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第2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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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杀死游元？游元死了，山东人和关陇人之间的矛盾会骤然激化，曾经支持杨玄感的山东人也会因为愤怒和失望而背弃杨玄感，这对杨玄感及兵变同盟十分不利，所以杨玄感绝对不会杀死他；对崔弘升及河北人也不利，因为山东人有可能对游元之死做出错误的解读，对崔弘升和河北人产生误会和怨恨，继而引发山东贵族集团内部的分裂，所以崔弘升也绝无可能“手足相残”，那么谁会杀死游元？实际上从利益角度来看，游元之死对谁有利，谁就有动机杀死游元，所以那些反对兵变或者试图利用这场兵变趁火打劫者，都有可能是杀死游元的凶手，而这个范围并不太广，最有可能杀死游元的就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
但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析和推演并不准确。政治博弈的背后，实质上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而当前争夺中土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权的两大阵营就是改革和保守。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推演今日东都政局，不难看到现在正在东都战场上殊死搏杀的都是保守派，关陇本土贵族也罢，河洛贵族也罢，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老贵族集团也罢，以中土五大超级豪门为首的山东贵族也罢，甚至包括江左人，其本质上都有最大程度攫取中土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欲望，都想最大程度的保全和增加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有遏制和打击改革派的意愿和动力，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结盟合作，应该联手推翻圣主和改革，但现实却与预想得大相径庭，东都大大小小的保守势力不但不合作，反而大打出手，这是为什么？
一定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虽然目前在东都“政治舞台”上使出浑身解数卖力表演的都是保守派系，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舞台”上还有改革派系，现在他们要么在台后等待上场，要么在台下敲锣打鼓，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必须弄清楚一个事实，现在这个博弈的大“舞台”就是由他们提供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戏”也是他们导演的，而这出“戏”最终如何结尾，决定权则在这出“戏”的编剧手上，而这个“编剧”正是圣主和忠诚于他的中枢。
第一次东征失败是个转折点，改革派在政治上失去了制高点，保守派乘机反攻，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如果这一政治状况不能及时逆转，改革将陷入停滞，将难以为继，而改革一旦倒退，改革派将在政治上溃不成军，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丢掉最高权柄，为此圣主和改革派必须夺回政治上的制高点，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东征。
如果第二次东征的真正目的不是军事上的，不是国防和外交大战略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打击政治对手，是夺回政治优势，是维持改革派对朝政的绝对控制，那军事上的胜负是否重要？显然不重要，因为第二次东征只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是打击政治对手，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是第二次东征的目的所在，所以军事上的胜负也就无关紧要。
由此来推断，第二次东征就是一个政治烟雾弹，就是一个政治陷阱，就是一个政治诱饵。
在第一次东征大败，国力严重受挫，圣主和中央权威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第二次东征的风险已经被无限放大，稍有变故，比如大范围的天灾、比如粮道中断、比如政治风暴，等等，都有可能导致第二次东征失败。而第二次东征是圣主和改革派一意孤行的决策，如果失败，圣主和改革派将在政治上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改革必定停滞乃至倒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必将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失去最高权柄。既然有如此大的风险，圣主和改革派为何还要一意孤行？
