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3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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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女王陛下！”迪斯累利哑着嗓子说道。
“你最好马上把这些都查清楚！给郭先生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不想看到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英国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维多利亚女王沉声道。
迪斯累利连声答应的同时，偷偷的看了郭嵩焘一眼。
他不明白，这个一向温厚和气的老头，今天的言辞，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如此的锋利。
而且更让他不解的是，他不在中国，和国内的联系又不多，是从哪里知道这么多关于马嘉理事件的细节的？
正在迪斯累利疑惑之际，郭嵩焘的又一句话，又将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非是我要用这些烦心事来打扰女王陛下，实是贵国政府久拖不决，国内交相诟责与我，不堪承受。”郭嵩焘向维多利亚女王又鞠了一躬，“我国副使刘锡鸿遇害至今，已有多日，而贵国政府仍未给个说法。而威妥玛却以一翻译之死，肆无忌惮逼迫中国，岂我国使臣之命贱，而贵国翻译之命贵乎？”
“我对刘锡鸿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维多利亚女王向郭嵩焘微微一躬，然后转向了迪斯累利，迪斯累利不敢正视女王的严厉目光，本能的垂下了头。
“杀害刘锡鸿先生的凶手，还没有找到吗？”维多利亚女王沉声问道。
“哦……是，女王陛下，伦敦警察厅已经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了郊区，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凶手。我已经责成警察厅长调动一切警力破案。”本着挡箭牌多一个多份力量的原则，迪斯累利立刻将伦敦警察厅长抛出来当了替罪羊。
“我认为，伦敦警察厅长是不是该换一换了？”维多利亚女王不动声色的问了一句，“刘锡鸿先生的去世，让我感觉伦敦在他的管理下，似乎不再是那么的安全了。”
“您说的对，女王陛下！”迪斯累利赶紧接过话头表示了同意。
“我再次向您表示诚挚的歉意，郭先生。”象是知道迪斯累利在想什么，维多利亚女王轻蔑地瞟了他一眼，转身对郭嵩焘说道，“我向您保证，我的承诺仍然有效，尽管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但英国和中国的友谊是不会变的。”
郭嵩焘鞠躬还了一礼，没有再说什么。
“首相阁下，您还需要马上搞清楚，海军部在这次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不希望他们在我和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调动我们的舰队，‘中国舰队’为什么要在大沽口集结，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维多利亚女王又对迪斯累利说道。
“是！女王陛下！”迪斯累利说着，身子情不自禁的哆嗦了一下。
当迪斯累利开完内阁成员会议，回到家中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夜间的伦敦，空气潮湿阴冷，迪斯累利讨厌伦敦的气候和带着怪味的雾气，是以一到了晚上，便将窗户关得紧紧的。
他坐在椅子上，第一次有了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
现在无论是近东地区，还是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竟然都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就在今年年初，土耳其境内的波斯尼亚、黑塞格维那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对土耳其的起义，使克里米亚战争后沉寂近20年的东方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各国的关注点。起义发生初期，迪斯累利自以为是的认为，最为理想的解决方式是由土耳其自己镇压起义，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欧洲大国的介入，进而避免俄国插手并藉此危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但迪斯累里的愿望在1875年极不现实。一是土耳其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波黑的起义得到已经自治的门的内格罗、塞尔维亚的支持，并有在巴尔干半岛蔓延的势头。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同盟不复存在，此时“三皇同盟”左右着近东局势，他们的干涉不可避免。三皇同盟中俄奥是两个在巴尔干半岛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奥地利自1866年被逐出德国建立奥匈帝国以后，把目光转向巴尔干，巴尔干可以说是奥地利向东扩张的惟一道路，而奥地利担心波黑起义会引起奥地利境内斯拉夫人的连锁反应，所以宁愿维持巴尔干的现状。