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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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理非常仔细地听着他的叙述，没有插一句嘴。最后，她这么说：
“作，你应该把她追到手，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是这么觉得。假如你放走她，只怕今后别想再追到什么人了。”
“但是我没有自信。”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缺乏自我吧。既没有突出的个性，也没有鲜明的色彩。我没有任何东西拿得出手。一直以来都面临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自己是腹中空空的容器。作为容器，也许形成了一定的轮廓，但是里面根本没有可以称作内容的东西。我怎么想都觉得自己配不上她。时间越久，她越了解我，只怕越会感到失望，然后终将离我而去。”
“作，你应该更多些自信和勇气。要知道我喜欢过你啊。一度情愿把自己献给你。如果你要，我什么都愿意给你。一个浑身热情洋溢的女孩，就是心诚到如此的地步。你有你足够的价值，絶不是腹中空空。”
“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作说，“真的高兴。但现在如何，我心中没底。我三十六岁了，可认真思考关于自己的事情时，还是跟从前一样，不，比从前更加不知所措。该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因为生来还是头一次对别人有如此强烈的感情。”
“就算你是腹中空空的容器，又有什么关系？”惠理说，“就算是那样，你也是非常美妙、令人心仪的容器哟。自己到底是什么，其实谁都搞不明白。你不觉得吗？既然如此，那你索性就当个形态美丽的容器好了。当个能让人很有好感、情不自禁想往里放点什么的容器。”
作思考着她的话。他理解惠理想说的意思，姑且不论这是否适合自己。
惠理说：“回到东京后，赶快把一切对她说清楚。你必须这样做。直言相告永远会带来最好的结果。但是千万不能对她说你看见过她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一定要藏在心里。有些东西，女人是不愿被人看见的。但除了这件事，把你的心情毫不保留、老老实实地告诉她。”
“我害怕。怕自己万一做错了事，或者说错了话，结果把一切都毁了，让一切都化为乌有。”
惠理缓缓摇头。“这就跟建造车站一样啊。只要那东西具有重大的意义和目的，就絶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过失便全面崩盘、化为乌有。哪怕不够完美，也总得先把车站造出来，是不是？没有车站，电车就没办法停车，也就没办法迎接心爱的人。如果发现有缺陷，以后再根据需要动手修理不就行了嘛。首先把车站造好。一个为她建造的特别的车站。一个哪怕无事可做，电车也情不自禁想停靠下来的车站。在心里勾勒出这样的车站，再赋予具体的色彩和形状，然后把你的名字用钉子刻在地基上，在里面注入生命。你具备这样的能力。你不是一个人就能横渡黑夜中冰冷的大海吗。”
惠理劝他留下来吃晚饭。
“这一带常常能钓到肥美新鲜的鳟鱼。配上香草，用平底锅煎。虽然很简单，但是味道可美啦。干脆跟我们一起吃完饭再走吧。”
“谢谢你。但我该回去了。我想趁天还亮着赶回赫尔辛基。”
惠理笑了。“趁天还亮着？你瞧，这可是芬兰的夏天，差不多一直到半夜，天都明晃晃的。”
“可我还是……”作说。
惠理理解他的心情。
她说：“谢谢你这么远专程来看我。能跟你说说话，我很开心。真的。从前长年憋在心里的东西，好像得到了化解。当然不是说所有问题全都消释了，但我还是得到了巨大的解脱。”
“我也一样。”作说，“你帮我得到很大的解脱。还见到了你先生和女儿们，知道了你在这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单是这些，就不虚此行了。”
两人走出小木屋，走到大众高尔夫停放的地方。缓缓地，彷佛在确认每一步的意义。最后，再一次拥抱。这次她不哭了。作在脖颈处感觉到她平静的微笑。她丰硕的乳房充溢着生存的力量。环绕到后背的手指无比强劲真实。
然后，作忽然想起从日本给她和孩子们带来的礼物。他从放在车里的挎包中取出来，递给她。给她的是黄杨发卡，给孩子们的是日本的绘本。
“谢谢你，作。”惠理说，“你一点也没变。总是这么友善。”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作说着，想起了买礼物的那天傍晚，在表参道看到沙罗和一个男人走过街头的情形。假如没想到要去买礼物，就不会目击那个场面了。世事真是不可思议。
“再见啦，多崎作。路上小心哦。”临别之际惠理说，“别让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了。”
