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第3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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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虽然恶劣，韦云起虽然咄咄逼人，甚至有以东都安危来胁迫“大佬”们的暗示，但礼法律法摆在那，即便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也不能轻易诛杀一个从三品的中枢大员，再加上这里面还裹挟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笼罩着皇统之争的阴霾，夹杂着关中韦氏和河东裴氏之间的恩怨，再加上当前局势下东都各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指望在坐的所有“大佬”们一致决策以斩杀裴弘策来镇慑东都贵族官僚，难度实在是太大。
韦氏势在必得。韦云起占据了“大义”的制高点，拥有以御史台的名义行使最高监察权的优势，在今日东都高层决策中占据了重要份量，所以韦云起在提议诛杀裴弘策之后，“乘胜追击”，又提出诛杀国子祭酒杨汪。
杨汪出自弘农杨氏，是老越国公杨素的弟子，是小越国公杨玄感的莫逆之交，现为中土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掌门人”。受杨玄感所累，杨汪也被拘捕了，但他身份地位太高，弘农杨氏的大儒，从三品的中央大员，也不是说抓就能抓的，只能稍作变通，将其“禁足”在家，不允许他出门，也算监禁拘捕了。
杨汪是杨玄感一案中被连累到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在今日这个危急关头，将其斩杀，对东都贵族官僚同样能起到镇慑作用。韦云起这个提议没有错误，存亡之刻，借你的人头一用，管你有没有罪，关键是你这颗脑袋有用，那就行了，至于什么是非黑白，什么礼信仁义，在生死面前狗屁都不是。再说了，韦云起既然决心杀人，做为御史台的最高留守长官，拥有纠劾之权的监察官，他有无数种办法坐实杨汪叛逆之罪名，他要杨汪死，杨汪就不得不死。
樊子盖本来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拯救裴弘策，因为韦云起的提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须经在坐的“大佬”们一致同意，愿意一起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责任，越王杨侗才会正式下令，所以樊子盖还是有一线机会，但听到韦云起提议斩杀国子祭酒杨汪后，樊子盖当即彻底绝望。韦云起太狠了，把拯救裴弘策的最后一线机会都毫不留情地剥夺了。
越王杨侗害怕了。他认识裴弘策，对裴弘策的观感很不错；与杨汪更为亲近，虽然杨汪不是他的授业恩师，但多少也聆听过杨汪的教诲。突然间，眼前这帮人竟然要杀裴弘策和杨汪，而这帮人不但与裴弘策和杨汪是同殿之臣，有些彼此关系还相当不错。这一幕太匪夷所思，太恐怖了，给了越王杨侗以强烈冲击，让他无法接受。
杨恭仁也不能接受，虽然他知道政治博弈血腥残忍，知道韦云起的计策有助于坚守东都，但这违背了他的道德和良知，而更重要的是，以杀裴弘策来打击河东裴氏并不是韦云起的目的，而是保守派打击改革派，关中韦氏报复圣主的手段而已。裴弘策的人头一旦落地，关中韦氏和河东裴氏、改革派和保守派固然是大打出手，但越王杨侗亦受池鱼之灾，杨恭仁和宗室也受连累，当真是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
然而，当韦云起把目标对准杨汪之后，杨恭仁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必须拯救杨汪。弘农杨氏在这场风暴中肯定惨遭重创，这对宗室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为此杨恭仁不惜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只求把弘农杨氏的损失限定在杨素、杨玄感这一房，只求清算风暴不会累及到其他诸房诸支。弘农杨氏必须保住元气，否则宗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杨氏国祚就断了根基，后果可想而知。
韦云起这是攻杨恭仁之必救，迫使杨恭仁不得不妥协，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同意诛杀裴弘策来保住杨汪的性命。杨恭仁只能妥协，但他心中的痛有增无减。从眼前这一幕便可看到，各大贵族集团已经对弘农杨氏举起了屠刀，虽然他和越王杨侗可以保护东都的弘农杨氏血脉，但西京的杨氏血脉怎么办？谁去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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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7章 用心险恶
