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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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师长汪道铭，少将只有一位，我，总共四名将军。军需司司长黄桦也只是上校。
升官了，大家都很高兴，只有黄桦上校有点担心，“这明年的军费开支会猛增一大块的”。
我说：“没关系，我心里有数。士兵的薪金涨的不多，一方面，是把原来的补贴，落实到军费开支里了——实际上，还不是那些钱；另一方面，增加的是训练费用。这也是应该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嘛！”
这话我总说，就是新来的，也听我说过许多遍了。此时，一听不由都笑了。
军费开支自然会猛涨一块儿，安徽国防军绝大多数人都是新入伍的义务兵。月薪4元，全军平均下来，人均也就6元钱，一年72元；每月300发子弹，枪械零件更换维修，手雷若干，训练费用若干，每年100元；每年军装夏服2套，冬服两套，伙食费和其它补贴若干，每年100元；总计，每年一步兵平均需要支出270元。
而炮兵每年费用是步兵的三倍，海空军更是惊人。可以预计，来年军费开支将达到五六千万。
黄桦是个本份的人，虽然说过也就算了，但对安徽养如此多的军队，还是心怀疑虑，神情便有不同。
我观后，心中一动，今日开会，在场的都是我军中的得力人手。我大方针的决策一向是独断专行，这固然有我无法解释的原因，但长此以往，必成大患。“上下欲同，无往不胜”，有些事情也是需要上下沟通，预做准备的。
于是，便笑着说：“在座的诸位都是军中的行家，想必对我扩军练兵，有些儿想法。”
有人点头，有人面无表情，但都注意倾听。我眼睛一扫，便知众人都心中有数，只是不说罢了。
“我也不说虚的，‘驱除鞑虏’，这话说起来好听，实际不就是改朝换代，哪一次不是人头滚滚，大乱数十载。中国这样子经不起折腾，我是改良主义者。说句心里话，我既不相信北京，袁世凯为了自己的权力，什么都肯做；我也不相信南京的能力，孙小山空有雄心壮志，但言过其实。再说，同盟会的乌合之众能做什么？
武昌起义不是同盟会打赢的，而是袁世凯想更进一步，压着北洋军不放手大打，武昌才始终打不下来。
过后，同盟会有声势，袁世凯有实力。若二者归一，大局自定，不会有什么变化，可惜民主深入人心。民主需要教育普及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这个，有时间再说。民选政治注重的，不是实力，是声势。如此一来，同盟会占尽优势，你们说，袁世凯会不会老老实实回家养老？
……
我看不会。
那孙小山会不会回家养老？我看也不会。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革命了，满清下台，就天下太平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战争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
形势如此，安徽自要扩军练兵。天下大乱，我辈自是力挽狂澜；天下太平，我国防军一样可以抵御外辱。什么叫国防军？保卫国家，抵御外辱——如此才叫国防军！
国防军目标，是直接瞄准欧美列强的军队。欧美强国军队是什么武器装备？国防军是什么武器装备？你们都清楚，国防军武器装备，世界第一流。只要训练有素，我一个团出去，横扫中国新军任何一个师镇，都不在话下。就是与同等数量的欧美军队征战，国防军也要胜过一筹。
现在看来，扩军备战，是正确的。”
“黄桦，按新军的装备训练和起义取得的资金，在维持安徽政府正常运转的同时，能养多少军队？”
黄桦盘算一下，道：“二万。要是不免税的话，三万也成。”
“安徽如此贫瘠，起义时，尚有2200万圆储款；武昌起义，我的消息是储款4000万；你们说，同盟会光复了上海和南京，袁世凯雄踞北方，会有多少储款？”
环视一周，没有人说话。
“现在，北方的税，分毫没有减少，熊希龄却窘迫到连一万块都借不出的地步。南京的军队粥都快要喝不上。”
知道的人都面带微笑，前一阵，熊希龄接连给我发来的电报，那叫一个恳切。
“这样的治理手段，让我如何相信南北方，能够治理好国家？
宣统退位以来，熊希龄大借款，黄兴反对，借款失败。
内阁左一个，右一个，现在都已经是第三任了。
同盟会铁了心要限制袁世凯，原来，孙小山做总统，极力主张总统制，现在轮到袁世凯做总统，就马上改成责任内阁制。参议院决定定都北京，黄兴就威胁要以宪兵入参议院拘所有同盟会议员——我听说此事，笑个半死，真搞不明白谁要民主了——参议院遂决定定都南京。
可是，现在的形势能定都南京吗？日本意图染指东北，俄罗斯又策动外蒙古‘独立’。
袁世凯自然不肯——换了我，我也不肯——明显是居心叵测嘛。”
顾维钧拉了我衣角一下，意思是——说跑题了——我这是给读者分析下形势。
“今日之世界，民主是潮流，那我们就支持民主。我们今天所做的，就可以为民主作准备。但是，民主是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最高目标只有一个，让中国重现汉唐的荣光。
现在看来，孙、袁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最低目标，是保持安徽省自治。有十年时间，以我安徽一省之力，足以与任一列强争雄。
