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第3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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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陷入两难困境，好在东都到目前为止只向西京提出了“求援”要求，尚没有明确提出“出兵”要求，这给了西京更多的考虑时间，但不论如何考虑，东都局势迅速恶化是现实，杨玄感和韩相国两路夹击东都也是事实，大运河中断更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仅靠东都本身力量已经难以逆转危局了，退一步说，即便可以逆转危局但肯定不能在短短时间内结束这场风暴，风暴结束不了大运河就始终中断，大运河断了就直接危及到了远征军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因此西京肯定要出兵，而且越早越好，即便东都迟迟没有提出“出兵”要求，西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置国祚安危和中土利益于不顾。
所以西京争论的焦点就是：是否出兵？何时出兵？出多少兵？
依照律法，西京出兵支援东都，必须要圣主的诏令，但现在特殊时期，依照军兴之法（战时制度）和圣主的授权，西京可以自己决策，然而问题是，东都是京师，地位超然，在两京共存的特殊制度下，东都是主，西京是从，换句话说，如果东都没有向西京提出“出兵”支援的要求，西京擅自出兵进入东都战场，肯定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后果，而这些政治后果必然会激化两京矛盾，这显然是圣主和东都不愿看到、不能接受之事，也是西京所不愿承担之罪责。好人做了，好事做了，最后啥功劳没有，反而惹来一身骚，一身麻烦，甚至身死族灭，谁干？
这一观点得到了西京各大势力的认同。东都必须明确提出“出兵”要求，西京必须出师有名，必须确保这次“出兵”不会带来一系列政治后果。
接着争执又来了。东都政局很复杂，东都有名义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越王杨侗，有掌握实权的东都留守樊子盖，两个人在律法上的地位完全不同，同样的命令，越王杨侗下达的，和樊子盖下达的，所代表的律法效力和政治后果完全不同。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越王杨侗，在律法上完美无缺，西京“出兵”没有风险，反之，如果提出“出兵”要求的是樊子盖，那西京就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了，即便樊子盖的背后是圣主，但在改革和保守激烈碰撞，两京冲突剧烈之际，谁敢保证圣主和中枢不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门下省的给事郎赵长文认为，东都必须由越王杨侗下达“出兵”请求才具备律法效力，原因很简单，在东都留守这一块越王杨侗最大，无可争议，樊子盖根本代替不了越王杨侗，就像西京留守卫文升一样，卫文升也不能凌驾于代王杨侑之上，否则就是僭越，就违背了礼法律法。
给事郎在门下省仅次于黄门侍郎，出身于陇西赵氏的赵长文留守西京，全权代表门下省，权力很大。赵长文在前面“大旗”一举，后面一大帮关陇本土权贵都“跟”了上来。关中韦氏的殿内少监韦圆成，关中杜氏的持书侍御史杜淹，关中苏氏的鸿胪少卿苏夔都纷纷附和。苏夔是中枢宰执纳言苏威的儿子，在西京的影响力非常大。
秘书省的少监袁充则持反对意见。他也不好直接说越王杨侗是傀儡，也不能说杨恭仁和樊子盖针锋相对，只能质疑赵长文，如果东都被叛军四面围攻，岌岌可危了，西京依旧冷眼旁观，视若无睹，任由东都失陷了都不出兵救援，后果是什么？西京如何逃脱罪责？到那时西京还能以“越王始终没有要求出兵支援”做为自己脱罪的理由？
袁充是殿内省的副长官，江左旧臣，出自江左“王、谢、袁、萧”四大侨姓豪门之一，代表了圣主和改革势力，但江左人在西京本来就势单力薄，再加上圣主东征期间又带走了大部分绝对忠诚和支持他的江左籍军政大臣，导致江左人在西京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权。好在山东人在西京的势力还不小，关键时刻双方结盟，互为声援，共抗对手。
刑部侍郎、梁国公萧造出自江左豪门萧氏，皇亲国戚，理所当然与袁充同心协力，坚决支持袁充的意见。
兵部侍郎明雅出自河北世家，尚书右司郎卢楚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涿郡卢氏，内史舍人郭文懿出自太原世家，秘书丞崔民令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博陵崔氏，京兆内史李长雅出自山东五大豪门之一的赵郡李氏辽东房，五位中枢大员也立场鲜明地认为，只要东都请求西京“出兵”支援，不论是越王杨侗的决策，还是东都留守樊子盖的决策，西京都应该义无反顾的出兵东都。
还有一些势力则保持中立。出自宗室的有司谒者杨则是杨恭仁的堂弟，他就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太常丞元善达，卫尉少卿宇文儒童，一个虏姓豪门，一个虏姓新贵，也是沉默是金。
司农少卿独孤机是皇亲国戚，也是武川一系的核心人物，在出兵支援东都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完全没必要介入到关陇本土势力和江左、山东人的冲突中。
