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当皇帝-第1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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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手工业的经营形式
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民间手工业也出现一个发达的局面。唐代私营的民间手工业规模不一，经营形式也各有不同，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与农业相结合小农的家庭手工业：第二种是小手工业者独立经营作坊手工业；第三种是大手工业主和官僚、地主经营的大作坊手工业。这三种手工业，从数量看，第一种为最多，分布在全国广大农村；第二种数量也很多，遍布全国城乡各地，但更多的是聚集在城市；第三种数量较少，但规模都较大。
与农业相结合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这种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自周秦以来一直是农村作为农业的副业而存在。在这种家庭手工业中，生产上的劳作基本上是家庭成员所承担，大体是以采桑养蚕和抽丝纺绩为主，也有从事采茶、制茶及其他手工业生产的。小农家庭手工业一般规模都较小，以家庭范围为限，产品数量少，所生产的产品，最初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有剩余时才到市场出卖，换取其他生活用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投入市场也日渐增多。当时唐朝手工业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农民家庭手工业。如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和器具，以及城镇、墟市、草市交易的物品，朝廷赋税征收的贡品等，大部分是由农民家庭手工业所生产。元稹的《织妇词》中说：“缲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这是说农民家庭手工业为了织绫纳贡，以致终老不嫁。
小手工业主经营的作坊手工业，大都聚集在城市和市镇，是当时手工业者经营较为普遍的形式。在城市里，各种手工业者往往都是集聚在同一条街或同一个坊巷内，但也有散居在各处的。有的手工业者，一边生产也同时销售。当时这种作坊和店铺，通称为“坊”、“作”、“铺”，也叫“作坊“、“作铺”。《三水小牍》卷上说：
巨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晒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
这里说的“纸坊”，就是制纸的作坊。唐代所谓的“坊”，有时也作手工业区的通称，也是手工业店铺的名称，如“铜坊”、“纸坊”、“染坊”、“官锦坊”、“冶成坊”等，在唐代城市中有各种作坊手工业，往往是按类别聚集在一条街巷里，鳞次栉比，依类成行。《乐府杂录》中记载有：
文宗朝有年人郑中丞，善琵琶，内库二琵琶号大小忽雷，郑尝弹小忽雷，偶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
这里所说的崇仁坊，就是同一行业聚集的地方，崇仁坊是制造乐器手工业集中的街巷。韦述的《两京新记？东都》中说，长安有二百二十行。有东市、西市，西市如东市之制，甚有规则。宋敏求的《长安志》卷八中也说唐代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有秤行，大衣行、织锦行、金银行、伍作行等。长安西市，店肆如东市之制，而繁荣还超过东市。不但两京有行，地方州郡也有行会。这里说的“行”和“市”，不仅是手工业作坊，也包括了店铺。在唐代，经营这种作坊手工业的手工业者，其作坊主人称为行东或师傅，由于所操的手工业不同，又有不同名称，如铸造剑的作坊主称为削师，经营染房的称为染师，在制药作坊中则称为长老。他们既是作坊的主人，又是师傅。每个作坊里都有帮工和徒弟，在师傅指导下操作。有的店主也参加劳动。徒弟是技术尚未学成的徒工，已经出徒的就是工人。他们在一起工作，一同食宿。这种手工业由于以作坊进行经营，故称为作坊手工业。由于每一行业都有同行组织，因而也称为行会手工业。每一行业都有同一的法规，同行都要遵守。每一行都有行头，代表同行负责祭祀、庙会以及与官府的事务联系等，同时也从事产品销售和解决同行纠纷等。
唐代手工业除了以上两种经营方式外，还有大手工业主和官僚、地主所经营的大作坊手工业。《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朝野金载》中有：
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旁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
这是由官僚富豪经营的大手工业作坊，有绫机五百张，操作的工匠最少也有千人左右。据《续资治通鉴》卷四三中记载，宋代官府手工业绫锦院有锦绮机四百多张，何明远的织绫作坊的规模超过它。其作坊经营形式和工匠身份如何，没有明确记载，但这是一大的纺织业作坊是可肯定的。此外，《太平广记》卷八四《奚乐山》条引《集异记》中有另一记载：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材，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锐利者，月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者，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绳墨颇精，徐谓主人曰：幸分辋材，某当并力。
这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作坊主人是经营制车手工业者，自筹资本，招募工匠独立经营，其所用工人是招募雇用的。掌握熟练生产技术工匠，在生产中可以计件和分工操作，工资根据部件各有不同。
在唐代官僚地主经营的手工业作坊里，也有使用奴隶进行生产操作的。《太平广记》卷二六九《韦公于》中引《投荒杂录》中记载有：
郡守韦公于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嫌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熔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
这是由官僚经营的手工业，他利用掠夺来的女奴，生产缣纱，熔锻金银，又生产木器，管理十分严格，极为残苛。既是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又是家庭手工业。
上述的大手工业作坊，数量并不太多，因而在整个手工业生产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泰昌帝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
内阁首辅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对于方从哲替他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结交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
方从哲刚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原来是泰昌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太医院医官，而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内阁处置。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领班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有些疑惑：“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本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紧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乾清宫。泰昌帝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泰昌帝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这几句话无疑是交代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泰昌帝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泰昌帝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裂的事？”泰昌帝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方从哲说道：“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泰昌帝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泰昌帝面露嗔色：“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泰昌帝挥了一下手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方从哲知道，从万历帝的爷爷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看来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泰昌帝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匆匆退了出去。＇6＇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火广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峨眉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6＇
泰昌帝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体质虚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见方从哲进来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泰昌帝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泰昌帝一见仙药，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过了会儿，泰昌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泰昌帝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泰昌帝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
第三天一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6＇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