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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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民窟不是城市的牛皮癣

　　　　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还有一个很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防止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我第一次听到“贫民窟”这个概念是六七年前，那时我还在央视工作。温铁军教授从印度考察回来，跟我说，那里的情况真是惨，很多农民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会三文不值二文地把土地甩卖掉，成为失地农民，然后去哪儿？只能去城市住到贫民窟里。可是贫民窟有两个特征：

　　　　第一，基础设施极端恶劣。十几万人聚集的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厕所，街上屎尿横流，几万人围着一个水塘，倒痰盂也在里头，洗衣服也在里头，那还是人住的地方吗？

　　　　第二，贫民窟会建在哪里？要知道，农村土地私有化，城市也是一样，贫民窟不能建在私人领地上吧？只能建在政府拥有的公地上。政府的公地在哪儿？河道两侧、铁路两侧、公路两侧。我们经常听说印度发生火车翻车事故，都觉得这个国家基础设施太差，为什么？除了国家穷、征地困难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两侧都是贫民窟，所以铁路无法修缮，河道无法疏浚，公路无法拓宽。能只怪印度政府吗？当时温铁军教授说：“贫民窟就是城市的癌症。”至今言犹在耳。

　　　　我对贫民窟的认知，直到今年我看到落脚城市这本书才发生了改变。它的作者桑德斯是一个加拿大人，这个人有一个爱好，就是去全世界的各大城市考察贫民窟。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前提是，人类进入城市的进程不可阻挡。这本书第一句话劈头就说：“未来100年，到21世纪末的时候，人类将会成为一个彻底居住在城市的物种。”不管他这个判断对不对，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清晰可见、不可逆转的进程。

　　　　联合国在21世纪初发布过一份报告，说城市化进程会带来贫民窟。到2010年的时候，全世界将有12亿人住在贫民窟里；到2030年的时候，是20亿人，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住在贫民窟里，其中亚洲占60％，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发现，看待贫民窟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城市的牛皮癣。这本书认为，贫民窟是另外一个动态的、生机勃勃的所在。

　　　　贫民窟还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不是由社会渣滓构成的，恰恰是由那些乡村当中的精英构成的。他们为什么不待在农村，而选择来到城市？首先他们具有冒险精神，而具有冒险精神的地方，我们不要只看到外表的脏乱差，实际上它具有惊人的社会活力。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有趣的城市叫迈阿密，美国的第十一大城市。它是怎么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古巴搞革命，卡斯特罗上台后，大量的难民逃到了一海之隔的美国，聚集在一个叫迈阿密的地方，当时迈阿密不就是贫民窟嘛！

　　　　到了20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一想，怎么对美国捣乱呢？他灵机一动，决定开放一个港口，把流浪汉、罪犯、妓女这些社会害虫给美国人送过去，给美国捣乱。结果呢？几十年之后，迈阿密成为美国第十一大城市，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金融中心，美国所有大型银行和跨国公司的拉美总部都设在迈阿密。我去过那个地方，风景如画，现在是纽约、华盛顿那些富翁大佬们的度假胜地。为什么？因为有活力啊。

　　　　有一个社会学家问过我一个问题，是监狱里面的犯人平均智商高，还是外面的普通人平均智商高？这个问题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监狱里面的犯人智商高。他们的道德水准可能很低，但是他们长期跟社会各种规则进行非常频繁而艰难的博弈，所以智商普遍较高。迈阿密就是这种情况，卡斯特罗当年送去祸害美国的这帮人，恰恰是智力上的精英，所以反而激活了这个城市的活力，成就了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诞生。这是贫民窟的一个特征，它是精英会聚的地方。

　　　　就像北京，你以为住在唐家岭的都是loser？他们的月薪收入可能有四五千块钱，但是觉得自己现在还没能力买房，干吗把钱花在租房上！所以专心工作，只搏明天。

　　　　印度的贫民窟里也有这个特征，很多人都是在大公司上班的中产阶级，白天西装领带，下了班就钻进贫民窟，把西装脱下来，放在枕头下仔仔细细压好裤缝裤线。所以贫民窟里不见得都是社会的失败者，不见得都是没有希望的人。