司隶大夫裴操之出自河东豪门裴氏，他完全支持袁充的意见，但在西京这种政治氛围中，公开支持改革派必然会与关陇本土势力发生冲突，很多时候谨慎的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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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0章 西北人的窘境
沉默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支持，而太多势力保持沉默，使得这场辩论的结果渐渐明朗化。
西京留守卫文升出自中原世家，他代表的是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又是西京的实权人物，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袁充的意见，使得这场争辩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趋势。
代王杨侑拥有最后决策权。代表他的王府长史韦节看到形势已经明朗，再加上随着韦津的到来过去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而东都那边的形势随着齐王杨暕兵临通济渠，其走势也逐渐清晰，原先所预想的把这场军事政变演进成皇统大战的难度已越来越大，于是韦节当机立断，代表代王杨侑做出最后决策，只要东都向西京提出“出兵”请求，则西京必定出兵东进，支援东都。
接下来就是“何时出兵”了，而这个问题分歧更大，争执更激烈。“是否出兵”当然由中央决策，可以把卫府排除在外，但“何时出兵”就必须要卫府参与决策了，且卫府的话语权非常重，如果卫府说出兵条件不具备，那这“兵”还真的出不了。
在西北军乃至西京卫戍军里，西北人是绝对的主力，西北世家在西北军方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今日参加尚书省议事的军方高级统帅中，西京卫戍军统帅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西京禁卫军统帅监门直阁将军庞玉，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天水、陇西和会宁三郡的右御卫将军李仁政，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北地、安定两郡的武贲郎将令狐德润，全部都来自西北世家。剩下的西京卫戍军另一位统帅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出自河东豪门，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则出自虏姓豪门。
六位军方统帅，四位来自西北世家，由此不难看到西北世家在这次决策中的话语权之重。
西北世家包括像陇西李氏这样传承千年的豪门，其实质都是以军功崛起，以功勋延续，说白了他们都是武人，而那些以经文传承的累世簪缨的豪门世家根本就瞧不起武人，在文人眼里就是武人一个无脑匹夫，山东和江左的士族尤其瞧不起西北武人，认为西北武人就是一群粗鄙不堪的蛮夷，与大漠上茹毛饮血的北虏没啥区别。但天道无情，中土分裂四百余年后，偏偏就是这群西北匹夫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土的分裂和战乱，这让骄傲自大豪气冲天的山东和江左士族情何以堪？
一方面是文化上的正朔、高贵和骄傲，一方面是战场上的失败、践踏和耻辱，这种截然相反的残酷事实严重扭曲了士族的心灵，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执着在嘴上和笔下一次次的“报仇雪恨”，以寻找“胜利”的快感来满足自己虚幻的自大。这使得中土的统一大业虽然辉煌灿烂，虽然在土地、政治和文化层面上“阔步前进”，但在光鲜的背后，精神上的分裂却越来越大，心灵上的裂痕不但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深了。
这就是关陇人和山东、江左人的矛盾根源所在，追本溯源，还是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而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存在，在今日的关陇同样如此。在山东、江左士族的眼里，关陇人就是一群野蛮人，关中韦氏就是一个地方小贵族，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豪门”，而在关中士族眼里，西北人就是一群无脑匹夫，陇西李氏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豪门，虽然关中士族和西北武人互相依存，但关中的经文世家就是瞧不起西北的军功豪望，关中士族就是比西北武人高一头。这就是关中人和西北人的矛盾根源所在。
在这次决策中，西北世家就处于两难窘境。
从西北局势和西北人的利益来说，西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兵力和财力投到西北战场，要不惜代价把圣主经略西疆的胜果，也就是把通过西征所开拓的河源、西海、且末和鄯善四个边郡守住。那是一片辽阔的疆域，虽然荒凉，但它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可以直接把中土的“触角”拓展到西域腹地，并向葱岭以西延伸，这不但有利于中土的国防，更有利于中土的发展。
