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梁羽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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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圣经”。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的念过一遍。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仿此，金应熙的“学问与成就不相称”，却又去向谁控告、诅咒？有人说，悲剧在于身分的矛盾，有两个金应熙，一个是党员干部金应熙，一个是学者金应熙。更确切的说，把身分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内的说法应是：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有时义宁之学占上风，有时马列主义占上风。但在他的晚年，这个矛盾却似有所缓和。因为他致力的香港学和义宁之学并无直接冲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那样。根据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举几个例。一九八五年写的《陈寅恪》评传，八八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注四九】，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应熙是从籍贯入手研究宦官问题的，这正是受到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今年出版的《陈寅恪之史学》，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应熙的从旁指引。
注四九：金应熙《略论东汉之宦官》，《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据广东社会科学院悼金文的透露【注五十】，金应熙已完成《金七十论注释》一书的资料搜集工作，正要动笔的时候，不幸就与世长辞。
注五十：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
《金七十论》（书名），数论师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颂，国王赏之以金。自在黑引以为荣，故将他的七十行偈颂，名为《金七十论》。“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一派，禅宗的“自性空寂”、“自性变化”就是受到“数论”的影响的【注五一】。此书似乎较僻，虽有陈真谛的译本，若无详细注释，恐亦难懂。但若详注，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译文学”是构成义宁之学的一部分，《金七十论》由精通梵文的金应熙注释，正是最好不过。
注五一：有关《金七十论》之论述，根据：一、佛学大辞典本书目hirany asaptati。二、金应熙《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卷，一九七八年九月），页二八九至二九六。三、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八章“曹溪禅之开展”（上海书店一九九二年三月第一版）。
在广东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对《金七十论》这个书名，是并无注释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给我解释，我还以为是金应熙七十岁之时所写的论文呢。他书未成，身先死。这样巧合，莫非‘经谶’？”我说：“诗谶常闻，‘经谶’前所未闻也。”朋友说：“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金应熙的“师门恩怨”，不论是对做老师的陈寅恪，或是对做弟子的金应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那就让它的悲剧性加强吧。纵然陈学失传（我相信不会），若能令人们更加警惕，免使悲剧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写于雪梨）
悼沙枫
作者：梁羽生
一
赛酒赌棋犹有约，不道竟成永诀。青眼高歌俱未老，却那堪知己长辞别！
十五日深夜，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沙枫（容庆和）兄逝世的消息，我登时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前几天他还叫我找武则天的诗，并约大家抽半日的空闲喝酒下棋，怎的就死了呢？
才不过五十六岁的壮年，他热爱的工作正在做得起劲，我们也正期待他的《译林絮语》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继续面世，他怎能就死了呢？
不错，人到最后是免不了会死的。但这世上多少坏人不死，为什么偏偏死掉像他这样的好人呢？能不令人倍感伤痛？
二
我和沙枫兄在一九四九年相识，到如今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友谊不算短，但我“认识”沙枫却还在和他正式相识之前。
我和他虽然是平辈论交，但说起来他可以算得是我的“师叔”。
我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比较接近的老师，他是陈寅恪晚年的得意弟子，解放前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现在则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应熙。金应熙和沙枫是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常常和我谈及沙枫。
那时金师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兴革变迁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那时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九四八年，有一天金师和我谈起沙枫，他说庆和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的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
这是我认识沙枫的开始，认识到他是热爱祖国，关心社会主义事业，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新闻从业员。
三
正式认识了沙枫之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如其名，庆和对人永远是那么“和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人吵架，对朋友总是那么热心肠。而且这和气并非只是无原则的“老好人”，对朋友他是既有关心，也有互相勉励，劝善规过的。
第二个印象是他做人做事做学问功夫都是脚踏实地，他走的道路，借用李广田论朱自清的话来说，是“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趦趄不前，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的”。