这就是政治陷阱的玄妙所在。我失败了，我就要把责任推给你们，我让你们留守两京，让你们督办粮草，结果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导致了我的失败，我当然要惩罚你们，大不了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反之，我打赢了，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那么也就挽回了政治上的颓势，回去后我就要继续推动改革，如果你们执意做我前进路上的障碍，我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
对于保守派来说，没有选择，这场博弈他们不能输，输了也就意味着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失去了话语权，然后他们将在大一统改革的凯旋号角声中灰飞烟灭，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保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摧毁第二次东征？也就是说，为避免与圣主和改革派拼个玉石俱焚，必须找一个“替罪羊”，而这个“替罪羊”就是杨玄感和他的兵变同盟。
这是不是就是今日东都乱局中，只看到保守派“大打出手”，而看不到改革派“声嘶力竭”的原因所在？
崔处直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征询崔赜的意见。
崔赜一听就明白了。崔处直的质疑很有道理，东都保守势力这么多，为什么就“剑指”杨玄感？为什么杨玄感就成了这场由改革和保守两大政治集团终极大博弈的“替罪羊”？杨玄感的本意是要联合所有保守势力，共同对抗圣主和改革派，也就是拼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但杨玄感显然没有吸取当年尉迟炯王谦司马消难和汉王杨谅举兵叛乱的教训，盲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过度相信了豪门世家的道德，结果一步错步步错，如今落得个孤家寡人、四面楚歌的悲惨下场，最后只能誓死一搏听天由命了。
“你是说……”崔赜手指南方，又虚指上空，“这一切，都源自白发背后力量的操控？”
崔处直迟疑了一下，大胆假设道，“有没有可能，白发的背后就是圣主？否则去年东征大败后，圣主在明知第二次东征不可能取胜，必然会被东都激进势力蓄意破坏的情况下，依旧固执而急切地发动了第二次东征？圣主既想取得东征的胜利，又想利用这次机会诛杀东都的叛逆，试图一箭双雕，只是如此好计，需要一位合适的执行者，而从目前的局势来分析，白发显然就是最合适的执行者。”
崔赜的心骤然高悬。他想到了十二娘子崔钰，正是因为她与白发的偶遇，从白发那里得到了诸多秘密讯息，崔氏才在过去的两年里屡次抢占政治先机，才艰难地一点点地保住了既得利益，让崔氏看到了一丝振兴的希望，然而，这场博弈却注定了崔氏失败的命运，崔赜唯有牺牲自己来保全崔氏。然而，东都危机结束后，崔氏何去何从？
“白发的背后肯定不是圣主。”崔赜断然说道，“如果榆林的那场风暴源自白发，那么白发的背后肯定就是渤海公（高颎），当前中枢里，闻喜公（裴世矩）和美阳公（苏威）都与渤海公关系密切，而越公的父亲杨素生前则与渤海公冲突激烈，所以……”
崔处直思索良久，越想越乱，不禁摇了摇头，“实际上某一直看不懂白发，但对樊子盖却看得透彻。某可以肯定，他之所以向越王‘低头’，正是想利用崔氏来暂避锋芒，只待时机合适，必定锋芒毕露。你要小心，尤其这次你与安昌公（元文都）达成妥协后，你的利用价值已所剩无几，只待费曜返回东都，樊子盖必会通过控制越王来控制这支军队，以此来赢得鲜卑人的合作，而与鲜卑人合作要远远好于与我们这些汉姓合作，鲜卑人会给东都安全带来巨大保障，然后樊子盖就可以为所欲为，与鲜卑人联手可以打击所有要打击的目标，而我崔氏和山东人必是他打击的目标之一。”
崔赜听出了弦外之音，目露惊色，“你是说，杀死游元的可能是他？”
“游元到了黎阳，每日联系东都，而直接联系者就是樊子盖，所以皇城中，第一个知道游元出事者，必是樊子盖。”崔处直摇头苦笑，“在东都这块地方，但凡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依据常理分析和推演出来的，都是假的，而真相，在发生的那一刻便已湮灭。就如白发，谁知道他的过去？谁又能看懂他现在的一举一动？未来，又有谁能发现白发的真相？所以，当所有人都猜测关陇人杀死了游元时，关陇人必定无辜，而真正的凶手却藏在黑暗里大笑。”
崔赜沉吟不语。如果樊子盖要杀死游元，那么樊子盖就知道黎阳出事了，就知道杨玄感的兵变阴谋，由此推断，今日东都危局就是一个陷阱，一个由改革派挖下的深不见底的大坑。难道崔处直的推测是对的？圣主当真要一箭双雕，在赢得东征胜利的同时，还要赢得东都兵变的胜利？如果圣主在两个战场上都大获全胜，未来对崔氏就十分不利了。
“尽快联系上白发。”崔赜果断说道，“要快，迟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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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3章 退而求其次
显仁宫位于东都西南方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它除了为圣主和达官显贵提供休闲狩猎场所外，还有一项重要功能便是驻军和军事演练。非常时期，京畿卫戍军可以利用显仁宫依山傍水的有利地形，在东都的外围建立起一道牢固的防御线。
