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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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年9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第7页。
② 《逝者如斯集》，第9—10、11、12页。
③ 原文只列出9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④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页。
① 同上。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② 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年”项下）。1929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③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4页。马戈·S。 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现化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页。
④ 1981年8月15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年），助理司库（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⑤ 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年”。
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① 例如，1922—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94—135页；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35页—160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190—196页。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20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②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3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1928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1925年首次提出的。1927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①结果，燕京于1927年2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1933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①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1928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1929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1934年辞职；1934年后校长职务主要由陆志韦担任。②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如，1928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①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1931年，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②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1935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③考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拨款300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④虽然任鸿隽任期不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1933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虽然到1937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30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17000人，而农、工、医、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点，②但到1937年，文科的人数为15227人，而理、工科则为15200人。③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1933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④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缺陷。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20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费有90％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10％。1934年，中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15％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1936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4。5％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①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②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1929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学生1000至2000人，月拨款为15万至16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注册学生为3500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9万元……③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1929年后，国民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税岁入。④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影响。①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②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1932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发展为30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所激励，势必在1935年和1936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③1934—1935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3），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国立部分的增长，1928年后从5所增加到23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1934年，上海在全国110所高校中占24所（21％），北平次之，占17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学校数量最多，以9所（8。2％）居首位；广东以8所（7。2％）居第二。在地理分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缘省份，1934年各省只有各类高等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一所也没有。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个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表现之差令人惊讶。它的落后向我们表明了30年代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首先，该省资源贫乏，与更东面的太湖区域完全不同。太湖区域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安徽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穷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河横贯其间，自然灾害频仍。安徽的边际经济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起政治不稳定。安徽省内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度的动荡，在1929—1930年间省主席换了六任，外加一次军事暴动，这些事件导致了省立大学的人事变动；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①大学仅领到预算的一半左右。同时，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权威，开始通过国民党机构和政治教育计划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
表4①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1934—1935年*中央政府直辖市。（1928年6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译者。）
来源：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图1的图和统计表9。
有助于解释安徽高等教育窘况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大量地区性流动。学生们往来于各地，如果认为当地的学校不合适，较有抱负的学生就赴外地就读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学。资金不足的地区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青年学生投向较大的中心城市。1934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大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