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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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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天上下班花费多少时间?作心里计算着。平均单程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大概差不多吧?结了婚、有一两个孩子、在东京市中心工作的普通工薪阶层,若想拥有一栋独立住宅,就只能搬到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上下班的郊外。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之中,有两三个小时得专门用在上下班路上。在满员电车中,运气好的话还能看看报纸或文库本。或许还能用iPod听海登的交响乐、学西班牙语会话。有人或许还能闭上眼睛,沉湎于漫长的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只怕很难把一天中这两三个小时称作人生中最有益、最优质的时间。人的一生之中,又有多少时间被这种(大概是)毫无意义的移动剥夺得全无踪影?这又是多么让人疲惫,让人耗损!
然而这问题不应由在铁路公司供职、主要担任火车站设计的多崎作来思考。别人的人生交给他们自己即可。那是他们的人生,不是多崎作的人生。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何等不幸,抑或并非不幸,人们自行判断即可。作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恰当而安全地疏导那数量惊人的人潮。这并不要求省察,只要求经过精确验证的实效性。作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不过是一介工程师。
 
多崎作喜欢眺望JR新宿站。
到了新宿站,他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张票,一般总是走上910号线站台。中央线特快列车在那里停靠。是开往松元或甲府的长途列车。与上班族为主的其他站台相比,上下车的旅客少得多,列车的停靠也不那么频繁。可以坐在长椅上,不慌不忙地观察车站的情况。
其他人会去听听音乐会,看看电影,去俱乐部跳舞,观看体育赛事,逛街看看百货商店的橱窗,而他以相同的感觉逛火车站。当时间有富余,又想不出该做什么好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到车站去。心绪不宁时,还有思考问题时,双腿自然就会迈向车站。然后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喝着从小卖店买的咖啡,用袖珍时刻表(这东西时刻放在包里)确认电车的发车和到站时间,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可以一连几个钟头在那儿消磨时间。学生时代还曾查看火车站的形状、乘客的流向、站员们的行动,把留意到的地方仔细记在笔记本上,如今毕竟不再干这样的事了。
特快列车渐渐减速,抵达站台。车门打开,乘客们络绎不絶地下车。仅仅是望着这番光景,他就能心满意足、神清气爽。尽管这车站并不属于自己供职的铁路公司,看到列车精确地按时到站、顺利发车,作仍然为它自豪。安静而淳朴的自豪。清洁工迅速走进到站列车回收垃圾,把座位整理干净。头戴帽子身穿制服的乘务员干脆利落地交接班,为下一趟列车的运行做好准备。车厢更换目的地标识,列车被赋予新的编号。一切均以秒为计时单位,秩序井然、精准高效、顺畅无阻地进行。这就是多崎作所属的世界。
他在赫尔辛基的中央车站也做过同样的事。要了一份简单的时刻表,坐在长椅上,手端纸杯喝着热咖啡,眺望着长途列车。用地图确认列车的去向,确认它是来自何处。遥望着络绎不絶下车的乘客,还有快步走向要去的站台的乘客的身影。目光追逐着身穿制服的站员和乘务员的行动。心情就能像平时一样宁静。时间均质而平滑地消逝。除了听不到站内广播,跟在新宿站一样。只怕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火车站的运营秩序也没有太大不同。准确高效的专业水平。这种景象在他心里唤起自然的共鸣,让他感觉显然是身处正确的地方。
 
星期二,多崎作完成工作时,墙上的挂钟显示已经过了八点。这种时候还留在办公室里的只有他一个。他手上的工作不是十万火急非加班不可。然而星期三晚上约好要跟沙罗见面,他想先把积攒下来的活儿大致干完。
告一段落后,他关上计算机,将重要的光盘和档案收进带锁的抽屉,关掉房间的电灯。然后跟熟识的门卫打个招呼,从后门走出公司。
“工作到这么晚,您辛苦了。”门卫说。
本想找个地方吃饭,却没有食欲。但又不愿直接回家,便走向JR新宿站。这天他照例在站内的小卖店买了咖啡。夏季的东京特有的闷热夜晚,后背湿淋淋的都是汗,可他还是不喜欢冰冷的饮料,更爱喝热腾腾的黑咖啡。这是习惯问题。
九号线一如平素,开往松元的末班特快列车正准备出发。乘务员走过一节节车厢,用熟练却毫不懈怠的目光检查,看看有没有不完善的地方。列车是见惯的E257系。没有新干线那样惹人注目的华丽,但他对那朴实无华的车型很有好感。至盐尻为止走中央本线,然后至松元为止走筱之井线。列车到达松元是在深夜十一时五十五分。八王子之前是在市区行驶,因此必须抑制噪音,之后大多在山区地带行驶,弯道又多,跑不出惊人的高速。相对于距离来说,很费时间。
离完成乘车准备还有些时间,要乘坐这趟车的人们匆匆忙忙在小卖店里买便当、点心或罐装啤酒,准备几本杂志。也有人将iPod的白色耳机塞在耳朵里,让即将上路的自己有个专属的小小世界。到处都有人用指尖灵活地操作智能手机,或者用不输于站内广播的声音冲着手机吼叫,在跟什么人联系。还有似乎是结伴外出旅行的年轻情侣。他们在长椅上并肩依偎,幸福地小声说话。一对五六岁的双胞胎兄弟满脸睡意,被爸爸妈妈牵着手,从作面前快步走过。他们各自拿着小小的游戏机。有两个背着沉甸甸的大型背囊的外国青年。还有抱着大提琴匣的年轻女子,侧影很美。乘坐夜行特快列车奔赴远方的人们。作心生几分艳羡。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去处。
多崎作却没有自己的去处:
细想起来,他还没有去过松本、甲府和盐尻。但这么说的话,他甚至连八王子都没去过呢。新宿站这个站台上,他眺望过不知多少开往松元的特快列车,但一次都没有想坐上那趟车的念头。甚至想都没想过这种事。为什么?
