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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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道理是，你把大饼做大了，中土总的利益增加了，社会各阶层都能受益，但问题是，你若想把大饼做大，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出力的出力，偷懒的偷懒，导致分配不公，而分配上的不公平一旦严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而这将影响到中土的和平统一的大环境，影响到中土总利益的增加。
所以，在大贵族掌控权柄的前提下，改革的总体思路便是，在做大大饼增加中土总利益和维护增加自身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就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所以统一后的中土政治虽然披上了中央集权的华丽外袍，但本质上还是门阀士族政治，换汤不换药。
中土和平安定的大环境和正确的经济政策，让中土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而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在让社会各阶层受益的同时，分配不公也越来越严重，尤其绝对数量庞大的寒门，其中绝大部分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对权力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充满了怨恨。而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中的高等贵族，同样因为历史、文化等不可改变的原因，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远远落后于世代传承的豪门，且因为综合实力上的差距导致其发展后劲严重不足，有被逐渐赶出权力高层的趋势。于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高等贵族，和绝对数量庞大的寒门，便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由分配不公导致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激烈矛盾，威胁到了中土的和平统一，开始倒逼中土的权力高层不得不进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便是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政治之间的对决。从坚定的改革派的立场来说，就是遏制和打击豪门世家的特权，削弱和剥夺豪门世家的权力和财富，彻底消除分配上的不公，彻底铲除分裂和战乱的根源。
豪门世家当然要维护自身利益，但迫于现状，也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改革，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益来，以缓和贵族阶层内部的矛盾，于是，掌控着中土权柄的很多大贵族也就成了改革派，其中很多人的改革决心非常大，改革思路很先进，改革手段也很激进，不过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中土的发展繁荣和豪门世家的生存之间寻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其实质还是要维护豪门世家在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的主导权，还是要维护门阀士族政治。
先帝时代，高颎、虞庆则、杨雄和苏威并称“四贵”，还有杨素、崔弘度、裴世矩等众多文臣武将，他们的改革理念与先帝基本一致，都主张改革，都积极推进中土的发展和强大，但同时也分为两派，一派坚持让度一部分利益给社会其他各阶层，而另一派则不遗余力地保留豪门世家的特权。
今上时代，虞庆则已经死了，杨素很快也死了，而高颎则被赶出了中枢，杨雄、苏威和裴世矩还在，元寿、杨达、段文振等一批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大贵族因为深得今上的信任，亦被拔擢进入中枢，中枢实力强悍，政治改革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
政治改革触及到了豪门世家的底线，贵族内部的根本矛盾日益激烈，这个以利益为核心的根本矛盾迅速催发了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矛盾，老贵族和新兴贵族之间的矛盾，豪门和寒门之间的矛盾，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结果是整个社会矛盾在短短数年内激化、爆发了。政治改革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这一阻力加剧了皇帝和豪门世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中央和军队、中央和地方官府之间的矛盾，一场危及到中土统一和国祚稳定的危机正扑面而来。