而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一直为重新获得在近东的优势寻找契机。俄国希望通过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取得自治，实现自己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宿愿。俄奥两国在近东的利益虽然大相径庭，但因担心对方单独行动，便试图达成某种妥协。德国在巴尔干没有直接利益，然而近东危机涉及欧洲和平和三皇同盟之间的关系，对德国至关重要的是，支持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合作，保持三皇同盟的巩固。为此，德国首相俾斯麦极力主张俄奥共同瓜分巴尔干。《泰晤士报》评论，1875年以后，“对土耳其的政策是由三皇同盟决定的。”迪斯累里对此深为不满，他不止一次的抱怨说，三皇同盟“可以不考虑我们的意见而单独行事”。
抱怨归抱怨，危机却并没有消失，迪斯累利最初的解决近东危机的想法破产后，为了破除俄国和奥地利对土耳其的影响，他一直在绞尽脑汁的想着办法，以维护帕麦廷顿时期奠定的对土耳其海峡的政策：英国在近东遏制俄国的扩张，保持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平衡。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远东地区竟然也发生了危机！
对于威妥玛的行动，他从外交大臣德比那里了解得十分清楚，从心里讲，他是赞同威妥玛的计划的，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之后事态的发展，会到了这样的地步！
在得知威妥玛竟然以演习的名义说动“中国舰队”的司令官瑞德尔调集全部主力舰只前往天津对中国进行讹诈，并且还从东印度舰队调来了军舰之后，迪斯累利本以为事情能够成功，但随后外国报纸的报导打破了他的幻想：无论是法国的《巴黎时报》还是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对弱势的中国海军向强大的英国舰队发起的挑战极尽赞美，就连英国人自己的《泰晤士报》也对中国舰长邓世昌的英勇表现表示了敬意，认为是“纳尔逊精神”在东方的体现，而对于“奥狄莎”号的舰长科尔斯的怯懦表现则极尽鄙视和挖苦。可以说威妥玛导演的这一事件，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起了极坏的反效果。
第四百六十一章下院交锋
如今的英国，已然变得骑虎难下了。
近东和远东的形势都变得很是严峻，难道英国要放弃传统的“制衡”政策，进入到两场战争中吗？
不！不！迪斯累利在心里发出了阵阵呼喊。
可是现在，英国已经露出了对中国动武的表示（威妥玛在几次谈判中已经专门强调过了），如果现在对中国改变态度的话，会不会使俄国和奥地利产生轻视英国的想法呢？
但是，今天那位中国公使郭嵩焘，已经在维多利亚女王面前放出了话，如果英国决意用战争手段逼迫中国，中国将向全世界宣布英国的背信，那样将会使英国在全世界的威望大跌，带来的可怕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光维多利亚女王第一个饶不了他，国会的唾沫就能把他淹死！
想到女王今天看着自己的眼神和自己可能在国会里遭到的弹劾，迪斯累利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迪斯累利疲惫地坐在那里，回想着维多利亚女王今天和他说过的话。
在已经意识到维多利亚女王哪怕是放弃对中国的一切权益要求，也要维护自己的信守承诺的名誉后，迪斯累利下了决心。
事情是威妥玛办坏的，而且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切齿痛恨的对象，那么，就让他来承担责任吧！
想到这里，迪斯累利突然感觉到了说不出的放松。
今天夜里，他终于可以得一夕之安枕了！
而迪斯累利不会想到，第二天当他一觉醒来，他所面对的局面，会发生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天，中国公使馆。
早早起来的郭嵩焘用过了如夫人梁氏亲手为他准备的早餐，正打算前去英国外交部就滇案和刘锡鸿被杀一事继续交涉，却看到参赞张德彝拿着一卷外国报纸，快步向郭嵩焘走来。
“出了什么事？俊峰？”郭嵩焘注意到了张德彝脸上带有一丝难言的兴奋之色，立刻问道。
“大人，这伦敦的新闻纸上，今天全都在头条登了威妥玛和柏郎密谋的细节，威妥玛狡谋已然败露，尽人皆知了！”张德彝兴奋地指着报纸说道。“法德俄美国皆表示抗议，示好我国呢！”
“噢？快快快！译给我听！”郭嵩焘一听之下，也极是高兴。
张德彝立刻便开始给郭嵩焘翻译起来：“……本报转载据知情人透露给法国《巴黎时报》的可靠消息，威妥玛先生为了达到借马嘉理事件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目的，暗中和柏郎上校及其手下在上海相会，就马嘉理死亡的情况，事先进行了串通，并以此为依据，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虽然说威妥玛先生的出发点是英国的利益，但这种公然做伪证的行为，绝不是一个正直无私的英国官员应该有的……”
“法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威妥玛的行为，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公使为了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竟然如此的不择手段。……另外，法国政府对英国舰队集中于大沽口表示担忧，法国公使已经照会英国，如英国同中国开战，损害法国在中国之利益，法国断不会坐视。……德国政府亦发表类似声明……”
在张德彝解说完毕之后，郭嵩焘立刻便明白了，事态的发展，已经转向了对中国极为有利的一面！
