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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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北大提请师生考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竭力诱导和煽动师生翻“六。一八事件”的案。接着，他又于七月二十八日去北大明确表态说：“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是好人打了坏人”。七月二十九日，康生接见人民大学部分师生时，又竭力为“戴高帽，挂牌于”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这虽然不符合政策，但也“不要去责备那一部分同学，应该原谅他们”。八月四日，在北师大师生大会上直接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武斗事件”
的正确处理，是“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给林枫、郭明秋等同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当天，康生就在人大会堂接见其头头，对他们的武斗行为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有关系，轻得很”；第二天又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八月二十七日，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康生的这一系列“指示”，立即传达全国，顿时形成了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的妖风。
九月八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山东来京学生代表时，就曾为他煽起的
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的妖风进行过一次辩解，说：“有些地方流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挂黑牌，这完全是误会。我当时打电话说，‘游街、戴高帽，当然不算武斗，但又不算文斗’。可是接电话的人向全校传达时，只传达了我的前一句（‘不算武斗’），丢了我的后一句（‘不算文斗’）”。
这是愚蠢的辩解。这辩解非但没有推脱掉他的罪责，相反，倒无意中供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之风确是由他煽起的。不过，说老实话，康生这里所煽起的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之风，同他后来所搞的“武装左派”，制造武斗事件相比，正如他自已所说的那样，确实“轻得很”。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叙述。
四、把军队搞乱。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而，他们不能不把矛头指向军队。这就是他的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根本原因。
阴谋有术，窃国有方的康生，在关键问题上，显示了特有的能量。由于他对林彪、江青的意图摸得准确，因而对打砸抢分子的指挥就特别灵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康生在中央党校接见“造反派”头头时说：你们要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一月六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另一“造反派”头头时又说：无产阶级军队，“也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军队，“也可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康生谈这些话的第四天，即一月十日，王力、关锋等人，就在一个材料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乱军口号，送江青审批。江青又转送林彪“批示”，林彪当即批了“完全同意”几个字。于是，这股乱军之火便烧到了军队。三月二十日，林彪又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蛊惑人心地提出：“带着枪杆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比之没有带枪杆子的还危险。”经他这样一说，已经点燃的乱军之火，燃烧得更旺了。
由于有林彪作后台，康生更加有恃无恐起来。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讨论“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坚持要在宣传提纲上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的口号。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新闻稿时，由康生口授，关锋执笔，又坚持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和相应的社论，这样，就使这一反军乱军口号第一次公布于全社会。从此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许多部队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鉴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成了严重局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不得不出面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又竭力推卸自己在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方面的罪责。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他在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时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接着又诡辩说：“我们是批评了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的错误”，但是不能把我们的批评看作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面三刀，横竖有理，应黑应红，随时而变。康生就是这样一个翻脸不认帐的人。但是事实是赖不掉的。
五、把生产搞乱。
“文化大革命”之初，尽管形势很乱，但是这种乱还仅仅限于党政机关和文教战线。可是，康生之流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一心想把烈火引向全国，引向各条战线，特别是引向牵动所有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战线。
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使国家减少损失，特指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
于十一月底召开一个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即中央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会
议），研究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会者分析了工交战线的三个特点：第一，工交系统是执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没有那种所谓“黑线”统治的问题，第二，工交系统历来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第三，工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一环扣一环，需要稳定的连续性，不象学校、文艺团体那样，可以随时停止工作。从这三个特点出发，大家得出结论：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停产闹革命。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个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
应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十五条》算是一个保护生产，减少损失的及时措施。然而，这同那伙以搞乱全国为目的的倒行逆施者，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他们看了大为恼火，立即责令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于十二月二、三、四日连续开了三天，名义是“汇报”，实际上是对工交会议及其制定的《十五条》进行批判。这三天是这样安排的：头一天，他们听取汇报；最后一天，由林彪出马作总结；中间一天，主要是康生对工交会议进行“批判”。康生批判时，林彪连连赞许，颇为欣赏，并多次插话，文武共谋，狼狈为奸，就这样完全推翻了工交会议决定。康生的“批判”发言，劈头就说：“我同××（共产党）左派谈了三次，共十多个钟头。他是中央委员，搞工业的，谈话后教育很大。
