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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喋血刀锋-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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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9月4日后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山东和全国各地,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几乎每天都有数十人前往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要求探望郑继成。看守所长的办公室成了郑的临时会客室,所长还让出了自己的值班寝室作为郑的住所,他受到了极大的优待
    一周后,各地仰慕这位英雄的人们纷纷前来馈赠礼品、慰问致敬,络绎不绝;慰问电函更是雪片一般的飞来。由山东各社会组织、民众团体倡议,全国各省数百团体纷纷向国民政府发出请求特赦的电报,主要理由是:张宗昌祸国殃民数十年,罪大恶极,通缉令尚在,人人得而诛之。
    冯玉祥听说此事后也设法营救,冯玉祥当下派人给老部下、济南市市长闻承烈送信,托他找出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曾对张宗昌下达的通缉令;再安排人给郑继成写申辩状请求南京最高当局赦免;还叫人搜集了郑继成的平生事略、报仇经过,撰写成文,和济南72个同业公会请求特赦郑继成的电文并在一起,合印成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
    时隔不久,南京政府的特赦令颁布,郑继成走出了看守所。郑继成之所以被当局特赦,不光是由于各方说情请求特赦,更因张宗昌原本就是北洋军阀的余孽,多年来与国民政府为敌,不仅曾是当年刺杀辛亥元勋陈其美的主谋,且是个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劣迹昭彰,罪恶累累的大恶棍,国人皆称该杀。
    各种渠道的报道都说张宗昌是郑继成为父报仇杀死的,其实在他遇刺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疑团:
    张宗昌是土匪出身,是有名的神枪手,要是有枪在身,十个郑继成也不是对手。而案发当天,偏偏事有凑巧,送别宴上石友三夸起张的新式手枪,颇有爱不释手之意,张终于将随身手枪送给石友三。是否石友三设计下了张宗昌的枪,众说纷纭……
    在张宗昌逃跑之时,正好车站上停有一辆兵车,也在混乱中开启抢来,而郑确未伤毫毛,验尸时张的身上确有不少步枪子弹的痕迹。是否预先布下伏兵,无人得之……
    反正张宗昌死后,却无人愿意抬尸,张的参谋长出50块大洋的高价,得到的回答是:“别说50元,就是500元、5000元也不抬”,最后只好上头下令由士兵抬走。
    市场中商店谁也不肯卖给张穿的衣帽,连棺材铺也拒绝出售棺材,最后只好强行征用。
    恶贯满盈的张宗昌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参考文章:
《“三不知将军”张宗昌死亡之谜》,作者:黄国平
《山东省督办张宗昌死亡之谜》,作者:东方明
《北洋军阀史话》,作者:丁中江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1)
    ·早年投身民主革命,曾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
    ·南北议和后,赴美留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得商学博士学位
    ·在南京任教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4年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深得信任与赏识
    ·生性耿直,刚正不阿,拒收贿赂
    ·1925年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31年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撰文,首次向世界报道中国苏维埃运动实际情况
    ·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枪击遇难
    ·杨遇害后,各界人士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和力行实践者,曾任孙中山秘书,备受孙及国民党左派所赏识。欲行独裁的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终令蒋杀机顿起,决定用暗箭铲除异己。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遗著有《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
    杨杏佛被杀后,鲁迅极度悲伤,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对于杨杏佛的死因,一直沿袭一种观点——“杀杨儆宋”说。杨杏佛的朋友鲁迅先生认为“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沈醉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新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认为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本文就将介绍杨杏佛被杀一案的前因后果。
    一
    杨杏佛(1893—1933年),名铨,江西省樟树市大桥乡(现更名为大桥街道办事处)杭溪村人。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表现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志向。1911年加入同盟会,同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即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当时校址在河北唐山)。武昌起义爆发,赴武昌参加保卫战,投身民主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到南京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同年春参加南社。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后,因不愿在袁世凯政府任职。11月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习。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得商学博士学位。
    1918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杨杏佛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1922年,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留美同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向国内传播科学救国的思想。
    在南京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是杨杏佛教授,1919年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举办之学术演讲会上作了“教育与劳动问题”的报告,他说:“当劳动者自身向资本家攻击时,劳动者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劳动者向资本家攻击的武器之一是教育”。他支持《南京学生联合月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刊》、《南高、东大月刊》,他发表过“马克思生平”、“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等著名论文。
    1922年5月5日东大学生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举行活动,请杨杏佛介绍了马克思的一生革命活动,事后成立了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广大青年开展了3个研究课题,推动与加速了东大党团建设。1922年就有东大学生谢远定、李国源、吴肃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另一位非东大学生,他们4位成为南京地区第一批党员。杨杏佛在东南大学商科任教授,当时在商科任教的有胡明复、马寅初、孙本文、胡润德、沈籁清、林志煊、邝先林、林振冰、徐广德、唐庆治、莫迪、费勤等,全部是留美回国的学者,另有美籍教师1人,法籍教师3人,教师阵容强大。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2)
