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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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理南满铁路，但外相小村寿太郎从朴次茅斯归来，反对这项计划，因而计划遭到搁置。同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开始发展民事管理的改革。他和受过美国教育的部下、辽东巡抚①唐绍仪建议哈里曼投资铁路，与日本接管的俄国修建的南满铁路竞争。为了吸引资本，他们建议仿效帝国主义者，建立一个开发银行以获取美国和英国的贷款。他们的计划在年轻的国务院官员中迅速引起反响，这些官员怀疑日本对中国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的意向。1907—1908年，中国官员积极推动中美联盟的设想，一个仲裁条约事实上已在谈判，而唐绍仪前往华盛顿企图解决中国开发满洲计划的美方投资问题。然而，在他1908年11月30日到达华盛顿时，他的希望已因现实政治而成为泡影。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意识到中国的软弱，现实地对待日本。作为对日本限制向美国移民的“君子协定”的回报，1908年11月30日的罗脱高平协定试图缓和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认可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同意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坚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以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如果其中任何一项受到威胁，双方同意交换意见。在将条约通知北京时，东京表明它完善了此前日本与英、法、俄签订的条约。②虽然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强盛持有现实的看法，而且美国舰队在1908年访日时受到热情款待，但是美国对日本在满洲扩张的担心并没有结束，而且每个国家的海军领导人都把对方的舰队作为潜在的敌人。1907年日本海军的国防计划的中心，就是把美国作为日本的假想敌。①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公司的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以前曾担任台湾民政长官，他对满铁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把计划看作包括矿山、农业和工业的开发和运作以及铁路附近土地的管理在内的经济计划的中心。后藤认为用这种方法，日本将能协调其对满洲实行殖民化的努力，并抵销由徐世昌和唐绍仪组织的中国开发事业的成果。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中国政府事后提出抗议，但已为时过晚。②在日俄战争之后转让给日本的关东租借地的管理机关，设在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小城旅顺。旅顺的阿瑟港在俄国占领下已发展成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海军基地；乃木将军的部队围攻该港，是日俄战争中代价最为高昂的事件。然而它的港湾浅，日本海军在那里只保持有限的设施。关东租借地总督的权力仅仅涉及这一有限的地区。直到1919年，总督个人指挥那里的军队；当这个职位变成文职时，军队控制权传给统率关东军的将军。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大连是深水港；在满铁管理下，该城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洲的门户。从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久就扩大了。俄国时代的宽轨距钢轨被标准轨距替换，一个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开始运转；而最新铁路技术，甚至连铁路枕木在内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由于与俄关系改善，沿南满铁路经哈尔滨，以及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伊尔库茨克的旅程，成为连接东亚和欧洲的最短路线。满铁从其土地征收的税款被增添到它的运营利润上，而大笔款项被用于从城市规划及道路、水和煤气管道建设到教育和研究活动的一切事业。满铁的中、小学的设备经常优于那些日本国内的学校，而满铁的满洲医学院成为全中国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满铁的中国研究是另一项杰出成就；它集中于现状的研究，当时很少有学者这样做，从而为后来大量的日本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著作奠定了真实的基础。①如上所述，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许驻兵15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
这一系列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磨擦的根源，对此朴次茅斯条约的条款没有解决办法。中日关系在日俄战争前还算是友好的，但在日本取胜并殖民后，这种关系随围绕下列四个主要问题引起的冲突而迅速恶化。
第一，间岛地区：这个边境地区曾形成传统的、没有标记的中朝边界。到1905年11月，当日本把朝鲜变为保护国时，它派军队进入间岛地区，宣称拥有领土主权。然而后来日本把该地区让给中国，而这一地区朝鲜居民的权利则得到1909年9月关于间岛的中日条约承认。但随着日本在朝鲜推行殖民化，许多反对日本统治的朝鲜人迁到间岛，因而这一地区变成朝鲜反日运动的基地。
第二，安奉铁路问题：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到沈阳修建一条窄轨铁路，作为通往北部前线的辅助线。1905年中日北京条约把这条铁路的管理权委托给日本。这条铁路与釜山新义州铁路连接将使它成为日本与欧洲间的最快路线，也是一条从朝鲜到满洲的军事供应线。为此，满铁试图把这条铁路换成标准轨距。中国强烈反对，因为条约中没有规定这种变换。日本最后在1909年夏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北京屈服后自行其是。
第三，煤矿：俄国已经开始开发南满铁路线附近的矿藏。日本接着开发沈阳以东40公里处的抚顺露天富矿。日本也经营鞍山以北的烟台①高质量无烟煤矿。因为所有这些煤矿离条约中提到的铁路地区很远，所以它们的经营没有条约基础或中国的允许；最后中国政府承认这种状态为既成事实。
第四，营口大石桥铁路：俄国原来曾经同意允许修建这条铁路作为临时措施，从营口港为中东铁路建设运送物资，并承诺在后者完工后拆除。因此中国要求日本拆除这条铁路。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接收这条铁路，但日本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并保留此路作为南满铁路的支线。
所有这些冲突刺激了中日关系，而日本国力的上升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学习日本国家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榜样，同时清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员被唤起反对日本的扩张。②这反过来又使日本坚定其走向帝国的道路。同时，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努力正在导致1908年11月的《罗脱高平协定》。1908年9月25日，桂太郎内阁正式通过的外交政策计划，透露了日本坚持其在满洲权利的决心，并正式决定使关东租借地成为日本的永久财产。①① 所以理查德·斯托里为他1979年的著作选用书名为《日本与西方在亚洲的衰 落，1894—1943年》。关于这一节的一般环境，见马里乌斯· B。詹森： 日本 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又见乔舒亚·福格尔：《政治与汉 学：内藤湖南（1866—1934年）个案》。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东北满洲的丧失》。又 见罗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满洲边疆》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 1章。
