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第15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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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人也很狡猾会找借口，比如借口什么轰炸中被摧毁了了。只不过李晓峰一直就盯着这一块，日本几乎所有的战争资料只要是建立了档案的，某仙人就用神通拷贝了一份。你想死无对证都不行。至于那种故意销毁或者隐藏资料的渣渣，一律都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杀一儆百。
有日本方面的资料在，很多数字都是现成的，鬼子想抵赖都不行。哪怕是美国人都没办法在这个方面说什么，只能感叹KGB的无孔不入。
不过很遗憾的是，日本所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所有的都有据可查。尤其是涉及到伤亡数字的相关资料就非常麻烦。当年，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是殖民地就是半殖民地，属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就拿华夏举例子，就是一团麻，军阀将中央政府的权威践踏到了极点，整个国家都基本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
对军阀们来说，大部分都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对于他们只是一种两脚工具而已。可能抓壮丁、收人头税或者搞摊派的时候才想起来有老百姓，其他时候根本就是不闻不问。如此情况之下，军阀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治下”究竟有多少人口（后世的大天朝有万恶的户籍制度十年来一次人口普查都不敢说知道全国确切有多少人，就更别提当年了）。
可想而知，在这种状态下，究竟是有多少人死在了鬼子手里真心就是不好说了，只能给一个大概的估计。可能有同志要说有个大概不就行了，但是美国人不干哈。对他们来说死一个给一份赔偿，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就是不公平。
而当年的亚洲像华夏这样的情况是一抓一大把，按照美国人的尿性去统计人员伤亡赔款那基本上就不可能有结果。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人想出的最好的规避日本战争赔款的办法，他们是死咬着这一点不放，坚持必须有真实的结果才能谈赔偿。
这个问题确实卡了很久，直到英国和苏联有了默契，这个问题的症结才被解除。其实办法也很简单，你丫的美国佬不是说什么公平合理吗？不是坚持没有正确的结果就不能谈赔偿问题吗？
那简单，咱们就事论事，先把那些能够确定为直接或者间接死于日本之手的伤亡赔完。至于那些有争议的就暂时搁置，看你丫的还能说什么！
美国人一开始确实还想耍赖，坚持统计和认证完所有的伤亡之后再统一赔偿。可是这下所有的日本战争罪行受害者不干了，发动舆论进行了大规模抗议，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美国人只能让步。同意认证一个赔偿一个。
事情就此变得简单了？嘿嘿，你太小看美国人的节操了，因为怎么赔偿或者说一个死伤该赔多少钱又变成了第二个拦路虎。
可能有同志说，这有什么为难的？死了的赔多少，伤了的赔多少，不是一目了然吗？
没有那么简单。在善于搞条条框框的美国人那里，人和人之间的赔偿价值是不相同的。他们将事情成倍的复杂化，比如张三是工人、李四是农民、王五是家庭主妇，他们都被同一个鬼子杀害了，可他们不能获得同样的赔偿。
美国人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张三是工人，一个月五块银元，当年刚刚三十岁，估计张三能干到六十岁退休，所以未来他有不少于三十年的时间能够创造劳动价值，所以日本第一步要赔偿他未来三十年的工资，然后还要考虑通货膨胀和工资增加，再乘以一个系数，这就是张三这个人的劳动的价值。
请注意个人的劳动价值不等于赔款总数，因为还有精神损失费和固有财产损失。精神损失费计算张三的直系亲属，直系亲属越多，钱也就越多。几方面的费用加一起就是张三的家属能够拿到的赔偿了。
很显然，作为农民的李四和家庭主妇的王五预计生命周期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所以获得的赔偿也就大不一样。说白了就是生前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获得的赔偿也就越多。
可以想象，搞清楚这些细节，还要清楚死者究竟有多少直系亲属，这得多大的工作量。甚至这些还只是几个片面，涉及到赔偿的方方面面的因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是否身体健康（在美国人看来一个癌症患者未来的生命有限，自然不能再统计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水平）、比如有没有吸烟、吸毒、酗酒史。这些都涉及到最后的赔偿总额，而要搞清楚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无疑是相当的麻烦和耗时间的……（未完待续。）
