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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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还要看看那些画,古今名人作品时时可见,并不非常稀罕,现在的裱画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日后对于传统字画兴趣有增无减,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做榻榻米的总是蹲着干活儿,一把宽宽切刀,在厚厚的稻草上只一下子,稻草便齐齐的露出切口,空气里立刻弥漫着草香。师傅手心上绑了个用了许多年的小圆垫子,一把长针吃他一顶,直直穿过草垫,一针一针绕啊绕紧啊紧的,一张榻榻米就出来了。师大旁边的一家榻榻米店老板,工作之余爱喝上两杯,三两个徒弟跟老友们围着桌子吃吃喝喝,他一人就是要把凳子搬上桌,君临天下地喝。
还有卖歌本的,骑楼下一张大白布上堆得满满的歌本,那个男人拉着胡琴,跟他搭档的年轻女人就一首首地歌唱着,大白布上堆积着歌本,旁边围着许多人,捡起一本翻啊翻的,跟着轻轻地和声。
要是口袋里有个三毛五毛,就可以让一只绿色小鸟儿从笼子里跳出来,为我啄一枝签,打开来就可以见凶吉。小鸟重回笼中,主人不忘赏它一粒米。
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做画糖的、当场烧热了红糖汁滚糖串的、在骑楼下租小人书的、补破碗破盘的、现在还见得着的烤红薯的、家家都可以拿碗米来让他们做爆米花的,还有抓到了野兔、穿山甲、野猴等等,就拴在脚跟前等买主的……有了这样的世界,至少有的小孩子就不想再进入校园了,而大部分的小孩子回家太迟,更属理所当然。
只是,在开始排路队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参观或是参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享受了。想来这么多路边的小手艺人,因为再也没有许多高矮胖瘦的小孩子围着傻看,一定大失光彩。
另类成长
渐渐长大,活动的范围也渐渐扩张。水源地是台北人饮水之源,净水厂就在“国防医学院”过去不过两三百公尺的水边,从乌来奔流而下的山泉,会合到碧潭,然后流入新店溪,河水平缓清澈,河边遍布鹅卵石,白花花直到见不着的远处天际。岸上有几处提供竹编躺椅的人家,供应一点简单的零食,买一小包红泥花生,书包也有地方寄存了,躺个半日,闲望白云苍狗,肚子饿了,书包里还有便当,冷了也好吃,吃饱了就逛到台大傅园。那个年头傅园外墙一大排店铺遮挡,十分清幽,在大理石亭子里,陪着傅校长睡个午觉,醒来读读从租书店里租来卧龙生写的《惊鸿一剑震江湖》,神驰幻境,逍遥自在,想想同学们还在教室里和差、鸡兔、大小、公约、公倍地算来算去,觉得人生之于我还是蛮好的。
还可以上六张犁的坟山,路很好走,茅草长得比人还要高,可以扑到巴掌大的绿色大蝗虫,还有亮如黑瓷的夏蝉。有一种蜥蜴,长长的尾巴,背上一条美极了的发得出光的宝蓝,从头到尾。它们静如雕塑、动如闪电,一恍神就在眼前消失。读古书写到村落里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便会联想到从六张犁山上下望的景致,但在今天已是热闹的吴兴街了。
一方方墓碑,新旧杂陈,虽然上面的字数不多,也能读出时代与情感。许多还有白瓷照片,无名有名,一律平等,却都耐玩味。记得见到了白崇禧将军的墓,覆盖在小亭之下,墓碑高大,上面是于右任写的寸草,记下这位民国以来最出色的将军生平,字字写得神完气足,便是在一个初中学生眼中,也十分了得,刚刚见过有的人在拓碑,很想依样拓下。但是多年后再去寻访,却找不着了。
动物园也是个去处,逃学如果有伴,善莫大焉。天地间不是只有我一人忍受不了学校,初中同班一位德姓蒙古子弟,此时此地的体制,锁不住他那该在草原上奔驰飞扬的骨血,我们常常彼此激励,更加逃学。曾经在无人防范的时候,溜到老虎笼后面,把正在休息不想理会我们的老虎惹得发怒,它从铁笼里伸出虎爪,抓碎了我的童军领巾,那方领巾是我非常得意的收藏,保存了好久。