    南京在中国大学史上首开女禁,提倡男女同校的决策人是校长郭秉文和教务长陶行知,坚决支持大力推行的则是刘伯明、杨杏佛和陆志韦等几位著名教授。1920年夏曾招收正式女生8名、旁听生50名,引起社会哗然,原定北大联合同时招生,但北方迫于压力只收几名旁听生,这是南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而且中国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在此时任教于东大文科。
    杨杏佛经常与共产党人恽代英接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因而遭到了校方忌恨,被迫离校。1924年杨杏佛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追随孙中山奔走南北,奉行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深得信任与赏识。同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次年3月孙中山病逝,被推为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兼执委。就在他在自由与民主道路上纵马驰骋、大展身手之时,1933年夏日的一个清晨,几声枪响,结束了这位民权斗士的可贵生命。
    二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从他的两件轶事即可看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不肯在袁手下做事,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决定斥巨资80多万两白银,在南京紫金山第二峰的南麓修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举为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国民党中委沈涵认为这是个肥缺,做梦都期求。杨杏佛为了保证中山陵的工程质量,决定公开招标。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许多一流建筑公司,纷纷投标竞争。为了达到中标的目的。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往杨杏佛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沈涵对杨杏佛非常嫉妒,想取而代之,便设计陷害他。沈涵派亲信刘发,谎称是大同建筑公司的,叫杨良光,到杨杏佛家里送去金砖10块及山珍海味两大包,请他在研究工程招标时给予关照。杨杏佛收了“杨良光”的礼,打了收条,签了字。刘发拿着杨杏佛收受贿赂的铁证,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杨良光”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杏佛心里纳闷:一是谈话时,他用错了几个专业术语,不像是搞建筑工程的;二是送如此厚礼的,独此一份;三是似曾见过。于是悄悄紧随其后,一直把“杨良光”护送到沈涵的家门口。
    杨杏佛将此事向宋庆玲作了报告,宋庆玲听后无限感慨,把一张折叠的纸条交给了她。杨杏佛打开一看,惊诧不已,问:“我写的这张收据怎么会在您这里?”宋庆玲说:“沈涵恶人先告状,编造谎言,说什么他意外得到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于是就送我这里来。”杨杏佛脸上露出了微笑,说:“您看到我亲笔签名的收条,就一点也不怀疑我?”宋庆玲睿智地笑笑:“那天,我一看到这张收条,心里就想,这是一条多么巧妙结实的绳索呀,沈涵这只老狐狸被你套住了!”
    投标中山陵工程的建筑公司近40家,其中的19家给杨杏佛及其下属送了礼。招标会之前,杨杏佛带着他们,包括化名“杨良光”的刘发,参观了礼品陈列室,当他们各自看到自己的公司名称和所送礼品时,十分尴尬,只好悄悄地溜走了。
    1925年“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抨击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同年9月,他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发起人中包括了张闻天、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于右任、戴季陶、李石岑等著名国民党人,以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予同、丰子恺等作家、学者、艺术家,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总会成立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之一。济难会“以救济爱国运动和被难者为宗旨”,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杨杏佛在上海设秘密电台,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次年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了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上海起义的中心人物》文中称他的工作“大有助于上海起义的伟业”。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3)
    1927年10月,大学院(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专门研究教育工作。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大力支持社会学者调查上海日商纱厂的女工包身制、调查无锡、保定及东北的农村经济。
    1931年他亲自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考察报告《ThemunistSituationinChina》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中文本在《民国日报》(7月17日至21日)连载时题目译为《赤祸与中国之存亡》。这篇报告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实际情况,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报道了8个苏维埃区域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江西苏区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三次反“围剿”的状况,结论指出“围剿”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避免内战,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才能建成独立自由的中国。文章发表后,当局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无疑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红色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在《西行漫记》的注文中还专门提及这篇报告对他的影响。这也是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要原因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等人积极主张抗日救亡。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入侵日军时,杨协助宋庆龄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救护治疗伤病员,同时集合上海科技人员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帮助军队准备后方工作。
    1931年12月2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被蒋指使特务逮捕后秘密杀害,消息传开,群情激愤。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加上对蒋介石一派消极抗日的不满,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专门保护与营救所有抗日爱国“政治犯”,争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爱国团体。同年12月,同盟正式成立,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参与组织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月17日,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任执行委员。1月下旬又去组织同盟北平分会,并考察北平各监狱及被关押的政治犯生活情况,呼吁废止种种侵害人权的反动法律、法令。3月,与宋庆龄等一起推动上海20多个进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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