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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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木式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了他的“气候”：
“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听到了这个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罗振玉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万绳木式惊慌不安地立在一旁，别人也都不言语。静了一回，只听见郑孝胥说：“臣早说过，不可伤日本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我没有作声。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郑垂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昨晚在宴会上郑垂是最活跃的一个，池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喝酒。今天他的通权达变、将计就计论说得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它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只奇怪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的这么快呢？
郑孝胥着我不作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让皇上当元首，这和做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他儿子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部，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已如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便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
过了不多时，郑孝胥头顶闪着光回来了，说板垣已经同意，并且今晚要“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分，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他们“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
上乃决，复命万绳（木式）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四字。板垣退
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坦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
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
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一 傀儡戏开场
一 傀儡戏开场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
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
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
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
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
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间外事。虽宗国之砧危，时轸
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
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
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
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讠皮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
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
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
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
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勉竭愚
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
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的“执政府”。
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胡、陈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还有旧奉系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迁琛、林囗。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
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报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
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
望其勉之。
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我的“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最后举行庆祝宴会。
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他微弓着身子，秃头发光，语音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注＇，请签上御名。”
这原是在旅顺时日本人甘粕正彦早跟我说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办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陈曾寿。这两个老头脸色都不好看，因为知道了特任官名单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我对他们说：我要把他们放在身边，让胡嗣瑗当我的秘书处长，陈曾寿当秘书。胡嗣瑗叹着气谢了恩，陈曾寿却说他天津家里有事，求我务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罗振玉来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职是一名“参议”，他是来辞这个不称心的官职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后来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又跑回大连继续卖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们不同了。长春车站上的龙旗和军乐，就职典礼时的仪节、以及外宾接见时的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另方面，我已公开露了头，上了台，退路是绝对没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对我说，你不干就请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迁就”到底。再说，如果对日本人应付得好，或许会支持我恢复皇帝尊号的。我现在既然是一国的元首，今后有了资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于我专往称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仅不再觉着当“执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执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
在这样自我安慰和充满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梯”，顺利地登上“宝座”，就成了我进一步思索的中心问题。我想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结果告诉了陈曾寿和胡嗣瑗：
“我现在有三个誓愿，告诉你们：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典礼后一个月左右，“执政府”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为表示决心，我亲自为每所建筑命名。我把居住楼命名为“缉熙”，系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我更根据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勤民”命名我的办公楼。我从此真的每天早早起来，进办公室“办公”，一直到天晚，才从“勤民楼”回到“缉熙楼”来。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我一面听从着关东军的指挥，以求凭借，一面‘官衣吁食”，想把“元首”的职权使用起来。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
二 尊严与职权
二 尊严与职权
在《满洲国组织法》里，第一章“执政’共十三条，条条规定着我的权威。第一条是“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至第四条规定由我“行使立法权”、“执行行政权”、“执行司法权”，以下各条规定由我“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统帅陆海空军”，以及掌握“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等等。实际上，我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来到以我的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不料进了公园不久，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处”的汽车便追来了，请我回去。原来他们发现了我不在执政府里，就告诉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便出动了大批军警到处搜寻，弄得满城风雨。事后执政府顾问官上角利一向我说，为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