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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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苏联作家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茅盾又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会，并在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协“祝词”。
1960年8月，茅盾应波兰政府邀请，亲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去波兰访问，并留下几首访问波兰的诗章。
1962年2月，以茅盾为团长，夏衍为副团长的16人作家代表团，赴开罗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为风云变幻时代的亚非文学灿烂前景而祝福》的发言，指出“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化最古的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摇篮”。
同年7月，茅盾在苏联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尽管茅盾主政文化部期间，除了代表新生的共和国政府，新中国的作家出访国外外，还在职权范围内，大力促进文化交流，接待国外文化团体，文化界领导人，繁荣、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的礼炮，还在天安门广场回荡时，10月2日，茅盾就前往车站欢迎新中国第一批外国文化代表团——苏联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此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日愈提高，国外文化代表频频来访，中国举行世界性的文艺活动也愈增加。1952年5月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全国文联等7个团体，联合举行世界文化名人阿维森纳诞生一百五十年、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纪念活动过程中，茅盾写了《我们为什么喜爱雨果的作品》，《果戈里在中国》等文章。认为“中国人民同情于雨果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中国人民也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看出了这些人物的优点及其时代的局限性。吸收其优秀进步的成分，而批判地舍弃其不合时代需要、不合中国现实的成分，——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文化的态度。”
1953年9月，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等5个团体联合举行世界文化名人——中国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10周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逝世400周年、古巴作家何塞。马蒂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茅盾在纪念会上作了《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的报告。指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盛大纪念屈原、哥白尼、拉伯雷和马蒂，正因为这些文化巨人的贡献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纪念他们，将会鼓舞各国人民保卫并发扬自己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加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促进互相了解，同时学习他们坚持正义、奋斗不屈的精神，为保卫世界文化、保卫世界和平而作更大的努力。“1954年7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等5个团体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茅盾在会上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报告，号召中国作家向契诃夫学习。1955年3月5日，中国文联等单位举行世界文化名人席勒、密茨凯维奇、孟德斯鸠、安徒生纪念大会。茅盾作了《为了和平、民主和人类的进步事业》的报告。
50年代，“左”的影响虽然也影响了文艺界，但文艺界在茅盾等一大批五四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主持下，对外文化交流成就依然辉煌，十分活跃，差不多每年都有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每年的纪念规模都很大。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茅盾作为文化行政最高长官，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第三十二章在文革浩劫中
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什么重要文件，通知里没有说。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如临深渊，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茅盾几乎都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内心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表情冷冷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传达完了，散会了，他又默默地走出会场，临别，和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车，一言不发，就回家去。
本来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优虑的，倒不是自己个人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批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连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头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他觉得自己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发言，尽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没有错。经过半年多对照批示的整风、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消春暖》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茅盾的笔，除了写一点起居日记外，谢绝了一切约稿，开始了长达12年的沉默！
这时，又传来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中，批评文化部的消息，毛泽东说：
“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显然是不满意文化部的工作。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
也就在这时，茅盾在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刚要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刚开始，茅盾就猜出是什么事情，周恩来说：
“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说完，周总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茅盾。
“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茅盾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
周总理点点头，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不过完全由当兵的人来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准备从上海调石西民来，石西民你认识吗？这人过去也犯过错误，不过这几年在上海干得还不错。”
茅盾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又向总理提出：“我这个作家协会主席也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工作没有做好，可不可以这次也一起调换调换？”
周恩来笑了一笑，敛起笑容：“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
茅盾和周恩来两人谈话后，茅盾默默地走出国务院会议室。回家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隔了个把星期，周扬专门到茅盾的小楼里来一次，向茅盾介绍文艺界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两个指示的情形，也谈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所犯的错误。
又说：“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主要责任在党员领导干部，是他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犯了错误。听说您要离开文化部，这样也好，以后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领导作协和文联各协会的工作了。”茅盾听后，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1964年12月，茅盾以山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国家主席1965年第二号主席令，任命陆定一为文化部长。茅盾被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副主席。
从此，茅盾在文艺界的活动逐渐稀少、疏远了。应酬活动也少了许多，除了节庆、国宴等活动外，茅盾基本上过着赋闲生活。在家打扫卫生，为孙女小钢煮牛奶，看管蜂窝煤炉。
但尽管如此，江青等人仍不放过茅盾等一大批20、30年代作家。在茅盾卸任不到半年的5月29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5家报纸在同一天，分别刊登了《影片是一株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职工批判电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背道而驰》等批判文章，将原来属内部批判的，完全公开化了。紧接着，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全国所有的省级报刊，都发表了批判，声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5一9月的3个月时间内，各地发表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文章，达137篇以上。
甚至有人专门到茅盾家乡杭嘉湖一带作社会调查，以证明电影《林家铺子》的反动和这篇小说是如何美化资本家的。当时批判的矛头十分明显，茅盾心里也十分清楚。
但据茅盾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回忆，“我们周末看爸爸，希望能谈谈这件事。我们发现爸爸仍旧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们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的确，茅盾对那种甚嚣尘上的批判，冷眼向洋，置之不理，表现出少有的冷静，连日记中也不记上一句。直到文革结束后，茅盾在回忆录中，才忿忿不平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
《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
而60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这，算是茅盾对6D年代那场围攻电影《林家铺子》的一点看法。作为一代文豪，仅此而已，心胸是何等广阔！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降临在中国大地。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首先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中国大地掀起一场内乱和浩劫。茅盾作为一位已经赋闲的文化名人，从8月18日开始，常被邀去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自然，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活动，茅盾也仅仅是出席而已。茅盾静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不断思索。
1966年8月24日，茅盾的老友、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含冤自尽太平湖，消息传到茅盾耳朵里，茅盾惊呆了，望了望窗外青天，长叹一声：“平日见老舍随和、幽默、开朗，想不到还是一个性格刚烈，自尊极强的人。他是受不了横加在他身上的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啊！他自杀在太平湖，显然，是对这种不公平的无声的抗议。
不过，自杀终究不是办法，为何不坚持一下，亲眼看看这世事究竟怎样发展变化呢？
我是相信即使沧海桑田，最终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茅盾这位年届70的老人，内心是多么苍凉和悲愤。
社会上的大串联，大动乱，也涉及到了茅盾家里，8月28日上午，一批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敲开茅盾家的门，撕掉了《红楼梦》、《西游记》两本书，还恶狠狠地指着书架上的书，对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阿姨说：“这些书全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