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秦川-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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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以第二说最不可信，从秦简来看，隶臣妾性质当以近于奴隶为确，孙仲奎先生的《“隶臣妾”与“公人”》和徐鸿修先生的《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份》二文为隶臣妾为奴隶说做了理论上的阐述，此其一。
刑满释放还要继续服劳役，于理难通，不知何据，此其二。
于第三说，显然是根据汉律来比附的，盖肇源于《汉书？刑法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一条。
秦汉城旦、隶臣妾之名虽同，其实已异，据徐鸿修先生的考证，汉文帝的改刑一是废肉刑，二是实行“有年而免”，明确规定服刑年限，把有期徒刑的适用范围从耐罪以下扩至髡罪犯人。因此汉文帝改制之后的“隶臣妾”，“城旦”已然从秦时的奴隶而变为服刑有期的刑徒了，以汉律来比附秦律显然失察。倒是第一说需要细细辨析。
秦简中确实有达到免老年龄之隶臣妾，《仓律》：“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在此，“其老当免老”的隶臣即当是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当免老”的隶臣是否就是免隶臣呢，我看不是。
“当免老”的隶臣从简文来看是不必再从事劳作的。何以这么说呢？《仓律》上面这一条把“其老当免老”的隶臣与“小高五尺以下”的隶臣置于一处，有相同的赎取标准，盖出于两者皆不事劳作之故。《仓律》在此之前有这么一条“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则“小高五尺以下”者不作可明，则与之并列的“其老当免老”者大体上也应该是脱离了劳作的。
《仓律》“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着，食男子旦半夕三，女子三。”在此，“垣”是筑墙一类的高强度劳动，如果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妾还要参与这一类劳作显然就没有了免老的意义了。把免隶臣妾解为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妾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因此“其老当免老”者与“免隶臣妾”根本就是不同的，前者就是达到免老年龄的隶臣妾，后者当另有所指。
那么“免隶臣妾”到底当作何解呢？关于隶臣妾来源众多已为学者们所共同认可，因犯罪而没入为奴为隶臣妾一大重要来源，在此我仅涉及这一部分来源的隶臣妾。而免隶臣妾亦是其间的一部分而已。
因犯罪而没入为奴的隶臣妾，一方面具有终身奴隶的性质，一方面还要先服一定期限特定等级的劳役，即在此期间的隶臣妾是带有两重性质的。在服完了一定期限特定等级的劳役之后，方脱离刑徒的性质而只具国家奴隶性质。
前面已经说过，汉文帝改制实行有年而免，很多学者据此认为隶臣妾，城旦舂是有一定服刑期限的，故此认定隶臣妾是刑徒。以汉律比附秦律故是一大失误，另一方面亦是因为隶臣妾在服特定劳役阶段所具有的双重身份，秦时的隶臣妾在服完一定等级劳役之后还是作为国家奴隶，而非转化为自由人。因此秦时的隶臣妾纵使在很多方面与后世的刑徒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根本上是改变不了其奴隶性质的。没有看到这一点是造成了秦时隶臣妾是刑徒说的根本原因。
关于秦时的隶臣妾是否有服役期限，当以秦简为据，可惜秦简没有提供明显的例证，只约略可以推测而已。《法律答问》“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何论？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在此，诬告者在诬告之前已被判为隶臣，又以司寇罪诬人，结果被判处隶臣，外加六年城旦劳役的惩罚。城旦本身不是劳动等级的称谓（不同于“垣”本身是劳动等级的称谓），但是包括了所服一定等级强度的劳役。如果说“又系垣六岁”或者“又系城旦劳六岁”的话，我们很难据此说城旦是六岁劳役。但是简文已经说“又系城旦六岁”，则我们可以理解为城旦本身是服六年一定等级劳役之后再成为国家奴隶，而后从事于别的劳动。