“大王，杨玄感已经兵临东都城下，明日即可抵达上春门，而其选锋军更是势如破竹，明日定可杀至东太阳门。”韦云起步步紧逼，“贼帅韩相国势不可挡，今日再度推进，距离西太阳门已近在咫尺，明日便可与杨玄感夹击皇城。这种危局下若瞻前顾后，任由皇城一团混乱，则皇城必失，而皇城一失，则东都沦陷，所以大王没有退路，唯有杀伐果断，一剑定乾坤。”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无懈可击。试想就连裴弘策这样的中央大员打了败仗全军覆没了，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依旧高居官位，依旧权势倾天，那其他官员打了败仗就更没事了。既然打败仗没事，那家为何还要浴血奋战、舍身赴死？如此则越王没有权威，中央没有权威，留守府更是摆设，所有命令都很难得到执行，即便执行了也是大打折扣甚至阳奉阴违，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皇城若能守住，那是神迹，而不是奇迹。
同样的，杀杨汪的目的也是一样，如果与杨玄感关系密切者，甚至有证据证明参与了叛乱者，都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性命之忧，那其他人违法就更不怕了。人家是最高等的叛逆之罪都不杀，我不过消极怠战，或临阵退缩、或打了败仗，那就更不算什么了。既然违法乱纪都没事，都无性命之忧，那谁还愿意遵纪守法？谁还愿意遵从命令誓死奋战？如此军纪涣散，士气低迷，大家都无心作战，东都如何坚守？皇城又能坚守几天？
大佬们面无表情，各自权衡利弊得失，都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给他们思考，韦云起的“出击”时机选择地非常好，如果大佬们迟疑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明天可能就是东都失陷之日，而东都如此“神迹”地失陷，首先就把越王杨侗和他们这帮大佬统统送上了断头台，其次东都势必被接下来的连天战火所摧毁。
西京的目的本来就是摧毁东都，东都失陷得越早，对他们就越是有利，所以韦云起并不虚张声势、虚言恐吓，而是真正的要挟。你们帮我杀了裴弘策，我报了仇，你们守住了东都，大家互利互惠，何乐而不为？反之，你们保全了裴弘策，但可能失去东都，而失去东都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了，韦氏此举把越王杨侗等人统统拉下了水，日后清算之刻，关中韦氏固然要与河东裴氏大打出手，但越王杨侗等人也要遭受池鱼之灾，这等于无偿帮助韦氏分担了一部分来自河东裴氏，甚至来自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然而这个损失与东都失陷的损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大佬”们的选择是唯一的，只是，他们必须要考虑，一旦他们支持韦氏，与韦氏联手杀了裴弘策，得罪了河东裴氏，得罪了圣主和改革派，之后东都还是失陷了，他们还是要承担东都失陷之罪，那就是罪上加罪，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于是“大佬”们就不得不恶意地揣测韦氏的真正用意。如果西京不但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东都，还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圣主和改革派，彻底终结改革，那也就意味着这场兵变很快就会演变成皇统大战，统一大业可能就此崩溃，中土可能就此陷入分裂，国祚可能就此败亡。以此来倒推，那现在韦云起要挟他们联手诛杀裴弘策，实际上就是以迫使他们与圣主、改革派和河东裴氏翻脸，来达到绑架和策反他们的目的，继而挟两京所有保守力量来对抗圣主和改革派，颠覆国祚，摧毁改革。
“大佬”们犹豫了，未来利益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难以抉择，但就在这时，太府卿、安昌公元文都打破了沉默，也打破了僵局。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以临阵逃脱的罪名斩杀裴弘策，以叛大逆之罪诛杀杨汪。”
一石激起千层浪，元文都的公开支持，顿时让两难之中的大佬们看到了“曙光”，心理上的天平骤然失衡，几乎在这一霎那，大佬们都做出了决断，与元文都一样的决断。关键时刻，跟着元文都走，跟着虏姓第一豪门走，跟着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贵族集团走，在大方向上肯定不会错，甚至还能从中牟利。至于元文都为何支持韦云起，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大佬”们无一例外地选择性忽略了，因为元文都是中枢实权大佬，很多时候他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根本毋须探根寻底。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左监门郎将独孤盛也表态了。
于是“同意”之声四起，裴弘策和杨汪的性命就这样被无情剥夺了。
越王杨侗很害怕，很紧张，脸色苍白，目光不停地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脸上转来转去，期望有个答案。现在除了他们外，就剩下樊子盖和几个山东籍、江左籍的中央大员没有表态了，形势基本上一边倒。