现在右骁卫将军李浑就把指挥部放在洛水东岸，帐下精锐军队部署于显仁宫一线，而从京畿东部赶来的戍军则在伊水两岸布阵，形成了一道半月形的阻击战阵。
李浑摆出了消极防御之势，这让东都愤怒不已。东都局势之所以迅速恶化，与军方在卫戍策略上的反复无常有直接关系，初始东都要积极防御，要出京剿贼，军方一口否决，后来伊阙失陷了，军方态度来了个颠覆性转折，要积极防御，要出京剿贼，哪料这话才出口，武牙郎将韩世谔就在伊阙口下全军覆没了，于是军方又推翻了自己的决策，防御策略又由积极改为消极了，如此反反复复，焉有不败之理？
东都留守樊子盖忍无可忍了，假借越王杨侗之名义，向军方提出了严厉警告，并向右骁卫将军李浑发出了威胁，卫府若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击败反贼、收复伊阙、稳定京畿防线，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军方承担。
尚书台民部副长官民部侍郎韦津，御史台副长官治书侍御史韦云起，代表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火速赶至显仁宫，向右骁卫将军李浑转达中央对卫府的警告和威胁，同时敦促和监督李浑即刻向伊阙发动攻击。
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之所以“请出”韦津和韦云起两位中央大员向军方施压，与军方沟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韦津、韦云起、李浑都是关陇本土贵族集团里的鼎柱人物，都是这一政治集团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也是向西京表达自己的强硬立场，籍此来试探和警告西京。
李浑看到韦津和韦云起联袂而来，有些惊讶，不知东都又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不但有了底气和勇气，还对西京和军方的态度陡然强硬起来。
韦津解答了李浑的疑惑，“安昌公（元文都）出手了。”
“费曜要回来？”李浑眉头紧皱，神色凝重地说道，“如此说来，崔氏妥协了。可知崔氏拿什么换取了元氏的合作？”
“越王府的责任，崔氏一力承当。”韦云起抚须叹道，“崔氏这步棋走得好，杀伐果断，知难而退，出人意料。”
“我们低估了崔氏，万万没想到关键时刻，崔氏竟有壮士断臂之勇气，毅然舍弃越王，抽身而走，但如此一来，我们的谋算就被破坏了，我们的部署亦被打乱。”韦津抚髯感慨，“安昌公（元文都）出手，费曜回东都，元氏和八姓勋贵倾力支持越王，东都形势骤然一变，而获利最大的便是樊子盖。”
崔赜为最大程度保全自身利益，首先就要确保东都之安全，但鲜卑人可以利用，却不值得信任，所以崔赜在赢得鲜卑人的合作之后，必然结盟樊子盖，联合樊子盖的力量共同抗衡鲜卑人，而樊子盖若想守住东都，不但需要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还要始终牢牢掌控最高权力，所有樊子盖同样需要崔赜的合作，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至此樊子盖大权在握，东都留守总算实至名归了。
李浑暗自苦叹。崔氏以“自断一臂”的特殊方式，把以樊子盖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元文都为首的鲜卑勋贵集团和以崔氏为代表的山东人，把这三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利用一个特殊的时期，结成了一个暂时的政治同盟，然后高举着越王杨侗这杆大旗，齐心协力共同谋求“坚守东都”这一政治利益，如此“坚守东都”便由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便由毫无希望变成了可以预见，这必将改变两京各大政治势力对未来东都政局的分析和预测，必将影响甚至决定了两京众多政治势力在关键时刻的政治选择。
大多数政治势力的选择是什么？无疑在观望一阵后，看到东都的确能够坚守下去，必然倒向越王杨侗，于是越王的支持者越来越多，东都越来越牢固，最后兵变者的命运可想而知。
“崔氏的目的是甚？”李浑一时想不明白，不知道崔氏为何要“自断一臂”，这不符合豪门世家的行事风格，尽赔不赚，这种傻事崔氏会做？
韦津和韦云起相视无语。他们也商讨过了，也不太看得懂，如果说崔氏的目的是维护山东人的整体利益，竭尽所能在危机结束后的政治清算中保护山东人不受伤害，那崔氏的家族私利又如何保障？崔弘升是河北讨捕大使，杨玄感和一大批兵变者却在他的“地盘”上举兵造反，崔弘升显然难辞其咎。崔赜也是一样，他未能尽到辅佐之责，而东都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足以将他打落地狱。博陵崔氏两个鼎柱人物都倒了，这对本已陷入衰落的豪门来说可谓是不可承受之重。
“如此说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李浑主动转移了话题，暂时不去探究东都政局变化背后的秘密。
“只能退而求其次。”韦津正色说道，“元弘嗣离开西北不过是时间问题，就目前西北形势而言，就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在西北掀起一丝波澜，也就是说，我们的自身利益已经确保，接下来就是想方设，竭尽一切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