《法律答问》另有“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勿刑，刑其耐，又系城旦六岁。”及“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鬼薪，勿刑，刑其耐，又系城旦六岁。”秦简所见与城旦相联系之期限凡三处，皆为六年，为此之证。《司空律》“司寇不，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司寇。”可注意者，这里提到“三年”的时间，然明言“城旦劳”而非“城旦”。
联系《法律答问》三条，可见城旦劳可以是一至六年，如果服足城旦劳就是六岁，亦即是“系城旦六岁”。如此，被判为城旦须先经过六年一定强度的劳役可明。城旦如此，隶臣妾亦必如此。
汉承秦制，必有所本，汉文帝实行有年而免，其服刑期限据我看来当是本于秦时的服役期限。秦时隶臣妾城旦在一定期限内服特定等级的劳役，到了汉时保留了这点就变成了刑期了。同样，汉朝的法律制度亦是秦时法律制度的孑遗。我们从汉时隶臣妾的刑期大体可以推知秦时隶臣妾的服役期限。
《汉书刑法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这一段殊为费解，从前半段推来，则隶臣妾当为一岁刑，城旦舂为五岁刑，若从后半段来推的话，隶臣妾当为三岁刑。我的看法是，前半段的“城旦舂”为刑名，“鬼薪”、“白粲”及“隶臣妾”当是以刑名代称劳役名，即城旦舂凡服满三岁城旦舂劳役者，再服一岁鬼薪白粲劳役，接着再服一年隶臣妾劳役即可刑满释放。同理，后半段的“隶臣妾”为刑名，“司寇”，“如司寇”当为以刑名代称劳役名。如此一来，“城旦舂”当是五岁刑，“隶臣妾”当是三岁刑，介于两者之间的“鬼薪、白粲”当是四岁刑。此与秦时城旦舂的六年服役期限似乎有出入，
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汉时缩短了年限，当是由于汉改易秦严刑苛法的缘故，但是城旦舂三岁后服鬼薪白粲的劳役已经属于减轻刑罚，没有必要再在服刑年限上做
文章，但亦不能排除；二是计算方法上的问题，汉时城旦舂服足五年的刑期，已经跨了六个年头，如果秦时按跨年头来计算，而不是按足月计算的话，就会出现实际服刑五年多而被算成六年的情况。根据秦简来看，秦国家各项事务基本上是统一安排的：《田律》“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仓律》“稻后禾熟，计稻后年，已获上数……以给客，到十月牒书数，上内【史】”；《仓律》“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参之以上三条，隶臣妾服役期满解脱出来应该也是共同办理，也应当是在一年中某一特定的时间（最大可能在八月至十月之间）。根据以上分析，秦时的隶臣妾服役期限当是三四年，按照秦的计算方式应该是四年。以上大体只是推测，真正成定论还有待于将来地下出土秦简“又系隶臣（或隶妾）四岁”字样的出现。有一点还要补充一下，或者会问前述被判为隶臣者又系城旦六岁，两者皆为奴隶，何以不直接判为城旦呢？皆因隶臣妾可以赎免，而城旦不可以被赎免6。故此判为隶臣失于轻，判为城旦失于重，只好判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
前面已经论证过，因犯罪而成为隶臣妾，有一定期限一定劳动强度的劳役。因此就有理由这么认为，所谓隶臣妾的称谓是个大概念，无论在服特定劳役的还是已经服满劳役的隶臣妾都可以这么称呼。而免隶臣妾只是服满了一定期限特定等级劳役之后的隶臣妾，这隶臣妾只是从特定劳动强度劳役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较轻的劳役而已，有时出于紧急情况还会跟服役期间的隶臣妾一起从事“垣”等工作（如《仓律》提到的“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三，女子三。”），然亦只是特殊情况而已。至于秦简中提到的“隶臣田者”（《仓律》）、“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均工律》）、“隶臣斩首为公士”（《军爵律》）皆当是免隶臣妾所从事者。我的看法是，隶臣妾要服一定期限一定劳动强度的劳役，这个期限到底多长，初步考证是四年。这个一定强度的劳役大概是垣一类的劳作及“它事与垣等着”，也即是筑墙一类。当服满了一定期限劳役之后就是所谓的免隶臣妾了。因皆是隶臣妾，故总而论之，多数便不细指“免隶臣妾”了。只为与服特定劳役期间隶臣妾相区别时才引出“免隶臣妾”这一概念。
关于秦国军队与刑徒一日的口粮问题．（）
秦国是战国七雄之一。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最终于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六国的夙愿。这时的秦国“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庞大军队。同时，还有因严酷刑法造成的大量刑徒。那么，秦**队和刑徒每天是如何分配口粮的呢？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我们现在根据考古发现的战国有铭铜鍪量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新资料，来谈谈这个问题。