总之，如果天下太平，我们就保证安徽自治。各位要做好一切准备。”
我讲话从来不考虑什么煽动力，有什么，我说什么，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可以了。愿意跟随我的，我不会亏待他，背叛我的，我也不会手软。
PS：军制参考美军军制。
第24章
11月，德国警察培训班和美国警察培训班先后开班。
因为我与德国的“淮北——合肥”铁路协议，各国的驻华公使纷至沓来，想分一杯羹。骄横的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傲慢的法国领事侯耀，贪婪的驻华代办小幡轮番而至，我自然不会让他们占便宜。失望的公使们想必给南北京施加了很大压力，双方一致要求我取消协议——自然是反对卖国求荣什么的，我一概不予理会。北京政府那里有德国公使哈豪森，袁世凯不敢如何；南京政府敷衍一下就可以，反正它也不能做什么。我和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相处融洽，我应该算是一个有学识有修养的现代人，我们还谈得来。而且，阿庭是真正的美国公民，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现在，阿庭在安徽开矿山办工厂，自然对美国有利。更有趣的是，中国承认双国籍，华裔自动拥有中国国籍，阿庭自然而然也就拥有中国国籍。所以，同盟会也无法以阿庭来攻击我——顶多说说以权谋私——然“以权谋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指责一点效果也没有。
听说，我有意聘请外国专家帮助培训警察时，德、美双方都很感兴趣，努力推荐自己国家。我也有些为难，一个现在坚挺，一个是潜力股。于是，我遂开了两个培训班。
民国二年（1913），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会大选开始了。
看到国民党的声势，我不由后悔莫及。辛亥之初，我一时忙碌，忽略了上海的形势，致使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所害，遂使同盟会一家独大，将来可怎么收场。
自1900年之后的中国、有同盟会之前，光复会几乎是国内唯一重要的革命团体，徐锡麟、熊成基、赵声、温生才等烈士，毁家起义于黄冈的许雪秋都是光复会人。光复江南，光复会的功劳最大。而陶成章，就是光复会的实际领袖，在他死后，光复会失去最有力的组织者和有行动能力的实干家，“领导乏人”，也就星散了。
国会的选举中，宋教仁的表现太出色，别说袁世凯，我看着都打躇。我犹豫了好久，要不要保住宋教仁的命。宋教仁是个人才，更是民主政治的宠儿。许多人后来回忆起宋教仁，都说他很像遇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宋教仁的活力、天赋和讨人欢喜的丰彩，一出现就能使整个场面在他控制之下——真是让我惊叹！这样的人不去作明星，非来作政治家，不是和我做对嘛。
一团糟的国民党，就因为有宋教仁的主持，在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在安徽，民生党据有绝对优势，可是在宋教仁的努力下，仍然得到了九个议席。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国民党共占了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在两院中也只223席，加上民生党的31席，也不过254席，也就是说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参、众两院。
我不得不考虑，在将来的选举，我是否能胜过宋教仁，赢得大选——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权力场上，容不得半点儿软弱。而我是不能失败的，总统制只需要一个领袖。来到这段历史中，我最大的本钱，就是眼光，智者不过是有过人的眼力，能见人所未见，“振兴中华，舍我其谁”，我深信自己会做的更好。我将来要做的事情，宋教仁一定会反对。现在救了宋教仁，要是将来再想方设法谋杀他，可就成了大笑话。
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救下宋教仁。中国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何况民主这东西，我并不很了解，需要有人拾遗补缺。说到底，我是想到办法了，不然，我才不会给自己留下后患。我曾看过一个故事，大意为：世界上什么神的力量最厉害？答案是，制定规则的神——我只要制定一个有利于己的规则就可以了，自然看起来要公平合理。
我命令隐龙社注意宋教仁的安全，并且派了两个好手，以霍元甲弟子的名义——确实更霍元甲习过武，保护宋的安全。我不担心南北方打不起来，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就是借责任内阁迫使清廷让国的。现在袁世凯做了总统，遂把责任内阁制度当做了洪水猛兽，打起来是一定的。
