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方夜谭-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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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心里一动，干脆请成处长一起去。一来他是贷款的关键人物；二来他去了，他的堂弟应该会尽心尽力帮忙。
手续办好后，我记得大约是出发前几个星期左右，成处长让我和成怀仁联系一下，以便接待。我就开始和他通电话。电话里，成怀仁的反应很平淡，话很少；中心意思是他很忙，但可以考虑抽时间帮我们联系厂家。他给了我一个号码，让我把此行目的和日程传真给他的私人秘书，以便安排。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此人相当傲慢，派头不小。他竟然有秘书，而且是私人秘书。说话的口气仿佛在打发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说实在的，以我当时的情况，在国内走到哪儿都被人待为上宾。成怀仁的一通电话，使我下意识里隐隐产生了一股很不舒服的味道，怎么说呢？总之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不管怎样，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从此，我和他都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三
当传真机“轧轧”响着吐出那一连串儿文件时，成怀仁激动得手都有点发抖；后来，在一个极偶然的场合极罕见地吐露心里话的时刻，他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时，我的心都在颤抖”。我们应该理解为这是一句实话；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传真机；而这第一次，整个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以后，成怀仁对传真机的声音就有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聆听福音般的喜悦。有一次，家里有客人，传真机响了，他忍了又忍，终于还是克制不住地走到那台宝贵的机器跟前去了。一贯沉静，甚至有些沉默寡言的他，十分喜爱造型艺术；这是恢复高考后，他选择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重要理由。这样一个颇有艺术修养的人，在谈到传真机时，竟然会有点儿失态般地眉飞色舞地评论说：“传真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往外吐纸的声音，比世界上的一切音乐都美妙：那是在给你吐美元、吐机会呀！”确确实实，当时，正是这传真机吐出来的纸头，给他带来了他生命中的华彩乐章。
成怀仁的人生阅历不可谓不丰富。他生长在上海闸北区的一个棚户人家，属于被上海人瞧不起的“江北人”。贫寒的家世、繁华的上海滩给了他最初的启蒙。他天资极好、悟性很高，又刻苦用功，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学习尖子。和同时代青年一样，“文革”的巨浪卷走了他的梦——和十万上海知青一道被卷到了北大荒。八年后，又被回城潮卷回了大上海。甫回上海，他就以过人的敏锐意识到：这世界要变了。于是，在伙伴们还在为进一个国营企业别去街道小厂而四处奔走时，他却一头扎进了中学课本，全然不管周遭的一切。大学毕业，当同辈还在津津乐道“攻上海，退北京，拼死也不去边疆”时，他已经悄悄地向美国数十所大学发出了奖学金申请信。站在密西根湖畔，望着气象万千的现代大都市，他油然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埋葬了高老头，望着辉煌的巴黎，在心底里攥紧拳头呼喊着：“巴黎，现在就剩我们俩儿了，让我们来拼一拼！”
六年美国生活，物欲横流的美国呵！碰到、听到、见到的一切使他大彻大悟。他在心底深处彻底埋葬了以往的一切。他再也不想用自己的学识供任何人驱使了。拿到建筑学博士学位后，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攻读理工特别是计算机学位的浪潮中，他毅然读起了第二学位——工商管理硕士……
男人的天方夜谭（4）
正在这时，堂哥打来了电话。
几个月来，他废寝忘食地研究了鲁军项目的全部资料。所有数字和许多段落已经烂熟于心。堂哥的工作做得没话讲，毕竟是中央机关的处长。几个月下来，他相信，他对这个项目的了解与理解，超过了包括鲁军在内的任何一个人。
鲁军们报上去的盘子是4000万人民币。按时下的汇率，折合800万美元左右；其中48％强为设备款。而从他在芝加哥所能收集到的美国和世界天然饮料生产设备资料上来看，其实际花费连一半都不到！当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时，浑身的血液“轰”地一下涌上了脑袋，一时竟有些晕眩起来。后来多少次，半夜醒来，他都怀疑自己记错了，翻身爬起来，从头再看一遍资料。那一段时间，他常常会无端地想起生产建设兵团时的那些口号：“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不打无准备之仗”，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真是英明。为此，他一次次操起电话，隔着太平洋向堂哥了解进度，商量细节，了解鲁军其人其事。月底，电话账单令他倒吸一口冷气：乖乖，2800多美元！几乎比他六年电话费的总和还多。但他平静地寄走了支票。是的，我成怀仁永远也不是那种干大事惜身、见小利忘命的人。在心底潜藏了多年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亮地在告诉他：你一定能出人头地！