段文振是坚定的改革派，但这并不代表北海段氏就认同和支持他的改革理念，更不代表整个齐鲁贵族集团都坚定不移地追随他。当政治改革已经严重损害了豪门世家并波及到整个贵族阶层之后，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唯有支持段文振，才能借助段文振的权柄，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现在段文振死了，保护伞不在了，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暴露在对手面前，但对手太多了，这时候他们假若继续顽固坚持激进的改革理念，继续支持皇帝的改革，必将遭到一群对手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所以，改弦易辙，在改革立场上由“激进”转为“保守”，是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唯一出路。
由此不难推测出，段文振为何姑息义军，为何要纵容义军的发展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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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不想掺合的梁德重
崔德本反复思考权衡后，回书段文操，认同他对鲁郡及其周边地区局势的分析和预测，为了确保东征的顺利进行，齐鲁和徐州两地的稳定至关重要，所以当务之急是剿杀以白发贼为首的各路叛军，为此他决定挥师北上，与段文操南北夹击，置叛军于死地。
崔德本在书信的最后部分提到了纳言杨达的病逝，并就此事表达了对皇帝和中枢的深切担忧。中枢四位最高长官的“密集”辞世，造成的影响太大了，而时值东征期间，这一影响必然累及到正在进行的对外战争，本来十拿九稳的征伐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崔德本寥寥数言，看似泛泛而谈，但其中隐含的东西太多了，足够段文操揣摩思量。
崔德本随即赶赴左骁卫府拜访武贲郎将梁德重。
梁德重现在的压力很大。东征战场上的官僚、军队、民夫有近两百万人，每天消耗的军需是个惊人的数字，而这些军需主要靠贯通中土南北的大运河进行运输，其中梁德重负责卫戍的淮河、通济渠段就长约两千里。目前留守徐州的诸鹰扬兵力不过两千余人，梁德重既要保护徐州诸郡，又要卫戍大运河，可以想像他在兵力部署上的捉襟见肘。
不过让梁德重感到侥幸的是，白发贼自远走蒙山进入齐鲁后，便把掳掠的目标放在了鲁郡，虽然初春也曾下山侵扰了兰陵和郯城一带，但抢了就走，并没有把目标对准连接东莱和江都的沿海运输通道，否则梁德重必定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其有限兵力既要卫戍运河水道，又要戡乱剿贼，肯定是顾此失彼，难以为继，后果十分严重，一旦败北，就要重蹈董纯之覆辙。
所以梁德重密切关注鲁郡战场，当他得知段文操败走宁阳，便预感局势不妙。果然，没过几天，白发贼就带着军队进入徐州，猛攻谷庭和方与。谷庭转瞬丢失，方与还在坚持，沛城鹰扬府和藤城鹰扬府十万火急报警卫府，沛城鹰扬郎将韦云越更是直接请示梁德重，是否出兵救援。
梁德重紧急下令，据城坚守，静观其变，没有卫府命令，切勿擅自行动。梁德重担心部下骄狂大意不听命令，特意提到了全军覆没的前永城鹰扬郎将费淮和黯然下台的前左骁卫将军董纯，还有刚刚在宁阳城下败退而走的段文操。这些人都败在了白发贼手下，可见此贼不好对付，你们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
以梁德重目前的状况，他连完成自己戍卫职责的兵力都不足，哪里还有多余军队去剿贼？再说以他的出身，若想再升一格，跨入从三品将军级高级统帅行列，根本就不可能。十二位府有十二个正三品的大将军，二十四个从三品的将军，总共就三十六个高级统帅，这么少的位置，还不够中土的超级豪门和一级豪门瓜分，哪里轮得到像梁德重这等出身二三流的贵族？对于梁德重来说，戎马几十年，功勋无数，能够官至正四品的武贲郎将，已经是仕途的顶点了，已经很满足了。十二卫府正四品的武贲郎将也就四十八个，僧多粥少，盯着这个位置的人太多太多，稍不小心犯了错，给对手抓住了把柄，那就是一场灾难。梁德重可不想在人生最后关头“马失前蹄”，所以他一门心思求稳，只求无过，不求有功。
梁德重的求稳，便是把大部分兵力放在卫戍水陆运输通道上，以确保东征军需的安全，把小部分兵力放在徐州北部一线，以阻绝鲁西南地区的叛军南下侵扰。然而，天不遂人愿，鲁西南地区的叛军还是南下了。这与梁德重对鲁西南局势的推测不一样。
在梁德重看来，张须陀离开鲁郡返回齐郡后，以段文操的力量无法掌控鲁西南局势的发展，而形势的走向也正与梁德重的推测，段文操败走宁阳，陷入被动，以白发贼为首的鲁西南叛军联盟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接下来叛军联盟应该是乘胜攻击，以蒙山为大后方，向鲁郡及其周边地区拓展地盘。如此一来，齐鲁局势恶化，而徐州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并直接影响到了东莱水师渡海远征，影响到了东征大计。鲁西南叛军联盟随即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情形下，东都就要出兵戡乱了，负责齐鲁军事的周法尚和徐州军事的梁德重也要出兵剿贼了。没办法，贼势太大，已经把他们逼到了悬崖边上，头上的官帽子岌岌可危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然而，出乎梁德重的预料，以白发贼为首的鲁西南叛军联盟没有乘胜攻击瑕丘，撵着段文操穷追猛打，而是沿着泗水南下，攻打菏、泗一线的亢父、高平、方与和谷庭。这四座城池位于连接中原、齐鲁和徐州三地的菏水、泗水水道的枢纽位置，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叛军占据之后，既可以霸占这条水道掳掠财富，又可以以此为据点，向西挺进中原，向东杀进齐鲁，向南攻击徐州。