　　　　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

　　　　贫民窟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是流动的。不妨想一想，我们的城市化不过才发展了100多年，我们祖上还不都是农民。农民进城有什么特征？都是乡村的精英先到城市，打下滩头阵地站住脚，然后亲戚、老乡逐渐跟进，渐渐地把整个家族都安顿在城市里。所以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个现象，某个行当的从业者往往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剃头的一般都来自温州，澡堂子里修脚、按摩的基本都来自扬州，船老大基本上都来自湖北。北京也是这样，做早点的基本来自安徽，包括打印店老板基本上都来自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这是中国的普遍现象，而这个现象折射出的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进程——先有人打下滩头阵地，住进贫民窟，然后才有中产阶级的诞生，才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乡村人来到城市的落脚之地，是一个落脚城市，那是未来整个人类城市化那座辉煌大厦的第一层、第二层，是不能把它抽取掉的。

　　　　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里有一个帕克教授，他写过一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所有贫民窟的人其实都想混入主流社会，而真正造就贫困的是什么？是社会隔绝，是类似种族隔离那样的措施，厌弃贫民窟，把贫民窟当作牛皮癣从城市的皮肤上给剥掉、扒掉，这些措施反而造就了贫穷。

　　　　巴西的总统卢拉，就是一个贫民窟出身的总统。他当了总统之后，立志要改造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约热内卢约有600万人，其中有200万人住在贫民窟里，怎么办？因为巴西2016年要办奥运会，所以巴西政府拨款23亿美金，为贫民窟修建新房子，老百姓可以租住，也可以购买，购买的房子还可以抵押，获得财产性收入，等等。

　　　　我们再去看中国学者的看法——要避免形成贫民窟。结果避免了吗？中国农民现在没有土地私有化，在农村的地卖不掉的情况下，农民们不照样是把农村土地抛荒进入城市吗？这种情况还少见吗？比如说北京的唐家岭，曾经有一本书叫蚁族，就是专门写这个地方的。唐家岭每个月的房租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合租的话更便宜，只要一两百块钱；唐家岭的水果要比城里便宜一半，十块钱能买两大盘饺子。所以很多在中关村上班的精英都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交通也很方便。

第55章　现代化的本质（3）（）　
但是这个现象被曝光之后，唐家岭被拆了。可是定福庄、黄庄这些地方冒出来了，一个唐家岭倒下去，好几个唐家岭站起来。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你不可能要一个好的结果而不付出任何的代价。如果我们认可落脚城市这本书作者的远景，人类将会大规模地、决定性地成为一个城市物种的话，这个阶段我们跨不过去。

　　　　说到贫民窟的话题，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诺曼底登陆。盟军的战船卸下大量的士兵，在诺曼底海滩上建立自己的滩头阵地的时候，对面是谁？对面是隆美尔将军建立了好几年的豪华的、坚固的、非常有秩序的那些城防堡垒。那你说哪边好看？当然滩头阵地这边脏乱差了。可是，如果世界历史的趋势不变的话，最终的胜利会属于谁？

　　　　02反贪到底反什么

　　　　道德教育和严刑峻法都不能根治腐败

　　　　我们中国现在处于转型开放的进程中，很多话题是上上下下都在关心的，比如说反腐。它不仅是民间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期待。所以谈这样的话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儿奇怪？什么叫反贪到底反什么，还能反什么，反贪官呗。如果继续追问，反贪官的什么呢？通常的答案是这么两条。第一，反贪官的不道德，贪官肯定都是坏人嘛。第二，既然有人贪污，肯定是制度建设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

　　　　这两个答案都没错，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不进一步去深挖腐败的根子，仅从道德和制度入手，也许并不能解决问题。

　　　　举个例子，1585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明万历十三年，万历皇帝好不容易把张居正给盼死了，终于大权独揽。为了显得自己是一代明君，他起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仅在明朝，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当中，都大名鼎鼎，这个人就是大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表率，起用他就是要澄清天下吏治，这就是在道德上入手。

　　　　海瑞这个人在道德上不正常到了一定程度，比如海瑞的老母亲过生日，所以他家里买了块肉吃，结果全城的官员都轰动了，奔走相告：“海瑞家吃肉了！”