是的是的是的！上帝远远没有慷慨到那种程度——赐给很多人这种机会，使他通过一次生意、在几个月中便成为百万富翁，而且是美元的百万富翁！
是的，远远没有。
这是千载难逢的！
深夜，万籁俱寂。蓦地，传真机响了，ND521ND522中他吓得浑身一机灵。
看着那一页页陌生的笔迹，他盘算着银行里的存款——那六年来，靠了劳苦、屈辱、精细和节衣缩食的全部积蓄。心血不会白费。他想，该去找老混蛋维克多了。
还有朱迪。
四
是的，最开始我们的确只是想通过成怀仁介绍一些美国厂家并做我们的翻译；后来，变成了我们从他那儿买设备。事情变得无法收拾，也是这样开始的。大概情节你都知道了。
细节？我尽量回忆吧。有些，时间上可能会有出入，但事情大致应该不会错。
到了芝加哥，我们都有些吃惊。成怀仁和一位美国小姐，对，就是我给她发过传真的朱迪小姐——成怀仁的私人秘书——一起来接我们。说起来，我们在国内也都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可是我们谁都没见过那种豪华的加长凯迪拉克，更别说坐了。车里有电视、电脑、电话，还有一台很薄的小冰箱。司机是个高大的黑人，穿一身笔挺的制服，戴着大檐帽，对成怀仁毕恭毕敬，一口一个“YES”，的确给我们心理上的冲击不小；我当然感觉得出来。包括我在内，大家对成的态度一下子客气起来了。后来我们在美国期间，一直都是这个车子和司机。我们没好意思问，但都一直以为这是他的私家车。
成怀仁白白净净，南方人，显得很年轻。聊起来才知道他和我同岁，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更巧的是，在北大荒兵团，他所在的连队离我所在的农场不到一百里，我们是一个师的。我们同年生，同年上学，同年去的北大荒，同年回城，同年考上大学，经历几乎一模一样。这使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成怀仁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平淡。不是别的平淡，是他说话做事时的动作、神态、语气总是淡淡的，慢条斯里不慌不忙的样子。他不太爱讲话，说起话来很简洁，很平淡。这些年，我们之间有过极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时候他也不激动，仍然是淡淡的，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捉摸不透。
到芝加哥的第二天，成怀仁把我们接到他的公司。在他办公室里，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做饮料设备生意的。
从他公司墙上的示意图里，我们看到他们的业务遍布欧洲、日本、四小龙……我和成处长开玩笑说：“您可真不愧是中央机关的领导，我算领教了什么叫守口如瓶。”成处长挺不好意思，用手挠着头“嘿嘿”笑。成怀仁解释说，因为忙，加上国内市场不成熟，所以他这些年很少和国内联系也没回过国，“他们（指成处长）也并不很清楚我到底在干什么”。
成怀仁的公司与他的办公室，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且不说其办公条件比我们省长的办公室都要豪华得多。那几十台闪烁的计算机，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压低的嗓音，匆匆的脚步，快速运转的复印机……在国内，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工作气氛。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掌纹识别的电子门锁，那玩意儿一下子就能把人带进惊险小说似的氛围里，弄得人说话都小声小气的，不敢高声。
我暗地里留心算了一笔账：在他外间的大办公室里有四十多人，加上他介绍的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与散在外面的销售人员，按照当年美国人均收入计算，光是人员工资，就是一两百万美元；那么营业额呢？显然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尊敬有本事的人；我不能不对这位同龄人刮目相看。当时，我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就是做梦，我也无法想到这一切的一切居然会是租的，包括那位气质高雅、姿容出众的美国姑娘——朱迪小姐。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一点的话，我一定会认为说这话的人不是疯了就是别有用心。
男人的天方夜谭（5）
现在分析起来，我们被解除了思想武装的原因——请相信我不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至少不仅仅是为自己辩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国内宣传的影响。