很显然，白发贼有了新的攻击方向，而这个攻击方向肯定不是齐鲁，否则白发贼没有必要做出这种异常举动。南下徐州的可能性也不大，留守徐州的诸鹰扬实力强劲，另外淮河以南便是江都，而江都是今上崛起之地，费尽心血经营了近二十年，是江左第一重镇，有陪都之暗誉，其留守军队承担了戍卫江南之重任，兵力多达数万之众，一旦徐州陷入危机，江都必然出兵相助，这对叛军来说就是个噩耗了。所以这样推算下来，白发贼的目标便一目了然了，他要挺进中原。
梁德重豁然大悟，知道张须陀为何胜券在握之刻与段文操突然反目愤然离开了鲁郡，为何段文操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兵败宁阳城下，为何兰陵萧氏在段文操兵败鲁郡形势危急之下突然撤离了鲁郡，为何白发贼和鲁西南叛军联盟没有乘势横扫鲁郡，原因就在于山东人为了自身之利益，为了实现山东人的政治目标，竟然以叛军为武器操控着鲁西南乃至整个齐鲁地区的局势，并推动局势向有利于山东人的方向发展。
中原的中心就是东都，东都的四周便是京畿。今上登基之际，汉王杨谅为了夺取皇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整个山东地区的军事叛乱。叛乱平定后，今上深切感受到了来自山东方向的威胁，于是沿着大京畿四周，挖掘了一条宽约数丈的大壕沟，然后沿着这条大壕沟筑造关隘，部署军队，构建了一道坚固的关防。
这道关防把中原和山东分开了，与此同时，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也因为这道肉眼可见的天堑的存在而进一步加深，于是，这道天堑自然成为两大政治集团对立的象征。
现在，山东叛军联盟要越过这道天堑，杀进中原，向关陇人开战。此事从政治上来说，对山东人不利，对关陇人有利，关陇人可以以此为借口，加大对山东人的遏制和打击。
然而，在中土深陷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双重夹击的大背景下，在皇帝和改革派急需以对外战争的显赫武功来加强中央权威，继而加快对内改革步伐的大前提下，此事在政治上的解读就不一样了，不是对山东人不利，而是对关陇人不利了。
谁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谁是既得利益集团？掌控权柄的贵族官僚。谁掌控了中土的权柄？关陇人。关陇人统一了中土，关陇贵族集团是中土的统治者，关陇人理所当然掌控中土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主导权。
山东人和江左人在统一大战中失败了，成王败寇，做为失败者，理所当然要接受被统治的命运，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失去了分配中土权力和财富的主导权。但山东人和江左人向来认为自己是中土的正朔，关陇人不过是一群粗鄙的蛮夷，为此，山东人和江左人决心逆转乾坤，他们以改革为武器，高举着和平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大旗，试图从政治上推翻关陇人，重新夺取中土的统治权，重新掌控中土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主导权。
但关陇人同样充满了智慧，尤其那些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他们也以改革为武器，也高举着和平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大旗，试图从政治上摧毁门阀士族政治，彻底断绝山东人和江左人的东山再起之路。
大家都要求改革，而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做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关陇人，他们占据了最大份额的权力和财富，一旦改革进行下去，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们，结果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山东人和江左人越来越积极，而关陇人却越来越消极，最终他们不可避免的走上了反对改革的道路，成为政治上的保守派。
山东叛军攻打中原，威胁东都，实际上就是帮助山东人打赢东征，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解释为这是改革派向保守派发动了攻击，而这一象征意义是皇帝和改革派所需要的。皇帝和改革派在赢得了对外战争，建下了显赫武功，树立了强大权威之后，正好可以借助此事打击保守派，以此来推动改革加速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