① 关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战争，见伊恩·尼什：《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1894年—1907年》；冈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集团与日俄战争》；约翰·A。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第2卷《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
② 秘密草约收入约翰·冯·A。麦克默里编：《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554页；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341页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159—161页讨论到这个草约，但对草约的效力表示怀疑。
③ 该条约的签字日期应是12月22日。——译者。
① 关于条约中心点和措词的含糊，见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第70页，尼什断言“1911年条约基本上是消极的”。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280—281页。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第3章《排外政治和外 交， 1879—1895》。
② 斯蒂芬·R。麦金农，《清帝国末年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 1901—1908年。》① GovernorofLiaotung，应为奉天巡抚——译者。
② 赫伯特·克罗利的《司戴德》和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叙述已为韩德的《边防与门户开放》的叙述所取代。又见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查尔斯·E。诺伊：《不可靠的友谊》；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远》。条约文本收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12— 313页；和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08年》，第511—512页。
① 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第705页以下。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9集第1册，第650页以下；和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第732—809页，载有后藤新平关于满铁的专题报告和10年计划。这个地域的管理引起军部领袖和文官领袖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尖 锐冲突。
① 约翰·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
① 此处的烟台，不是山东省的烟台——译者。
② 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6章。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05—309页。同一报告强调指导将来日本移民到大陆以加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之重要性。
日本的二十一条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保持1905年战胜俄国后在满洲得到的权益。由于与清政府订有协议，而革命党是未知因素，外相内田康哉和驻北京的公使伊集院彦吉两人倾向于向清政府提供援助。甚至在革命遍及长江以南后，他们仍坚持这种主张；许多保守的日本人争辩说，甚至一个由清朝统治北方的分裂的中国，也比一个由民国统治的统一的中国好。一种遍及全中国的共和制度，将成为日本君主制度的反面榜样，也将危及日本的利益。②所以日本政府建议英国政府组成联合军事远征队。它也同意满足清政府购买军火的请求。英国拒绝了日本的建议。英国的大部分利益在革命军控制的地域内，而援助清政府将危及这些利益。因此伦敦答复说，虽然它赞成中国的君主立宪，但它并不认为外部干涉是可行的。当11月13日袁世凯终于回到北京时，英国人已在扮演他与革命者之间的秘密调停人。因此甚至在袁正对日本外相伊集院宣布他支持君主立宪时，他已开始与革命党人和谈。甚至北京与革命党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赞成共和。形势向着袁世凯为总统的共和制方向稳步发展。于是袁世凯的熟练的政治手腕赢得了英国的支持。日本觉得在所有列强中它在中国利害关系最大，但没有英国盟友的支持，它不能派遣军队，也不能要求保持清朝的君主立宪。干涉失败后，日本政府开始与英国协力并转向不干涉。
不少日本民间人士坚定地支持孙逸仙的革命运动。据说有600多人曾到中国参加革命。有些人曾活跃于日本的民权运动，并认为中国革命符合中国的民主化利益。多数人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从西方统治下解放亚洲是必要的。然而其他许多人，是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至上作为“革命者”去中国的。最初这些日本人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热烈欢迎，但不久他们被当作麻烦的肇事者而受到冷落。有影响的右翼分子头山满等知名日人跑到上海，试图控制冒险家们的活动和行为。①中国的革命力量部分由于财政原因，终止了与袁世凯议和。例如，孙逸仙抵达上海后，立即与三井公司上海办事处接触请求武器。它的负责人同意几笔大的贷款；日本的目标是把汉冶萍公司置于中日共管之下。②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作为临时总统在北京上任后不久，日、美、英、德、法、俄组成了银行团，签字同意贷款给中国。
日本已经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外务省试图通过在北京的谈判稳定中日关系。这种努力，被未来几十年将会损及日本对华政策的那种独立军事行动所削弱。战场上的军人比外务省的代表更具侵略性，而日本对侵略分子的专擅行为普遍接受，并纵容了他们。政府以外的日本人对政府政策的第一次挑战，是满蒙独立运动。一个曾参与清朝警察改革计划名叫川岛浪速的活动分子，已经与满族贵族成员发展了亲密的私人关系。1911年革命期间，川岛和一群日本军人密谋使满洲和蒙古独立，并劝说满族肃亲王（善耆）领导这次行动。根据计划，肃亲王离开北京前往关东租借地的旅顺，于1912年2月2日到达。但由于日本外务省一再向军队提出抗议，肃亲王被迫脱离这次运动，并隐居旅顺。（他的女儿与川岛结婚。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人的合作者而被处死。）
川岛小组成功地从日军获得了一大批武器和弹药。仇视汉人的强烈情绪在蒙古人中间流行，而且很少有人欢迎将来接受袁和他的政权统治的想法。两个蒙古王公受到川岛的诱惑，参加了满蒙独立运动。然后，武器在日本人护送下运进内蒙，用马车从南满铁路的公主岭站西运。然而，这支护送队受到中国政府军队的攻击，13名日本护卫人员和9名蒙古人丧生，这次周密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直到1931年满洲事变，日本人继续卷入满洲和蒙古的独立运动。②非官方干涉的另一端，是日本人帮助革命党人反袁。当1913年7月称为第二次革命的反袁运动爆发时，它在7周内就被镇压了；而孙逸仙、黄兴和军事领导人李烈钧不得不逃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