611难
赔偿的事情是相当繁琐的，甚至上面这些还不算繁琐，至少不管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都被确认是死于鬼子之手。也就是说他们不存在争议。真正麻烦的是那些很难被证明是死于鬼子之手的无名冤魂。
在南京、在华北实在是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整个村子甚至整个镇子乃至于一座城市里几分之一的居民都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杀。而拜当时刮民政府的不给力所赐，他们很难被证明是死于鬼子之手，甚至这个“他们”究竟有多少都很不好说。这才是最悲剧的事情。
而按照美国人故意使坏的尿性，没有确切的证据就不能谈赔偿的事儿。也就是说恐怕会有一部分冤魂死了也就是白死了。这种冤魂有多少呢？不说多了，几百万是有的。
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而且看上去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是美国放松标准，但是美国可能放松标准吗？
李晓峰认为完全有可能，所以斯维尔德洛夫认为他是完全疯了：“美国人的态度还不明显吗？他们就是摆明了想要帮日本赖掉这些血债。任何对他们抱有希望的想法都是极其愚蠢额极其幼稚的。”
斯维尔德洛夫也是很少有机会正面骂某仙人，一般来说挨骂的更可能是他，至少未来两年就是这样的。
当然，李晓峰认为现在依然是这样的，他笑眯眯地解释道：“没有人对美国抱有侥幸心理，一般的手段是不可能迫使美国让步的。但是我们并不止有一般的手段！”
斯维尔德洛夫是根本不相信某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挖苦道：“您又打算异想天开吗？”
李晓峰没有理会小斯的挑衅，很淡然的继续解释道：“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政府是狡诈邪恶的，但是美国人民却是富有同情心而且有些天真的。”
这还真不是李晓峰胡说八道，美国人性格中确实有“天真烂漫”的一面，对于那些可以被证明的事实，他们是有同情心的。而李晓峰就是要利用好这一点
“我们应该加强在宣传领域的工作，”
说到这儿李晓峰不经意地瞥了苏斯诺夫一眼，作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长，苏斯诺夫在这个领域的工作真心做得很呆板。他这个人太像捷尔任斯基了，太正统太不知道变通了。而宣传口需要的是能够坚持原则但同时掌握灵活性的人。
而苏斯诺夫是正经得太过分严重缺乏灵活性，在他的领导下宣传口就像一块坚冰，一板一眼不越雷池一步，所有的宣传策略和宣传手段都是机械化的模式，除了呆板的宣传画、口号就是标语。没有人觉得其有一丝一毫的人情味，就是那么冷冰冰的啪的摔你面前，不管你喜不喜欢接不接收。
这样的宣传工作更像是走过场，完成了任务就万事大吉。至于宣传的最终效果，不在乎也没兴趣。
反正李晓峰是不喜欢这种工作方式的，如果不是之前捷尔任斯基竭力推荐，认为宣传口必须要有一个充分坚持原则不动摇的同志去主持，他是绝对不会同意苏斯诺夫去接管中。宣部的。而从这两年的实际情况看来，苏斯诺夫真心是干得不出彩，没有亮点也没有错误，寡淡得像白开水一样。
反正下一届李晓峰说什么也要给这厮挪一个位置，他更适合去内务部、监察部或者纪委工作，搞宣传口尤其是掌管意识形态，他真心是像个机器人。
在李晓峰看来，宣传口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去找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西方人士，尤其是当时在南京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日军最残暴也是最丑陋的一面全部记录了下来。
在西方，也许一个华夏人说的话不一定那么可信，但是纯粹的白人也这么说，那信的人就非常多了。只要能将这股势头炒起来，将日军最丑陋的一面彻底暴露出来，很快鬼子就会变成过街老鼠。
更何况现在还有英国人的配合，不用担心美国人掐断相关渠道，只要让西方了解到鬼子的暴行，再炒一炒赔款的相关问题和本届美国政府屁股坐歪了的态度。再加上马上就要到大选备战时期了，急于拉选票的总统候选人们不得不选择政治正确。
说白了，这就是以民意倒逼美国政府，杜鲁门如果还想继续当美国总统，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容不得半点闪失，他只能选择屈服。
当李晓峰说出全盘计划的时候，政。治局委员们是纷纷点头，尤其是之前宣传工作干得很一般的苏斯诺夫，更是拿出笔记本详细的做记录。是的，苏斯诺夫也知道自己这两年的工作真心是泛善可陈，但这不是说他就想这样，实话实说他比任何人都想将宣传口的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对得起捷尔任斯基的信任和提拔。实际上苏斯诺夫也相当努力，几乎是天天督促部门人员开大会开小会总结经验，反正中。宣部天天就跟上了发条一样——紧张忙碌，没有一个人胆敢不努力。
但是让苏斯诺夫很郁闷的是，他的部门忙得热火朝天，同志们干劲十足还天天加班，但是宣传工作却不见有任何起色。甚至根据KGB和内务人民委员的反应，基层对中。宣部的工作并不满意。