最近几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比较研究攻研甚勤，和我谈论诗词的时候也比较多。有一次他偶然在英文刊物中发现我的一首词英译，这首词是我写在武侠小说中的，他比较了译文，连带对我那个回目“何须拔剑寻仇去，依旧窥人有燕来”也发生了兴趣，问我：下联似乎是古人的诗句，是黄仲则的还是郁达夫的？我说你的眼力很不错，是黄仲则的。他叫我找原诗给他看，我手头没有黄仲则的《两当轩》，只能凭记忆抄给他。他因为要写成文章，必定要找原诗校对，我记得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中引过这首诗，既然没有《两当轩》，只好叫他去找那篇小说来看。后来他不但看了郁达夫那篇小说，而且为此在旧书店里买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全集》。买了回来，精心细读，这还不算，还研究出黄仲则最喜欢写燕子，以及郁达夫所受的黄仲则的影响，以及晏殊、苏曼殊等人有关燕子的有名诗词，以及各种对这些名诗词的英译等等，作一比较研究，才写成一篇不过一千多字的短文（见《中诗英译絮谈》的《似曾相识燕子诗》）。
这是何等认真的工作态度，何等踏实的做学问功夫。我是小时候就由外祖父教我诗词的，长大后虽然也还常读诗词，却只是遗兴，远没有他用功之勤。最近几年，他对诗词的知识，确实已经超我远甚。
这只是一个例子，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据我所知，他的遗稿由他的好友杜渐收集整理，编成《译林絮语》二集、《中诗英译絮谈》等四五部书，更由他的好友龚念年校阅，交大光出版社出版。
良师益友，遽尔云亡。我除了记得他对我的鼓励，除了拉拉杂杂写这篇文字之外，还能再有什么纪念他呢？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补记：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只写武侠小说和棋评，文史小品杂文等等均已停写。这篇《悼沙枫》是唯一的一篇例外。沙枫是因工作上的不如意，患上精神忧郁症，在医院石阶上滚下来致死的。有人怀疑他实是有意自杀。（九八年八月补记）
论黄巢 怀高朗
作者：梁羽生
落第进士
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是充满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曾经几次应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他又曾经和王仙芝（也是后来的农民军领袖）一起做过私盐贩子。贩卖私盐是犯法的，也是被士大夫看不起的“下等人”。而黄巢却以“落第进士”的身分去做私盐贩子，这种行为在当时来说，确是惊世骇俗。但他正是因为看透了朝廷的腐败，说朝廷好像臭气薰天的马厩，立志要“洗濯朝廷”（《新唐书》），这才绝志仕途，决心和过去告别，投身到“下层社会”的。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中国也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就是罗亭这种类型的“秀才”。中外都有这种观念，知识分子“造反”总是不能成事。
但黄巢并不是罗亭型的知识分子，他这个秀才（论功名其实他已是比秀才高一级），却是坐言起行，说干就干。他的造反，最后虽然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却摇撼了李唐王朝，“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遍公卿骨。”把皇帝都赶出了京城，逼得要到四川逃难。
他是名副其实的“文武全材”。论军事才能，唐朝的许多名将，如王铎、尚让、高骈、张承范、刘巨容等人，都曾经是他手下败将。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起义，第二年，他率众数千参加，八七八年三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县战死，他取得起义军统一领导的地位。八八一年一月，就由潼关打进长安，唐僖宗李俨逃到四川成都，黄巢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大齐”，不到三年时间。
黄巢的诗
论文学的才能，他留下的诗文虽然不多，但只要看他的两首《咏菊诗》，也可见到一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金甲为菊花别名；唐代战士穿着铁和皮做成的甲以护身，此处双关。）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以桃花一处开。
（青帝为传说中司春之神。）
何等之有气魄！吴法（即高朗）的《黄巢传》在谈到这两首诗的时候说：“这种冲天的战歌，没有雄伟的气魄，热烈的感情与崇高理想的人，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自属的论。
但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的农民领袖，在许多封建时代“史家”的笔下却写成了“大魔头”，好像是完全失了人性的“怪物”。这些“史家”对“黄巢起义”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诬蔑的，最大的诬蔑是说他“残暴”，“杀人如麻”，甚至造出“黄巢杀人八百万”的传说。如果黄巢真是乱杀人的话，他又怎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其实从“正史”中也可找到一些有关黄巢义军纪律严明的纪载，如《新唐书》纪载黄巢攻下洛阳时，唐留守使刘允章领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宴然”（意思是：黄巢入城慰劳百姓，地方百姓安然无事）。又当黄巢进入长安时，《新唐书》的纪载，也是长安人民“夹道聚观”，并不害怕义军，且是欢迎义军的。
但这些都是零星纪载，如果没有一部《黄巢传》的话，最少，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对黄巢不够公平的。
高朗其人
幸好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他就是曾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的高朗。他是聂绀弩的同乡，湖北人。我和绀弩认识，就是他介绍的。他死的时候（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新晚报》撰述员，这本《黄巢传》是他用“吴法”笔名写的最后一本书。
我该怎样说才好呢？谈到这本书，我是既为他庆幸，也为他惋惜的。庆幸的是他终于得偿所愿，在死前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可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了！
说他“终于得偿所愿”，需要一点解释。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他长期担任《新晚报》副刊的领导工作。但他却实是不适宜做领导工作的。他曾经不只一次向我表示，他最大的兴趣是读书和写作，希望能够像我一样，做个“散人”。不过报馆方面找不到适当的人替代他，直到七五年方始让他得偿所愿。他也是在做了专职撰述员之后，开始写《黄巢传》的。
攻文史 撰影评
“攻文史，撰影评，方期更上层楼，遽惜英年早逝。”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上联。他“攻文史”是“晚年”（正确来说是死前大概十年左右）的事，在这以前，他对“文史”当然也是有所涉猎，但主要还是写影评和新诗。为了工作的关系，他写影评最多。但说老实话，他写的影评不算成功（在他生前我也是这样
和他说，他亦同意的）。尤其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大公报》写的影评，谈一部什么苏联片，往往一写就是一两万字，曾给人以“繁言不要”之讥。后来在《新晚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