这些年，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听到了太多太多海外华人华侨如何如何成功、如何如何爱国、如何如何渴望为祖国现代化作贡献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教了。我敢说，这种宣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它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特定社会存在的人，一定具有无可逃避的特定属性。资本家就是人格化了的资本；商人的基本追求就是利润的最大化。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怀疑，没有什么可不好意思说的。
我们的宣传却总是要刻意地回避这一点，总是喜欢把经济行为泛政治化、泛伦理化，把它套上一层政治的或伦理的光环，故意把本质上极为冷酷的国际商业交往弄成灯红酒绿、友爱情深的一团锦绣。据说这种极片面的宣传，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真是荒唐可笑！建立在虚假信息上的东西，怎么可能与严酷的现实对抗呢？它的直接危害，就是在霍霍磨刀的海外商业对手面前麻醉自己人的警惕，造成一种极幼稚的侥幸心理、懒惰与无能。
这种愚蠢的、几乎等于为虎作伥的宣传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领导机关的极左思想？新闻从业人员的幼稚无知？我不知道。但我痛切地感受到：是这种宣传教育，使中国的企业家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显得幼稚可笑，其行为与心理正好和美国人的作法相反：
美国人是先做生意，从不讲什么情谊。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有可能的话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成为合作伙伴，也有可能成为陌路人，成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我们是友好交往，重情重义，先交朋友，再做生意，充满了礼尚往来的真诚。孰不知，在对方眼里，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愚蠢幼稚。
我们五个人，真的是交朋友去了，光是高档礼品就带了满满两大箱。
景泰蓝、茅台酒、苏州刺绣、黄杨木雕……现在，我们曾送过礼品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和我们还有交往，百分之百的是在糟蹋钱。有一次，在我们的再三邀请下，一个美国人喝了一杯茅台酒；事后，他对别人说“从来没喝过这么可怕的酒……”我相信他没有恶意，是习惯和文化差异造成的。
可在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一厢情愿地在做事情，花了钱、送了礼，还被人家看成是活该倒霉，是莫名其妙的乡巴佬土老冒。你能怪人家吗？
我们就像一个懵懵懂懂而又充满激情的傻丫头，一头扑进了成怀仁的怀里，把他当成了可以托付终身的如意郎君。哪里会想到，那是一个早就张好网、冷冷地等在那儿的采花贼呢？
五
几句话谈下来，成怀仁心里有数了。
第一，这五个人对美国的了解，差不多停留在大陆报刊宣传与世界知识手册介绍的水平上；第二，他们即便懂英语，也是中国式的哑巴英语：借助词典能读、能看，听不懂、说不出；第三，基本谈不上具有专业知识。原来以为那位总工程师懂专业，结果一问才知道，此公二十五年前毕业于天津轻工学院机械专业，此后在省计委项目处一口气搞了二十多年项目审计。这位总工基本是个外行了：对计算机程序控制的生产线所知有限，所提问题差不多全是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常识，成怀仁都不好意思翻译给美国佬听。
听堂哥说，鲁军请他来做总工，主要是因为他在省里特别是在国家主管部门的关系多。
那位项目负责人——未来的王厂长，主要的职责，似乎就是给鲁军拎包、开门、倒水、点烟、拿资料；而那位省厅厅长，则是个典型的官僚：哼哼哈哈，不学无术。美国厂家执行副总裁介绍设备性能、技术参数与经济技术指标时，他老人家居然四脚拉叉地仰在沙发上睡着了，鼾声大作，涎水一直淌到领带上。难为他还箍了条领带。
成怀仁注意到，鲁军的脸“唰”地红到了颈根，在空调开得有些冷的房间里，他的额角霎时间渗出了密密的汗珠。在这五个人中，成怀仁已经看出，只有这位同龄人还值得认真对付：从到了美国起，除了睡觉，成怀仁就没见鲁军闲着。不是看书、翻资料，就是问东问西，问题极多极烦。偶尔，他也会表现出刚到美国来的人经常会发生的愚蠢。比如，在成怀仁以厌恶的口吻，谈到黑人兄弟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时，鲁军一下子表现出了毛泽东式的敏感：“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也跟着白人闹起种族歧视来了？”成怀仁冷冷一笑，毫不客气地来了一句：“我对政治说教不感兴趣。”噎得鲁军半晌说不出话来，车厢里一阵死寂。多亏堂哥打了个哈哈，才把这难堪岔过去。
自视极高但不乏理性的成怀仁，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去过北大荒的少年新贵，并不愚蠢，其智商与悟性决不在自己之下。而且他也同样读了大量的书。这个人不贪小，不爱钱，是个工作狂式的人物。这种人的最大特点是野心，是视政治前途为生命。年轻，精明强干，精力充沛，急于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