作想象自己就这样坐上列车,继而前往松元的情形。这絶不是不可能。他觉得这是个不坏的想法。要知道他甚至因为一个念头便远赴芬兰呢。要是想去松元,难道会去不成。那里是怎样的城市?那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然而他摇摇头,放弃了这个想法。明天上班前不可能从松元赶回东京。这种事不查时刻表也知道。而且明天晚上约好了跟沙罗见面。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一天,现在可不能去松元。
他把已经变得温乎乎的剩咖啡喝掉,将纸杯扔进近处的垃圾箱。
多崎作没有自己的去处。这对他的人生来说似乎就是一则命题。他没有去处,也没有归宿。这种东西从前不曾有过,如今仍旧没有。对他而言,唯一的去处就是“此刻所在之地”。
不对,不是这样,他心想。
回想起来,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只有一次明确拥有自己的去处。高中时代,作盼望考进东京的工科大学,系统地学习火车站设计。那就是他自己的去处。他为此拚命学习。以你的成绩,大概没有指望考进那所大学,班主任老师冷淡地宣称。但他刻苦奋斗,好歹闯过了那道难关。那是第一次如此全力以赴地学习。他不善于跟别人争名次争成绩,但如果给出一个他认可的具体目标,他就能为之呕心沥血,发挥相应的能力。这在他来说是个新发现。
结果,作离开名古屋,在东京开始了单身生活。身在东京期间,他渴望早日回到故乡,与朋友们欢聚片刻。那里就是他的归宿。就这样,往返于两个城市间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然而在某个时间点,循环被突兀地斩断了。
之后,他便失去了去处和归宿。在名古屋市还有他的家,他的房间还原封不动地留着,母亲和大姐住在那个家里。小姐姐也住在市内。作每年礼节性地回家一两次,每次都受到温情的款待,可他面对母亲和姐姐们却没有话可说,在一起也不觉得眷恋。她们向作索求的,是他曾经有过,但视为无用之物弃如敝屣的身影。为了再现和提供它,作只好不自然地演戏。名古屋这座城市也格外让他感到疏远乏味。作寻求或怀念的东西,在那里一样也找不到了。
另一方面,东京纯属偶然给予他的场所。曾经是学校的所在地,如今则是工作的所在地。就职能而言,他归属于这里,没有更多的意义。作在东京过着井然有序、平稳宁静的生活。就像一个被逐出国门的流亡者亡命异乡,尽量不在周围激起风波,不惹是生非,不至于被收缴居留许可证,小心翼翼地度日。不妨说他是作为人生的流亡者生活在这里。对这种期望过匿名生活的人来说,大都会东京正是理想的去处。
他没有称得上密友的人。交往过几位女友,后来都分手了。平淡的交往,圆满的分手。没有一个伙伴走进他的心。他并不刻意追求这样的关系,对方恐怕也没有那般需要他。彼此彼此吧。
我的人生,简直像在二十岁时就止步不前了。作坐在新宿站的长椅上想。之后那些去了又来的日子几乎没有堪称份量的东西。年月就如同温软的风,在他的周围静静拂过,没有留下伤痕,没有留下悲怆,也不会引发激烈的情感,或是留下值得一提的喜悦与回忆。而他竟已渐入中年。不对,离中年还有些距离。然而,至少已不能再说自己年轻了。
仔细想想,其实惠理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人生的流亡者。她也同样心负创伤,结果抛弃了一切,抛弃了故乡。话虽如此,她又是主动选择芬兰这个新天地的。于是她如今有了丈夫和女儿,有了陶器制作这份足以倾注心血的工作、湖畔的夏季别墅和神气活现的狗狗。还学会了芬兰语。她在那里踏实地构筑起了自己的小宇宙。跟我不一样。
作瞅了一眼左腕上的豪雅表。时间是八点五十分。特快列车已经开始上车。带着行李的人陆陆续续走进车厢,对号入座,将箱包放到行李架上,在冷气充足的列车里歇口气,喝口冰凉的饮料。透过车窗能望见这样的情景。