苏斯诺夫就纳闷了，明明他以及他的部下们已经拿出了捷尔任斯基的工作方式去搞相关工作了，大家伙忙得尿尿都得一路快跑，按道理说工作已经颇有成绩才是。可为什么现在却是一副事倍功半的死样子呢？
苏斯诺夫很是迷茫，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其实原因很简单，忙和忙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真正的忙事业忙工作以至于忘我，但有的人就是瞎忙或者假忙。而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后者。
看上去他们确实非常的忙，一个个都埋头苦干，仿佛是干劲十足。但是实际上工作效率却非常低，他们不是真正的在忙工作，而是装样子给苏斯诺夫看看，免得这位很难伺候的领导炒他们鱿鱼。也就是说这一批人都是家忙活，看上去赏心悦目实际上乏善可陈。
而苏斯诺夫学捷尔任斯基仅仅学到了一点皮毛，他只看到了下面的人在忙，就很满意了，以为这一切很好很正常。但是实际上却是一点都不正常。中。宣部的忙仅仅流于形式而已。
苏斯诺夫还不止这一个问题，仅仅流于形式的忙活并不致命，不客气的说政府当中绝非大部分人都是官僚主义，非常擅长这种假忙活。甚至还有很多部门连加装在忙的表面工作都不做，正儿八经的磨洋工。真正致命的是苏斯诺夫缺乏灵活性，他下达的命令做出的指示都必须刻板的一板一眼的去实现，等于是给做宣传策划工作的人戴了一副镣铐，条条框框全都是规定死了的，不可逾越半步。如此一来下面的工作人员还谈什么创造性？
而且苏斯诺夫还有一个最糟糕的毛病，他总觉得自己是克己奉公兢兢业业，所以他的想法和意见就应该是正确的，凡是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那都是存在问题的。而且因为他的古板和刻板又让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同志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甚至认为某些有益的创造和变通也一棍子打死，甚至还给人家扣一个帽子。
可想而知，长此以往中。宣部自然是一潭死水了。反正大家都只能像个机器人一样办事，做好做坏都一个样，甚至积极的去创造反而还要触霉头，那谁还真正的去用心呢？
这么说吧，这两年看上去中。宣部一派积极向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官僚主义问题。但实际上苏斯诺夫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份子，只不过他自己没有知觉罢了。
别看他现在记录着李晓峰的发言，觉得这些办法不错。但李晓峰就有那么神奇？就比中。宣部所有的人都强？不是的，实际上李晓峰出的这些主意，过去两年中就有不少人向苏斯诺夫提过，但是都无情的被他否决了，理由是这些办法太超出常规、太不符合规矩，有存在问题的可能性。
但是如今政。治局常。委也觉得这些办法好，苏斯诺夫就下意识的认为既然最高领导层都觉得这些办法好，那这些办法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说白了他这个人就是唯上主义。上头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下面的人没有上级的肯定那肯定是不一定正确的，就要积极地提防，以免出错。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斯诺夫其实是个悲剧，他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跟捷尔任斯基有很大的关系，他狂热的崇拜捷尔任斯基，认为捷尔任斯基是个完人，而他苏斯诺夫也要以捷尔任斯基作为榜样，也要做一个完人。
在苏斯诺夫眼里完人就是不能有错误的人，而一个人如果不想犯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各种条条框框将自己锁起来，一言一行都要照着条条框框来，如果条条框框告诉苏斯诺夫出门要先迈左腿，那他肯定就不会迈右腿。这些条条框框将他锁得紧紧的，虽然确实避免了违反这些条条框框，但是整个人就像契科夫小说里的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
这样的是不会犯错，但是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吗？
不会犯错的人永远也不会有创造性，也永远不知道变革的重要性，他始终是一成不变的，以固定频率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进，直到永远的消亡。
这样的人李晓峰是不喜欢的，规矩是要讲但是变成彻彻底底的教条主义那又有什么用？李晓峰更喜欢那些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的人，哪怕是这样的人学历和资历不够，他也照用不误，反而那些高学历、老资历只会泛泛空谈的家伙，他是看都懒得看一眼。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就很喜欢用这一类“高素质”人才，当然这不是小斯迷信这一类专家，而是类似于古人养士，他只需要这批学院派帮着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