铜鍪的形体别致，颈肩部有耳，便于随身携带，战国中期由巴蜀地区传入秦国后，即作为军队的行军锅使用。目前发现的铜鍪腹部均有烟炱痕迹，说明炊器正是其主要用途。铜鍪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它既可作为军队行军时的饮水器具，如同现代军队中的行军壶，又可在军队驻扎时作为锅，供士卒架锅做饭。
近年新出土了两件刻有自身容量的铜鍪。一件发现于洛阳市宜阳县，年代约当秦武王（前310—前307年在位）、秦昭王（前306—前251年在位）之际（图一）。铜鍪为撇口、束颈、圆腹、圜底，颈肩交接处有一绳索纹的竖环耳，耳下有一圈凸棱。口径9。4、腹径13。5、通高12。2厘米。在上腹部刻有“府，二斤十一两，（半）斗”的铭文，标明了自身的重量和容量。经过实测，这件铜鍪容水1000毫升，恰合当时的五升，可容小米920毫升，米重750克。战国时期每斤约合今250克，所容的小米正好折合当时的三斤。另一件发现于山西解州，器型与前相似，高9。4、口径6。9、腹围28。3、腹深9。2厘米。器上有铭文“彘，一升□（大）半升”。前一“升”字后面的字应当为“大”。“一升大半升”约为1。67升，相当于333毫升。其年代约为秦昭王晚期，实测容量339毫升，与所刻容量基本符合。两件铜鍪腹下均有烟炱痕迹。这两件铜鍪形体较小，而且标明了自身容量，说明它们除作为炊器外，还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容量器具。
那么，秦**队和刑徒每日的粮食给养数量如何？文献记录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据《墨子…杂守》记载，战国秦汉时期的士卒每天吃两餐，每餐的食量分为五等：
斗＇半＇食，食五升。参食，食参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这里的“斗食”应是“半食”的误写，是说每顿吃半斗，即5升粮食。“参食”是三分之一斗，约3。33升。“四食”是四分之一斗，即2。5升。“五食”是五分之一斗，即2升。“六食”是六分之一斗，约1。67升。“日再食”是说每天吃两顿饭。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记载：
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其守署及为它事者，参食之。其病者，称议食之，令吏主。城旦舂、舂司寇、白粲操土攻（功），参食之；不操土攻（功），以律食之。
这里的“城旦”、“城旦舂”、“舂司寇”、“白粲”都是刑徒的名称，男的称为“城旦”，女的称为“舂”。这段简文是说：男刑徒修筑城墙或从事其他相同强度的重体力劳动时，每日早饭吃半斗，晚饭吃三分之一斗粮食。他们在站岗或从事其他轻体力劳动时，早晚各吃三分之一斗粮食，生病时由主管官吏酌情给予口粮。女刑徒在作重体力劳动时，早晚饭各给予三分之一斗粮食；不作重体力劳动时按法律规定给予口粮。这说明秦国刑徒每天从事各种不同强度的劳动时，按法律规定分配给不同量的口粮。当时的一斗为十升，半斗即五升，三分之一斗约3。33升。由此可见，《墨子》所载战国秦汉之际士卒每天两餐粮食供应的不同数量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各种刑徒每日两餐的供应数量大体上是相符合的。
《仓律》篇还规定：达到免老年龄的男刑徒（隶臣）和女刑徒（隶妾）以及男女刑徒（隶臣、隶妾）等从事筑墙或相同劳动强度的工作时，男子给予早饭半斗、晚饭三分之一斗，女子早晚饭各三分之一斗粮食；给那些受饥饿惩罚的囚犯，每天三分之一斗口粮。这些记载为我们探究秦**队和刑徒每天口粮的分发情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信息。
洛阳发现的秦府鍪量容水5升，正合“半斗”；可容小米750克，合当时的3斤。因此，《墨子》记载士卒的第一等食量“半食”和《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所载刑徒的口粮“旦半”，应折合当时小米3斤，合今0。75公斤；“参食”和“夕参”应折当时小米2斤，合今0。5公斤；“四食”应折当时小米1。5斤，合今0。375公斤；“五食”应折当时小米1。2斤，合今0。3公斤；而“六食”恰好应折当时小米1斤，合今0。25公斤。因此，洛阳发现的秦府铜鍪就是刑徒的早餐“旦半”和士卒第一等食量“半食，食五升”的标准量器，而山西的秦彘铜鍪量正是士卒第五等食量“六食，食一升大半”的标准器具。也就是说，这两件容量特殊的铜鍪既是秦**队使用的行军锅，也可作为军队及刑徒每天发放口粮的标准器。而这两件铜鍪量的携带者则应为秦**队的中下级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