我们爱去碧潭,为了省钱,常搭霸王车,就是在今天的汀州路上,当年是从新店通万华的运煤小火车。木制的直角坐椅,烧煤块喷着白气的火车头,呼呼哧哧地带着没几个人的车厢,直奔新店碧潭。小船三五元便可以租大半天,一人一船,或相撞或并行,或兀自寻幽。碧水数丈回光熠熠,潭面清寂如幻,扁舟一叶任西东,船桨划过,水声清澈如铃。我爱把船轻轻划进刻有“和美”两个大字的石缝,躺下身来静听一波波水打石壁,石壁上波影层层,是船是人是水都在水光里飘动,“春水船如天上过”,我仿佛身悬天际。天地间只有我一人,真想永远不回家,永远不去学校。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下了课,就曾经跟着另一班的同学杨敦和去对面的天主教圣家堂玩,那时的圣家堂只是竹篱瓦舍,外带一个小小的院子。杨敦和带着我去见一位魏神父,他是外国人,那时我们见到白人一律称外国人。魏神父总要我们背要理问答,我背不了,只得去玩。院子里有现成的高跷足球,玩得很开心。这是跟圣家堂结缘之始,后来他们搬到新生南路,我还是常常去,很喜欢圣家堂里彩色玻璃的长窗,窗外阳光射入,映照着雪白的圣母圣子,我点了圣水,一人独自坐在木椅上,诚心地希望得救,但背不出要理问答,至今也没有成为教友。圣家堂有座小小的图书馆,许多印刷精美的画册,本本都翻过。圣经故事也大多是从画册上先读了的。长大之后,失去了初恋的情人,痛不欲生,只得去找了已经年老了的魏神父,他颠颠倒倒地说了一些话,无非多读经而已,我从此便再也不求神助了。但姑妈等等许多堂客后来信了天主教,却大多是透过我这个人的缘分,陆续到天主堂去听经领洗的。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植物园是个好去处。时间有的是,走走就到了,读建中的时候更方便。一弯小运河,水面上有大王莲,听说莲叶上可以载得起一个小孩。边上有间欧式小屋,鱼鳞似斜斜的屋顶,门前一片草坪,躺在那样的草地上,比家里的床可惬意多了。放亮了眼睛,立刻就会发现树上有许多松鼠,到了秋天的时候,只只都圆圆肥肥,拖着一蓬尾巴,在树枝树叶间飞蹿如烟。园里大池荷叶亭亭,间杂着粉红的荷花、翠绿的莲蓬,一股风仿佛有意地忽地里在荷池间任情窜游,蓦然间荷池里枝枝片片朵朵个个此起彼落地活了起来。无处不在的参天巨树遮蔽了烈日,玻璃房里有许多奇花异卉,琳琅夺目,以致中年以后,我还一度想要改行去钻研自然科学,却因无从拿到入学许可而作罢。
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去抢图书馆的座位,却不去借书读,而是要占位子温习学校教科书里的功课?这种习惯,在我读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后来发展到有人经营读书园,唤作K书中心,不必供应什么书,只要有座位便可,人人K他们自己的教科书,想着早点有个出头天。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里读过教科书,大家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我却躲在新公园希腊式建筑或是植物园的中式图书馆里,读借来的书,除了胡适《留学日记》,另外如司汤达尔的《红与黑》、杰克伦敦的《海狼跟白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等书,篇幅都不算小,却都是在空空旷旷的图书馆里读完的。偶尔也在图书馆做一点学校的作业,大多都是为了补交,再不交就麻烦了。图书馆其实也是个发呆的好地方,常常在那两三处呆坐一下午,不会有冷气,天然的凉风习习而来,令人昏昏欲睡,睡与不睡间的那样的午后,此生似乎再也没有遇见过。要是问我天堂何在?我会说,就在人间,只看是如何的一副心肠。
第八章 异样人间
引子
圣家堂,我的童年与少年最熟悉的地方,不去学校,又无处可去,就去教堂。至今依然是个处处都很漂亮的地方。
八○年代,在纽约读研究所时,时间跟金钱都有限,却把一部日本电影看了又看,至少有五遍。这部电影居然以黑白摄制,是导演小栗康平的处女作,其实他一生也没有导过几部片子。这部片子的片名是《泥河》,描述一个穷苦小男孩童年的故事,他交了一两个小朋友,也有三四个大朋友,看来平平淡淡,却非常感人。那样神秘的友情,成为小男孩深藏一生的至宝。回台湾之后,我又去找来了录影带,再看了许多遍。
许多情节都忘不了,尤其是其中一位欧巴桑跟小男孩的妈妈说的一段话:
“小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她比着节节高的手势说:
“他们咚咚咚地就长大了,整个世界都在帮他们长大,孩子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
这位欧巴桑讲话时鼓着腮帮子,正正经经却蛮滑稽的。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我是受到了天地人群有意无意间的帮助长大的。我也有过一些永远忘不了的长辈跟朋友,无论来往的状况如何。他们彼此不见得相识,学养、年龄、职业背景,更是天差地别,然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回回几临绝境,总得到帮助,暗里明里,知或不知,让我重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当然是好人,然而人间的好人绝对不仅只有他们,个人的因缘有限,却由此而让我相信,人生真很值得走上一遭,再苦再痛再穷再无奈再冤再倒楣,信念依然未改。绝望?没有的事。