民国2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宋腿部中枪，子弹有毒，伤到了腿骨，但没有生命危险，刺客武士英当场被擒。第二天，主使者应桂馨在家被捕，矛头直制袁世凯，舆论一片哗然。随后，国民党有意法律解决。但是，袁世凯却已经决定要彻底解决国民党。于是，不顾国民和议会的反对，以盐税为抵押，达成了条件极苛刻的借款协议——借款2500万英镑，然袁实际到手不过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
其间，袁世凯为对抗国民党，支持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于5月29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合并而成。到会者1500余人。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伍廷芳、孙武、蒲殿俊、那彦图、王赓、王印川为理事，张謇、冯国璋、蔡锷、汪大燮、熊希龄为名誉理事，党内实权为梁启超、汤化龙等掌握。
与历史略有差异，张謇没有参加此次大会，对合并也不关心。此时，张謇正忙于淮河治理一期工程的后期工作，并为二期工程做准备。对张謇来讲，没有比治理淮河更重要的事情了。
“宋案”发生以后，孙中山立即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召集紧急会议。他提出“非去袁不可”，主张马上兴师讨袁。宋教仁认为民主宝贵，主张法律倒袁，黄兴则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也主张法律倒袁。由于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力讨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善后借款一到手，袁世凯就让赵秉钧称病请假，指定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组成“战时内阁”。接着，袁世凯连下升命令，免除国民党入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并派北洋军南犯。在孙中山的动员下，李烈钧于7月1日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
1913年7月5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招集旧部，宣布独立，发表讨袁檄文，随后，黄兴在江苏南京起兵响应。广东、福建、湖南等南方几省，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二次革命”。国民党联络了我，希望取得我的支持——本意是希望我出钱，张孝准这回可不好使，被我直接拒绝了。我建议他们法律解决，现在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孙黄二人，自然没有结果。宋教仁带伤坚持党务工作，腿伤再次严重起来，听说，搞不好要截肢的——谁叫他不配合保镖的保卫工作的。
同盟会一向无组织无计划，改组成国民党后，算是有了组织。但是，没有计划的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讨袁军仓促上阵，孤立无援，连国民党的多数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因此这场革命很快就遭到挫败。在江西战线，北洋第一军于7月25日占领湖口，8月18日占领南昌。在江苏战线，讨袁军于7月16～22日间在徐州地区与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所部会战失利，直退南京。上海讨袁军进攻北洋军驻守的制造局屡攻不克。其余各省动员起兵迟缓，湘、粤、闽北援之师迟迟不发。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
安徽国防军此时此刻早已整编完毕，其第1、2、3、4师均是训练一年以上，官兵训练有素，只有新编第五师训练时间稍短。8月中旬，安徽国防军大举出动。
现代战争是不可能没有预兆的，安徽在“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就进行了动员。但是，在开战之前，还是有许多迹象流露。战争爆发后，湖北黎元洪倒向北方，安徽宣告中立自守，但发了许多通电，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停止内战。这些电报看起来，不痛不痒不起作用，许多人看了就一个感觉——“董正朝是谁呀？装什么大瓣蒜”。现在，都明白了。安徽国防军打着“中立调停”的名义，向北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此外，7月安徽民生党总部以隐晦的语言和方式，通知在北京的27位民生党议员及其它安徽议员离开北京，返回安徽。开战前两天，遍布东南的兴华银行分理处，突然停业——不过，战争一开始，兴华银行就开始收缩各地分理处。而且，各地分理处很少保持现金，人一撤就停业了——仅租界内的分理处继续营业。这样一来，自然不可能保密，袁世凯很快得到了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