从××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呢？“还未等康生回答，林彪立即插话说：”康生同志，你把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到资本主义的？从思想、农业、党，……政策等怎样变的，我们怎样才不变，怎样堵
住这个漏洞，我们不甚了了，搞得不好就会变。……请康生同志研究研究。
对这些问题，只有笼统概念，没有具体事实，印象不深刻，没有说服力。“
林彪向其“理论顾问”请教了，康生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立功的机会，他如同打了吗啡针一样，顿时精神倍增，滔滔不绝地讲起××怎样变修的所谓“经验教训”来。他的结论是：“××变修首先是从基础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复辟，工厂企业关系很大，因为这是经济基础嘛！”（林彪插话说：“对，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接着，康生把话头一转就讲起我国的情况来。他说：“我们的工厂也不那么于净”，虽然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所有制变新了，但是，“商品、等价交换规律基本未改，仍然实行按劳付酬”，这些都是旧的。因此，“我们的工厂，恐怕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工厂的修正主义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这样，就“不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中去”。所以，“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重要，因为工厂是基础”。（江青插话说：“应说工农业是基础”。
林彪说：对，无论工业农业都是基础。）康生继续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学校次要，而是比学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农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工交的同志对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一下，教育干部认识这些问题”。（林彪插话：“前车之鉴，要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康生还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最后强调说：“为了反修防修，在工交系统必须立即全面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康生这篇经济基础变修论，是以理论权威的架式提出的，又得到了林彪、江青的批准，真象十万吨黄色炸药的爆炸，大大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唬住了很多人。更严重的是它成了当时工交系统打砸抢分子的理论武器。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武器，迅速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推广到整个生产战线，从而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六、全国性大夺权。
一场灾难性的烈火烧向了全国各个领域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起，从上海开始，又掀起了一个夺权恶浪。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的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大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王效禹派康生之子张子石来京摸中央文革对夺权的态度。康生由王力、关锋等陪同，于二十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康对张子石说：“王效禹是山东夺权的好条件”，你回去可转告王效禹，“要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
省的夺权问题。“王效禹得了康生的指示，迅速于”—。二二“和”—。二七“
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山东长期盛传王效禹夺权是“走的康生的后门”，便是由此而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联部有一个不受康生支持的群众组织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王力等人硬说是“柯”字，是指某著名专家，目的是想把某著名专家打成黑帮，以破坏我党和友好人士的关系。以此为借口，把该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指示他在中联部的心腹强行夺权。三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为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翻了案，封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支持他们夺了四川省的权。
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确实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
林、江天下康家党，中国究竟向何方？这是广大人民和广大干部焦虑的问题。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以毁党毁国之“奇功”，换来了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他先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接着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成为党的副主席。
第二十三章劲松和逆流
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于深重的危难之中。一切忠诚的人民、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之担忧，并采取不同形式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抵制和反对。特别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着用革命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踏，领导人民事业的共产党被篡夺，他们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了，于是象暴风雨中迎接战斗的海燕，巍然挺拔的劲松那样出现在第一线。他们就是为中国革命建立过功勋，使敌人丧胆，为人民敬仰的一批老共产党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上，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会议上达到了高潮。这次斗争的特点是，开门见山，短兵相接，一边是义正严词，一边是阴谋诡计；一边为捍卫党的原则而义愤，一边为破坏党的事业而称快。拨开乌云，忠奸分明。
康生是参加这次斗争的重要成员之一，是林彪、“四人帮”不可缺少的顾问。他为了在那遗臭万年的耻辱碑上，再刻一笔功劳，使出了他的全部秦桧式的本领，上窜下跳，出谋于密室，鼓噪于基层。他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月怀仁堂会议上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从而制造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国的大冤案。
历史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当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讨论如何抓生产的问题。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
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激烈斗争。
这次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陈毅、李富
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七位国务院副总理或军
委副主席，另外还有余秋里、谷牧两同志；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在座次上就是两阵对立，十分鲜明。
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了话。他说：“你们（指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严厉的质问，刺痛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阴阳怪气，交头接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