这块手表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多的有形之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制造的美丽的古董。三天不戴在手上,发条就会松弛,指针停止不动。但这种不便反而让作觉得正中下怀。美丽而纯粹的机械制品。不,也许应当称作工艺品。没使用一片石英和微型芯片,完全依靠精妙的弹簧与齿轮勤劳地运转。将近半个世纪里,它从不休息,一直工作到今天,镌刻的时间却依旧准确得惊人。
作从未自己买过手表,总是用别人送的廉价货,佩戴时从来没有这样的兴趣。他以前对手表的看法是只要弄清准确的时间就行。卡西欧最简单的电子表就能满足需要。所以当父亲过世,继承这块看似很贵的手表作为遗物时,他也没有太多感慨。只因为需要上发条,便像职责般每天戴在手上。然而一旦用了,作竟彻底喜欢上了这块表。它的触感,恰到好处的份量,发出的轻微的机械声,都让他心生欢喜,还比以前更频繁地看时间了。每一次,父亲的身影都会隐约掠过脑际。
说实话,他对父亲没有清晰的记忆,尤其不会生出怀念之情。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与父亲一起出门和亲亲热热说话的记忆。父亲原本就少言寡语(至少在家中几乎不开口),即便不是如此,平日工作也够忙的了,连家都很少回。如今想起来,大概是在外边另有女人。
对作来说,说他是血脉相连的父亲,更像一个频频来访的有地位的亲戚。作差不多是由母亲和两个姐姐抚养大的。父亲度过了怎样的人生,拥有怎样的思想和价值观,每天具体在做些什么,他几乎一无所知。勉强知道的点滴信息,无非就是父亲生于岐阜县,从小便父母双亡,由当僧侣的叔父收养,勉强读完高中,白手起家创办公司,获得惊人的成功,积累了今天的财富。是个饱受磨难的人,却少见地不愿多谈磨难。也许是当年不堪回首吧。总之,父亲无疑拥有非同寻常的商人天赋。能迅速地将需要的东西弄到手,又毫不留恋地丢弃无用之物。大姐继承了他这种经商才能,尽管只是一部分。小姐姐也部分地继承了母亲游刃有余的社交天赋。作却丝毫没有继承这两种资质。
父亲一天要抽五十多支烟,患肺癌去世。作赶往名古屋市某大学的附属医院探望时,父亲完全发不出声音了。那时候,父亲似乎想对作说些什么,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一个月后,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离世。留给作自由之丘的一居室公寓,以作的名义存的一大笔钱,还有这块豪雅自动机械手表。
不对,他还留下了一样东西。就是“多崎作”这个名字。
作提出想报考东京的工科大学进行专业学习时,父亲颇为失望,因为独生子竟毫无兴趣继承自己一手打造的房地产事业。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大为赞同作要当工程师的想法。既然你这么考虑,那就去东京念大学好了,这笔钱我很乐意出。父亲说。不管怎样,学会一门技术,制作有形的东西总是好事。是对社会有用的事。好好学习,铆足劲儿去造火车站!父亲似乎很高兴,自己果然没白挑这个“作”字。那说不定是作第一次让父亲感到喜悦,或者如此喜形于色,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九点整,开往松元的特快列车准点驶离站台,跟时刻表完全一样。作依然坐在长椅上,一直望着那串灯火沿着轨道远去,渐渐加速,最后消失在夏夜深处。末班列车消失后,周围陡然变得空荡荡的。似乎都市的辉煌减弱了一个档次。就像戏已演完、照明熄灭的舞台。他从长椅上起身,缓缓走下站台。
走出新宿站,进了近处一家小餐馆,坐在柜台前点了牛肉糕和土豆沙拉。每样都剩了一半。倒不是味道差。那可是一家以牛肉糕味美著称的餐馆。只是没有食欲。啤酒也和平时一样,只喝了一半,还剩一半。
乘电车回到家,洗了个澡。用香皂仔细地擦洗身体,冲去汗水。然后穿上橄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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