无忌试图借房遗爱“谋反案”建立独裁统治，消弭贵族内争的隐患。但他在此案中罗织罪名、株连政敌，结果召来了许多怨恨，最后也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房遗爱事件以后数年，长孙无忌一党在改立皇后问题上遭到了高宗和其他重臣的联合进迫。宗室、贵族、元老重臣在经历了长孙无忌的打击后，已经因仇恨而四分五裂，再也无力抑制武则天的独裁。
第53章 论君道（）
（唐）吴兢
导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
玄武门之变中，唐太宗李世民杀戮兄弟，逼迫父亲，夺取了帝位。太宗登基后，太子一党的残余势力尚流窜于民间，密谋卷土重来。贞观初年距离隋末内战未远，旧贵族、庶民人心不附。在北方，突厥不断骚扰新生的帝国，甚至准备勾结心怀不满的反叛者。隋朝的历史证明，在安定未久的帝国中，时局的风险极易演变为失控的危机。因此在朝廷上，太宗尽力谋求与贵族共治，而非坚持君主的独裁地位。在国政上，他放弃了开拓政策，倾向于与民生息，极力避免激起不满和骚乱。太宗十分理解时间对君主更加有利，因此努力避免统治的风险。这种现实、克制、妥协的政治风格在贞观初年尤其明显。利用和平的机会，太宗罢黜了内战时期桀骜不驯的功勋军人，努力建立官僚统治。在长期和平的帝国里，政治反对派也被迫偃旗息鼓，放弃了反抗。贞观中叶以后，地位渐渐巩固的唐太宗行事专断，与隋炀帝颇为相似。他在国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对高丽、突厥发动浩大的远征。太宗的举动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和抗议，一些高级官员甚至以前代隋炀帝的先例警告他。太宗以为这些警告过甚其词，至少他以为自己的处境比隋炀帝更有利。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开凿运河的努力造就了统一的帝国，这一遗产已经被唐代君主继承。隋末的内战毁灭了北朝数代以来最有政治野心的贵族，但依然留下足以为新帝国服务的优秀官员、军人。贞观年间的和平与其归功于太宗的治理，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来政治、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啖：吃。割股啖腹即割下大腿的肉填肚子］，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怨既作：怨声载道］，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詹何：人名，春秋时期楚国人3］，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砍柴的人］。’昔唐、虞之理［理：即“治”，避唐高宗李治讳，这样的用法下文还有］，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共、鲧：共即共工，鲧即禹的父亲］，不能塞也；靖言庸回［靖言庸回：靖言是指恭顺的话，庸回是指凡庸邪僻的行为］，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梁武帝：姓萧名衍。建梁政权。朱异：梁大臣，曾建议梁武帝收纳侯景。侯景举兵向阙：侯景原为东魏臣，归梁，后起兵反叛。阙，宫殿］。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神器：指帝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殷忧：非常忧虑］，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胡越：古代少数民族胡在北，越在南，胡越一体指相差很远的人也能团结一致］，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董：监督］，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朽索：朽烂的、不结实的缰绳，奔车朽索指危险可惧］，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盘游：打猎。三驱：用商汤网开一面典故，围合三面］，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九德：虞书言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怨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松、乔：赤松、王乔，传说中长寿的人］，鸣琴垂拱［垂拱：大家言垂拱而治，垂衣拱手使天下太平，意即无为而治。］，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省频抗表：看了你频频的上书］，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绥：何曾的孙子何绥，晋武帝之后，政局大乱，何绥被东海王司马越所杀］，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台司：三公，位极台司指位高权重］，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韦、弦［韦：柔皮。弦：弓弦。古人曾有性急者佩韦、性缓者佩弦以自醒］。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康哉良哉：舜时有贤臣皋陶，有歌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若鱼若水：用刘备得诸葛亮典故］，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犯而无隐：宁可冒犯，也不隐瞒］。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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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论隋炀帝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第54章 论任贤（）
（唐）吴兢
导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招揽人才，充实幕府。其中既有冲锋陷阵的将领，也有多谋善断的文士。平定全国后，善于处理政事的文士渐渐得势。李世民发动政变夺位自立后，罢黜了自恃参与政变有功、桀骜不驯的将领，刻意培植文官政府。在秦王时期就追随李世民的文士更见重用，纷纷进入朝廷中枢。除任用自己的亲信之外，李世民也留意招揽先前的政敌，为后者在朝廷中留有一席之地。前朝的贵族、官员，内战时期的反叛者，共同组成了贞观年间的朝廷，他们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
与北周、隋以贵族政变完成朝代改易相比，唐王朝的朝廷深深地留下了隋末内战的烙印。贵族政变对朝廷的影响是十分内敛的，往往局限于皇室及其亲缘家族的变更。相形之下，隋末短暂的分裂和内战毁灭了部分旧贵族，同时为一些平民提供了发迹的机会。贞观年间的朝臣大都在隋末内战时就已经崭露头角。李渊进军关中时，李世民随同出征，途中收揽了许多隋朝的低级官员。李世民平定关东时，又招揽了许多瓦岗军旧部，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唐朝的名臣骁将。相比于隋代而言，贞观年间，西魏以来的旧贵族势力在朝廷之中已经式微，但依然保持了恰当的优势。出身平民的新贵族则为君主提供了巩固君权的机会，以维持朝廷的平衡。君主可以在旧贵族和新贵族之间进行调整，保持着对帝国的有效治理。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初仕隋，为隰城尉［隰城：地名，在今山西西部］。坐事除名［坐事除名：因某事被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署：任命。渭北道：行政区划。记室参军：官名，掌表章、文书。］。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太宗即位前封秦王。记室：官名。大行台考功郎中：官名，掌考察百官功过善恶］。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隐太子、巢刺王：指最早被立为太子的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春宫：太子宫，此处借指太子。太子左庶子：官名，掌侍从、赞相礼仪。］。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端揆：指宰相之位］，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兵曹参军：官名，掌武官薄书、考核等。长史：总管的副职。］。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守藩端拱：藩指分封的土地，端拱指端坐拱手，意即坐守现有地盘。］，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