人生有限,便是满心的感激,也只能挑选几个写写。
1981年赴美留学,晓清带着两个孩子,姐姐也带着两个女儿,在我就读的所在地纽约会合,同游世贸中心。此处后来在九一一事件中被毁。
留学美国期间,在一门日本歌舞伎的课程中为自己化妆。
“反共义士”
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当然是韩国人的灾难,也是大陆中国人的灾难,然而此战却救了台湾一命。
由于此战,美国对于“国府”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了当时人人都认为在劫难逃的中共渡海。我们小孩子是听到了大街上传来许多的鞭炮声,然后渐渐明白了这个讯息。许多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挥军从鸭绿江北上,反攻大陆指日可待,而他还真有这个意思。
此后韩战的消息天天上报,美国方面历任的统帅是麦克阿瑟将军、李奇威将军、克拉克将军,这是我的记忆,记得韩战打了五年。那次麦帅忽然被杜鲁门总统免职,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吓了一跳,我们从报纸上、收音机里理解的麦帅,从二次大战到当时,他简直就是战神。长大之后方知,他没有向美国的三军统帅杜鲁门总统报备,就到台湾来访问老“蒋总统”,以及他主张挥军渡过鸭绿江,都成为他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是战争的新闻依然天天见报,新闻中总说……参战,用的是人海战术,是拿中国人的性命去当炮灰,对此我们有极深的印象。
后来有了板门店的谈判,谈了很久,边谈边打,三四年后,终于停战,停战了还在谈。
有很多从那里派遣到韩国战场上的战士,战争结束之后,不愿意再回大陆,政府就依他们的志愿,接到台湾来。一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也就是许多令人难忘的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他们的故事成为大家抢着要读的特稿,无不感人至深。
“反共义士”终于到达了基隆,迎接他们的人挤满了码头,要是那一次真是国民党的宣传的话,可以说是来台以后做得最成功的一次。他们身穿美国政府发的棕绿呢子制服,比“国军”的可要体面。全台湾上下都真心诚意地欢迎这些英雄。
当然,热潮总有过去的一天,我们又回到了生活与学习的轨道上。
当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午后下了课,无精打采地从信义路师大附中走路回家。天气干燥炎热,青田街巷弄里长街寂寂,连时间都给热得软绵绵的,好像快要停止运转,事事物物静止不动,只余下强烈的阳光跟锋利切线里的阴影。
巷口有个人,穿着一般的黄色军服,晒软了也似,慢慢吞吞挨着墙蹭着,不见一丁点儿军人常有的威仪,跟一袭影子也没差,我多看了他两眼,他很和气,又有点羞赧地回报我一笑,正觉得无聊的我,便跟他攀谈起来。记不得是谁先开的口,总之,到他说他是从韩国回来的,我呆了一下立刻大呼:“反共义士!”
我认识了一个“反共义士”,真正的“反共义士”!
至今还忘不了他的名字,跟他的人一样斯文:蒋礼贵。平生见过的姓名无数,依然数这个最好。部队里“得胜”、“得标”多得很,这个人的名字却不俗,出身如何大体可见。
蒋礼贵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衣服显得有点宽大,印象中“反共义士”穿的那种黄绿色呢子笔挺的制服,跟眼前的这位“义士”似乎也太不相配,但现在是夏天嘛。蒋礼贵说话声音小小的,南方口音,便是笑起来,也无法祛除那点苦涩,还带着点儿好像害羞的神情。但他偏爱笑,无论讲什么,有的十分悲惨,他依然笑眯眯地说,轻声轻气地说。
“反共义士”最让我动容的,便是血旗。在联军看守的俘虏营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不准出现的。但他们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便以简单的手工自己制旗。而满地红的那一大片红色,就以他们的鲜血印染。从码头下船,许多“反共义士”手中挥舞的,都是血染着的“国旗”。不仅以鲜血染出手中的小“国旗”,他们的臂章上半截是青天白日,下半截是红色大地,当然又是鲜血。他们也合染出巨大的“国旗”,比我们升旗典礼的还要大,那一幅血旗,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看电影时的新闻片上看到,几万个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民众,更清楚地看到了那一面巨大的血旗,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