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3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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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顾目前之热闹，不思子孙之败坏，是所至嘱！”
对于当时官场流行的不正之风，如过节祝寿的礼金及每季下级向上司孝敬的钱财等陋规，丁宝桢均认为是腐败现象，必须予以抵制。“凡一切节寿季规，万不可受。……若收受陋规，则无以自问，又何以对人？且州县送陋规，无非取之于民。尔取州县之一，州县则取民之十。试思大灾之后，尚忍如此伤天害理虐民之事乎？午夜扪心，当必瞿然惧天。”“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去节寿而收季规，是犹不作劫盗而作穿窬（穿壁墙的小偷），其为盗一也。人须有耐苦之心，方能成一好人。……即穷于一时，而清名难求，所值不啻千百万，何惮而不为？……贫原非病，穷乃见君子，圣人尝言之，当以此为身体力行……”
谈到做官的修养，丁宝桢认为：一个称职的好官，必须“明习当时之务，又好读书，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守日益定，才识日益闳，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他认为要防腐拒腐，首先得远离腐败，洁身自好，“须少交接少游宴。除上衙门外，仍以终日闭户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他训诫儿子丁体常，要“夙寤晨兴，忧劳百姓”；要“受辱不惊，受宠若惊”；要“居安思危”，勿“在乐忘忧”；要把宦海的浮沉和个人的得失看得淡漠，但对自己的人格和清操却要看重。他有如是说：“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官可被参而罢黜，断不可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
丁宝桢到山东巡抚任上之后，身体力行，一番雷厉风行之下，山东官场的风气的确“清正”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以及财政收入的困窘。
丁宝桢一直认为，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他的取消收受陋规，保持祖制的“低薪”正好有利于官员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但问题是一方面是官俸低得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支撑政府运转，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并且，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这种制度的荒谬，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要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
问题是，你要甘于贫穷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受穷！
儒家理学所造就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支撑着中华民族渡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这个神话是个圈套，它告诉人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经为圣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几千年了，圣人们许诺的“大同世界”从来没有降落过人间，“太平盛世”从来只是战乱和灾荒中的短暂喘息。在圣人之言人人讽颂之时，人们举目所见，只有混乱、僵滞和穷困。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没有人跳出这个神话的陷阱。人们只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
整个中国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执之中，毅力被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然而，人们越努力，世界就变得越糟糕。
而丁宝桢却仍然对此坚持不懈，他上任之时，山东的税收本来并不少，但他“一心为民”，到任后便大兴“利民工程”，兴修水利。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不到两个月竣工，时称“费半而功倍”。但不久之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丁宝桢又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除了兴修水利，丁宝桢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摊派过来之后，丁宝桢积极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交付。他办的这些事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官声，但山东的财税收入却渐渐的变得入不抵出。而丁宝桢并没有去研究这当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节俭，并亲自带头做表率，并严禁捐勒需索讹诈卖放等弊，“谕各商人，如有此蔽，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笞责，……没有讹索得脏者，立即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但他的表率虽然做得好，除了他个人的官声继续高涨之外，别的却是一无所有。
但吊诡的是，在官场上被视为另类奇葩的同时，在民间，丁宝桢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丁大人就是救苦救难的青天大老爷，是扬善惩恶的大英雄。他成了小民百姓正义的化身，一个超现实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的丁宝桢，一边享受着小民百姓的崇拜，一边却也暗自为财政困窘而苦恼不已。
他的这种苦恼，是不能和小民百姓说的！
当然，小民百姓之中，也并不是谁都这么认为的，一些士绅和商人在私下里就曾发出了“清官亦猛于虎”的哀叹。
第四百八十九章林义哲VS张佩纶
“清官”现象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贪黩文化”里面必不可少一个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方面贪官们的奢侈腐化肆无忌惮让人气愤填膺，另一方面，清官也总是清得让人心疼。他们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计无着，清得触目惊心。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爱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其实无处藏身。
山东在丁宝桢这个大清官的治理下所表现出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财税收入锐减，和后世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混日子的时候，媒体总能挖掘出一些工作起来不顾身体不顾家庭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先进模范人物，其实如出一辙。