　　　　海瑞还干过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有一天他看到五岁的女儿拿着一块饼在那儿吃，就问饼从哪儿来的，女儿说是隔壁一个小哥哥送的。海瑞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吃男孩子送的东西呢？你是我的女儿，应该被饿死。”结果七天之后，这个女孩就被他活活饿死了。按照今天的价值观，海瑞就是个礼教禽兽。但在当时，这就是道德标杆。海瑞已经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来给这个社会立一个道德标杆了。

　　　　但是，海瑞的存在，对于整治大明官场的整体腐败没有任何作用。

　　　　道德教育是中国自宋明理学之后，深入人心的一种道德体系。而且，海瑞本人也很重视制度建设，他被再次起用的时候，已经赋闲在家十几年了。皇帝问他，怎么澄清天下吏治？海瑞讲了一句话，无非是“复太祖之法”，什么法？“贪赃八十贯论绞。”贪污八十贯钱就绞死。

　　　　八十贯钱是什么概念？明初一贯钱就是一两银子，八十贯钱相当于如今的两三万块人民币。但是到了万历年间，钱币早就贬值贬得一塌糊涂了。太祖是不是这么干的？真就是这么干的，这就是制度建设。但是朱元璋晚年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早上杀了，晚上他又犯罪，所以以后但凡贪赃的全都杀掉。可以看出，老皇帝晚年已经开始讲气话了。都杀掉，谁给你干活儿？在明太祖晚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官员带着镣铐在堂上办案的景象。

　　　　总而言之，无论是树立道德标杆，还是严刑峻法，至少在明清之际的官场文化当中，事实证明是没有办法治理腐败的。

　　　　腐败不是个人现象，是系统性问题

　　　　这些不管用，那什么管用呢？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古代官场的例子。在大清王朝后期，整个官场中出现了一朵奇葩，就是大清国总税务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总署署长。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个职务一直是由英国人赫德来担任的。赫德这个人十几岁来到中国，20多岁就当了总税务司，一直干到1908年，实在干不动了才退休回了英国老家。但是大清国很仁义，把这个职务一直保留到他死，赫德死的时候还赐给他一个太子太保的荣衔。

　　　　在以往的近代史中，一直把这件事当作大清王朝丧权辱国的一个标志，认为慈禧老太婆太坏了，居然任用英国人来把持中国的财政，怎么能够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呢？可是，大清王朝这么做，不仅是心甘情愿，而且因祸得福。

　　　　什么叫心甘情愿？1861年的时候，英国人说，你们打仗打输了就要赔款，可是你们又没有稳定的财源。这样吧，我们指定一个财源，就是你大清国的海关税收，再派一个英国人来管这件事，那我们就相信你们有能力还清战争赔款。

　　　　清政府正巴不得呢，本来就不爱跟英国人打交道，现在英国人负责进口出口，还帮我们收税，这部分钱的一部分作为战争赔款，政府还能得一点儿，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说是因祸得福呢？因为这个系统运作起来之后，朝野上下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居然成为大清国晚期最高效、最廉洁的一个系统。

　　　　赫德在1861年接手的时候，全年的海关税收500万两银子还不到。但是他卸任的时候，每年可以给中央政府稳定地创造3000万两银子的税收，而且还在稳步增长，一直到民国初年，成为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财源。

　　　　这就奇怪了，按照我们刚才的反腐败理论，如果腐败的症结在于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你会发现大清总税务司好像两边都不搭。你可以说赫德这个人道德不错，可是他底下用的不还是中国人吗？他聘用的1000多名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能比这个系统外的中国人高多少？其实他们跟英国人打交道，反而不会讲什么程朱理学、圣人心性，所以说他们道德水准高，这解释不通。

　　　　如果说制度建设好，请注意，那是大清政府的一个官僚分支机构，是地地道道的皇权专制系统。而且赫德这个人没有什么审判权，他不能派御史去查案，也不能把底下人脱光了打屁股，所有的严刑峻法他都用不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高效且廉洁的系统呢？所以产生了一个解释，因为赫德引进了一整套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式的行政管理系统，导致海关税务司这个小系统和大清的官场发生了隔绝。

　　　　腐败不是一个个人现象，不是一个个人道德和个人在严刑峻法面前到底胆子大还是胆子小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只有在这个系统中隔绝出一个局部，你才会发现这个局部的情况改良了。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来重新审视这个源远流长的现象。

　　　　贪污腐败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现象

　　　　让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官场，来看看腐败到底是一个什么系统性现象。既然讲到系统，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道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