然而，自圣主决策东征以来，东都对西疆的投入就急骤减少，这直接导致西疆局势急转直下，尤其从去年第一次东征以来，吐谷浑人就在西突厥人和一些西域王国的支持下展开了反攻，到目前为止，西北军已经失去了对西域的且末和鄯善两郡的控制，西北军在西海战场上也是节节败退，如果东都和西京再不给予兵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西北军不在大雪来临之前夺回失去的疆土，那么等到来年开春之后，等到吐谷浑人复国成功之后，西北军再想反攻，所付出的代价就大了，难以估量了。
在西疆利益上，西北人和关中人有交错重叠之处。中土没有统一之前，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很多，合作很愉快，当然了，矛盾和冲突也多，“蛋糕”只有那么大，大家都想多吃当然不够了。统一后，“蛋糕”做大了，关中人对西疆利益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大大降低，与西北人的利益一致性就小了，按道理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应该随着减少，但相反，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更多了，原因就是迁都。
迁都使得关陇这一块的“蛋糕”整体变小了，而这块“蛋糕”变小了对关中人来说损失固然很大，对西北人来说损失就更大。损失越大意见当然也就越大，按道理双方应该联手反对，但圣主和改革派为了赢得西北人的支持，为了分裂关中人和西北人的政治联盟，拿出了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这个大战略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改防守为进攻，实质上就是在国力昌盛之后，要开疆拓边了，而开疆拓边对西北人来说利益就大了，不但能在开疆过程中赢得外部利益，还能依靠军功赢得内部利益，双丰收啊，当然力挺圣主了。
于是西北人和关中人的政治联盟就破裂了，矛盾和冲突也就多了。
然而随着西征的结束，东征的开始，形势就变了。东都距离西北边疆更远，就算西疆出事了，北虏入侵了，它还有关中做屏障，所以迁都洛阳，肯定会改变东都对西疆镇戍的重视程度。西征时期，东都倾尽国力投入西疆，对西疆前所未有的重视，西北人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随着东征开始，尤其东征第一次大败后，迁都洛阳对西北镇戍的不利影响就彻底暴露了。这对西北人来说不仅是巨大的落差，是猛烈的冲击，还是梦想的破灭，利益的直接损失。
圣主二次东征之前，特意单独召见了皇甫无逸和令狐德润两位西北统帅，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寻求西北人的支持。
西北人也分派系，河西一派，陇西一派，灵朔一派。皇甫无逸是北地人，属于灵朔系。令狐德润是敦煌人，属于河西系。西北军里这两个派系的将领与圣主走得很近。
河西直接与西域诸国，还有东、西突厥和铁勒等北方诸虏正面对阵，所以河西人实力都很强悍，军功都多，卫府统帅也多，难免骄横跋扈，难以约束，也难以拉拢，好在河西是西疆的第一道屏障，距离西京和东都都很远，条件非常艰苦，对西京和东都的依赖性很大，有时候不得不“妥协”，比如现任的右候卫大将军赵才、涿郡留守段达都是河西籍统帅，都是圣主的支持者。
灵朔系在西北三大派系中实力最弱，实力弱生存就困难，当然要找“难兄难弟”帮忙，所以在西北军里，灵朔系一向与河西系“齐心协力”。
陇西人是西北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的“老大”，在军政两界都是强横无比，因为历史渊源，它与关中人既是天然的盟友，又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所谓关陇人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关中世纪和陇西世家的利益。陇西人与圣主、改革派是对立的，圣主根本拉拢不了它，只能转而拉拢河西人和灵朔人，以此来控制一部分西北军。
但目前局势下，河西人和灵朔人是否还坚决支持圣主？是否还愿意为圣主的利益牺牲自己？
从政治上来说，风险太大了。这场风暴只有一个结果，不论谁最后胜出，都是两败俱伤之局，保守派和改革派都是伤痕累累，即便最后圣主和改革派控制了局面，付出的代价也难以想像，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南北关系必将因此而恶化，改革必将因此而难以为继，国力必将因此而衰退，西北人对未来的憧憬亦将不复存在。
两难的地方就在如此，对西北人来说，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地域利益和小团体利益上来分析和推演，出兵东都均是弊大于利，而尤其重要的是，在军方参加决策议事的六位统帅中，就算皇甫无逸、令狐德润、庞玉和独孤武都都坚持马上出兵东都，但还有李仁政和柳武建两位老将，他们都是卫府老军，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如果他们反对，这事就复杂了。
结果正是如此，右武卫将军皇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