“这林鲲宇简直是言无不中啊！他是如何知道法德两国会如此的呢？”郭嵩焘想起林义哲在“遇事乃发”的木匣里写的那些个关于滇案事态发展的预测，不由得感叹起来。
郭嵩焘并不知道，在李鸿章通知威妥玛不以他为谈判对手之后，威妥玛仍不甘心。他以未接到政府任免命令为由，继续以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去找李鸿章，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份量，威妥玛还拉着两位英国海军分舰队司令瑞德尔和兰博特一同前来，显示他仍然对英国舰队具有影响力，藉此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有必要，仍将以武力为后盾。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李鸿章根本不买帐，只是以私会的形式接见了他们，对于谈判，李鸿章只字不提。
由于威妥玛的一意孤行，让英国在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一开始，当天津和谈的消息传出时，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会议期间，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及西班牙等驻华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齐集天津，密切注视中英谈判的进展。几个月来威妥玛在对华胁迫的问题上已经与各国形成了隔阂与不和，他越是强调不容他国干预其事，越是表明他对别国公开的或暗中的干预抱有顾虑。而事实上，这时美国公使西华曾经一再向中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鸿章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中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中德修约。早在18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18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18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中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vonBrandt）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中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鸿章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中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鸿章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中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中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侵华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在华列强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中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中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法大起反感。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冷淡和观望的态度对待清政府给威妥玛的不以他为谈判对手的照会，而在威妥玛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时，法国政府第一个表示了“关切”，俄、美、德三国自然也不甘寂寞，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联合起来对付英国，并以此为条件，换取中国的好感和在华商务权利的扩大。正是如此，所以才有了今天郭嵩焘张德彝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声明。
当然，郭嵩焘和张德彝也不会想到，是谁向众多外国报纸透露的威妥玛和柏郎在上海密谋的消息。
“大人，马车备好了。”这时郭斌走来说道。他早已得了郭嵩焘的吩咐，预备了马车去英国外交部。
“得，今儿个，咱们不去英国外交部衙门了！”郭嵩焘兴奋地说道。
“那大人要去哪里？”郭斌一愣，问道。
“去议院！估么着今儿个定是有好戏！”郭嵩焘满有把握的说道。
帝国议会大厦，下院。
依泰晤士河而建的议会大厦是英国的政治中心。它不仅外表雄伟壮观、内部装饰华丽，而且其建筑结构和内部设计也能充分地体现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国会开会时，国王坐在上议院的国王宝座上，但首相和议员需从下议院进入自己的席位，普通公民也可在旁听席观看议会进程。位于伦敦市中心区的泰晤士河畔，是19世纪中期英国最主要的哥特式建筑。大厦建立在泰晤士河畔一个近于梯形的地段上，面向泰晤士河。各个部分之间分段相连，形成许多内院，大厦内的主要厅堂都在建筑物的中间。整个建筑物中西南角的维多利亚塔最高，高达103米，此外，97米高的钟楼也很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