樊子盖独木难支，这个“坑”又是他自己挖出来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件事上他已失去话语权，其他江左人提出反对意见亦是自取其辱，倒不如不表态，保持中立。
而越王杨侗的态度实际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宗室和山东豪门的态度，如果宗室和山东豪门联手反对，越王杨侗拒绝下令，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但关键是韦云起已经做出了威胁性的暗示，元文都、独孤盛等人又支持他，这种情况下东都如果失陷，越王杨侗和杨恭仁等人必将承担全部责任。
杨恭仁保持沉默，杨浩紧随其后闭紧了嘴巴，但两人始终关注着崔赜，目光有意无意都落在崔赜的脸上。这件事宗室必须最后一个表态，而从目前局势来看，若想保住杨汪，就必须寄希望于崔赜，寄希望于山东人的坚决反对，唯有形成了“正反”两种意见，宗室才能掌握主动，才能从断头台上抢走杨汪。
吏部侍郎高孝基沉默不语。宗正卿崔君绰一言不发。卫尉卿张权闭目假寐，仿若熟睡。很明显，三位山东籍的老臣在关键时刻都明确支持崔赜，只要崔赜是什么态度，他们就是什么态度，而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斗争中，这是一种宝贵的默契，不论对错，只论得失。
“某反对，御史台的建议不但无助于坚守东都，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局势，陷东都于败亡之绝境。”果然，崔赜的态度旗帜鲜明。凡关陇人坚持的，都是山东人反对的，至于理由，只要不缺智慧，理由千千万万，信手拈来。
崔赜坚决反对，从律法到人心，他都一一驳斥，拿出了与韦云起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甚至公开威胁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你们今天杀了裴弘策和杨汪，等于把所有的东都官员和卫戍将士都逼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当他们抵挡不了杨玄感的攻击，守护不了东都，却又无路可退的时候，除了战死就是投降，而他们大都会选择投降，于是一批批的官员和军队就被你们拱手送给了杨玄感，到那时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所以某在这里告诫你们，如果你们杀了裴弘策和杨汪，而东都大部分官员和军队就此开始纷纷投降，东都因此而失陷，责任就是你们的，你们必须为此承担全部罪责。”
“一派胡言。”韦云起勃然大怒，当即反驳，而元文都等人也出言相助。
高孝基、崔君绰、张权顿时来了精神，不要看这帮老家伙们平时老态龙钟、有气无力，一旦进入“状态”，马上就变了，一个个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士气如虹，大有挡者披靡、无坚不摧之势。
这个东西争不出结果，实践出真知，只有实施了才知道对错，但问题是现在东都面临生死存亡，没有时间去验证对错，而一旦实施了错误的决策，得到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东都就完了，就再也没有改正纠错的机会了。
杀，有道理，但结果可能是错的，而不杀，也有道理，但结果同样可能是错的，所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杨恭仁站出来了，充当和事佬，危机当前，时间宝贵，不能这样无意义的争吵，必须尽快拿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策。
杨恭仁的建议是，严格依照律法来，可以宣判裴弘策和杨汪的死刑，并公之于众，以儆效尤，但不能执行，不能马上杀了他们，因为依照律法，还须经过中枢审核，还须圣主下达诏令，然后在规定执刑的日期里才能砍头。如果借口非常时期或军兴之法（战时制度），就擅自把他们杀了，那置圣主和中枢的威权于何地？置礼法律法的权威和尊严于何地？
韦云起的目标是河东裴氏，是裴弘策，而对于山东人和江左人来说，裴弘策是根正苗红的关陇人，不像裴世矩和裴蕴，他们一个原来是山东高齐的旧臣，一个原来是江左旧臣，这两人的政治势力与山东、江左有很多交错重叠的地方，所以山东人和江左人肯定要保护裴世矩和裴蕴，但可以舍弃裴弘策。裴弘策不在他们的保护范围内，相反，他们倒是乐于看到关陇人自相残杀，当然了，裴弘策死了对河东裴氏还是有一定的打击，但这个打击显然不在山东人和江左人的考虑范围内。
一番激烈争论之后，关陇人和山东人各让一步，开始围绕着杨恭仁的建议“讨价还价”。
韦云起下定决心诛杀裴弘策，而崔赜有意力保杨汪，于是最后结果就是马上斩杀裴弘策，杨汪则侥幸“逃脱”，至于达奚善意最后连提都没提，直接被大佬们“无视”了。
然而，最后时刻，越王杨侗在秦王杨浩的暗示下，突然“发飙”了，一改往日的儒雅懦弱，像个痴儿般连哭带喊，连骂带叫，胡搅蛮缠，拒绝下达诛杀令。
樊子盖“大难临头”了。
既然宗室和山东人要力保越王杨侗，那么他们当然要配合关陇人联手施压，逼迫樊子盖以东都留守的名义下令诛杀裴弘策。
这完全不合法度，这根本就是践踏礼法律法，这严重损害了律法的权威和尊严，对圣主和中枢的威权更是个沉重打击，它带来的恶劣后果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今日的东都危机，亦会影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