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清官和贪官这两种极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官与贪官是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清官们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然而起码不会给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国的清官们却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一种“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乐此不疲。
“清官”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场中的“异类”，成为人人讨厌的粪坑里的石头，如果不能被“同化”，那么，只能被“挤走”。
丁宝桢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现在时间已然过去二百余年，整个中国的人口增长了数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立国初期的许多规定其实已经无声无息地废止了，代之以在社会运转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规则。而丁宝桢和他所在的“清官”一族的原则却是对新规则一律持反对的态度，全部扫荡，片瓦不留。在他们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必然的。象宋代的王安石如此，明代的海瑞如此，他丁宝桢，其实也是如此。
清官的精神可嘉，但精神可以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这其实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运。“清官”只是官场的遮羞布，是茅厕窗台上的一盆小花而已。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在官场中的丁宝桢，此时当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缘由，而仍是执着于他自己的理念之中。
“李少荃啊李少荃，果然你和那林姓妖孽是一路货色！”丁宝桢想起李鸿章之前曾屡次提起的将荣登水师和北洋水师合并的建议，恨恨地说道。
在丁宝桢看来，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妥妥的是李鸿章为了吞并荣登水师而下的黑手！
“你李少荃不仁，便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丁宝桢起身取过纸笔，即刻便拟起给朝廷的奏折来。
不一会儿，奏折便拟写完毕，丁宝桢看了几眼，感觉甚是满意。
在这份奏折当中，对于荣登水师的哗变事由，丁宝桢巧妙的用了曲笔，他在折中并没有提到水师是因赶缯船而哗变，而是直接点明是因为“闹饷”，对于欠饷一事，他给出的解释是为了保证“河工”（治理黄河决口）和“西征协饷”，预先挪用了部分军饷，等到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补还”，此外他还在折中特意的提到，荣登水师的哗变“恐有暗中唆使之人”，向朝廷暗示这场哗变是有隐情的，并且表示要坚决究查到底。
在写完了折子之后，丁宝桢似乎觉得还有些不够，他想了想，干脆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直接在信中质问李鸿章，为何要这么做？并指出李鸿章这么干是不仁不义之举，将李鸿章狠狠的骂了一通。
在写完奏折和给李鸿章的信之后，丁宝桢迫不及待的叫来了人，马上将奏折和信都发了出去。
而此时的丁宝桢还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折子一上，会给他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贤良寺。
“老爷，李制台发来电报了。”
林义哲点了点头，从仆人手中接过电报打开，看了起来。
自从北京和天津通了电报之后，林义哲和李鸿章之间的通讯变得方便起来，二人经常借电报互通消息，并及时交换对于洋务大计和时局的看法。而朝中及地方的一些保守顽固派官僚们现在仍然不屑于使用这种“奇技淫巧”。
李鸿章的电报很短，告诉他“荣登事毕，不日将见邸抄”，接下来便是向林义哲询问建造沿海炮艇的相关事宜。
尽管李鸿章说得很是简略，并没有详述，但林义哲从这短短的字里行间，已经知道了荣登水师哗变的结果。
李鸿章在电报中用了“事毕”一词，并且说“不日将见邸抄”，就说明荣登水师哗变的事，丁宝桢并没有能够掩盖住，已经给他捅到了朝廷那里！
而李鸿章接下来和他商议沿海炮艇的建造问题，等于已经明白的告诉他，荣登水师将被纳入北洋水师的麾下，这些新的沿海炮艇，将是配备给荣登水师官兵的。
想到丁宝桢这一次得吃不了兜着走，林义哲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事实上，这场哗变，他林义哲，也是在里面掺了一脚的！
对于这场事变的详情，没有人知道得比他更清楚！
想到邓世昌派人给自己发来的那些电报，林义哲的嘴角现出了一丝怪异的微笑。
原来历史时空中的北洋海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任事勤勉，治军严格，而且不带家属、不在岸上购建寓所，终日在舰上居住，与四处购房纳妾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军27年，邓世昌仅仅回过3次家，其中最长一次不过7天，甚至慈父去世时，也因为时值中法战争，考虑到海防大局紧张，而毅然背负“不孝”之名没有归乡，只是在住舱里一遍遍手书“不孝”二字。“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这些不随大流，显得特立独行的作风，愈发使得邓世昌遭到闽党军官群体的排挤和憎视。
而自从自己出现在这个时代，和这位传奇人物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后，林义哲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腹黑”属性，已经传染给了邓世昌！
从那一次邓世昌奉自己的命令送柳原前光等人去天津的行动开始，直到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邓世昌的为人机智精细和幽默恢谐的一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而行事的风格，也沾染上了自己的“腹黑”那一套。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邓世昌的命运，也许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得到了改变的吧？
林义哲正在那里浮想联翩，门房来报，说翰林院编修张佩纶来访。
听到是张佩纶前来拜访，林义哲不由得微微一怔，心中立时警惕起来。
对于张佩纶的生平，熟知历史的他，当然再清楚不过。
虽然他知道，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张印塘字雨樵，嘉庆己卯科举人，曾任浙江各地县官。张印塘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在征战中与当时刚从北京回乡办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