“坏心眼的小矮人？”
惠理眯起眼，嘴唇像以往一样调皮地歪了歪。“在这里我们常常这么说。别让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了。要知道这一带的大森林里自古以来就住着各种生灵。”
“知道了。”作笑着说道，“我会当心，不让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
“如果有机会，请转告赤和青，”惠理说，“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我会转告他们的。”
“对了，你可以时不时去看看他们两个。或者三个人聚一聚。我觉得这样对你对他们都好。”
“是啊。那样也许挺好。”作答道。
“恐怕对我也是。”惠理说，“尽管我大概没办法参加。”
作点点头。“等我安顿好了，一定创造个这样的机会。哪怕只是为了你。”
“真是不可思议啊。”惠理说。
“什么？”
“那个美好的时代悄然逝去，而且一去不复返。各种美丽的可能性竟被流逝的光阴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这个。”
作默默地点点头，想说句什么，但想不出来。
“这里的冬天无比漫长。”惠理望着湖面说，像是说给远在天边的自己听，“夜晚很长，甚至会觉得永无尽头。一切都冻得硬邦邦。你会怀疑春天大概永远不再来。于是不知不觉地，你就会想起各种阴郁的事情，任你怎么打算不去想。”
尽管如此，还是无话可说。作只是沉默着，将目光投向她视线前方的湖面。等想出应该在此时此地说的话，他已经坐上了飞往成田的直达航班、系好了安全带。不知为何，恰如其分的话总是姗姗来迟，错过最恰当的时机。
他转动钥匙发动汽车。大众车的四缸发动机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活塞嗡嗡地敲打出踏实的循环。
“再见啦。”惠理说，“保重！你一定要想办法追到沙罗。你无论如何都需要她。我相信。”
“我一定试试。”
“听着，作，有一件事你得记住了。你不是缺乏色彩。那种东西仅仅是姓名而已。我们的确拿这件事开过你的玩笑，可全都没有意义。其实，多崎作，你是个无比优秀、色彩丰富的人，一直在建造美妙的火车站。如今你是个三十六岁的健康市民，拥有选举权，定期纳税，为了看我甚至还一个人坐飞机到芬兰来。你什么都不欠缺。你要有自信，要有勇气。你需要的就是这两样。千万别因为怯懦和无聊的自尊失去心爱的人。”
作换到前进挡，踩下油门，从敞开的车窗伸出手挥动。惠理也跟着挥手。她把手扬得高高的，不停地挥舞。
很快，惠理的身影隐没在树丛中，看不见了。只有芬兰夏日里深沉的绿色映在后视镜中。好像又起风了，宽广的湖面上处处涌起白色的涟漪。一位年轻的高个子男人划着皮划艇过来，彷佛一只巨大的豉虫，无声地向前缓缓滑去。
大概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也不会再跟惠理见面了。今后两个人大概会在各自注定的场所，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吧。就像青说的，已经不可能后退了。这样一想，悲哀便如同水流一般，不知从何处无声地汹涌而至。那是透明无形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又是伸手莫及的远处的悲哀。胸膛像刀割般疼痛，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驶上柏油路后，将车停到路边熄火，趴在方向盘上闭起眼睛。为了调整心跳，他不得不花时间慢慢做深呼吸。这样做着，作忽然发现体内临近核心处有个又冷又硬的东西，就像终年不化、完全冻僵的冻土芯。就是它生出了胸中的痛楚与窒息。以前他竟不知道自己内部存在这种东西。
不过，这是恰到好处的痛楚，恰到好处的窒息。这是他必须好好品味的东西。这冰冷的芯，他今后必须一点一点消融。或许得耗费时间，然而这才是他非做不可的事情。为了让这冻土消融，他需要某个人的温暖。单凭他自身的体温还不够。
先回东京再说。这是第一步。他转动车钥匙，再度发动汽车。
在返回赫尔辛基的路上，作衷心祈祷惠理不要在森林中被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此时此地，他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18
多出来的两天，作只是在赫尔辛基城里漫无目的地闲逛。不时飘落小雨，但不必在意。边走边想种种事情。有许多事情不得不想。回东京前他打算尽量整理自己的心情。走累了，或想累了，就走进咖啡馆喝杯咖啡，吃个三明治。途中迷了路，不知此刻身在何处，他也不介意。这座城市不算大，况且到处都跑着有轨电车。而对此时的他来说，迷失方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让人心情舒畅。最后一天午后，他走到赫尔辛基中央车站，坐在长椅上，呆望着来来往往的列车打发时间。
作从车站给奥尔加打电话道谢。找到哈泰宁家了，她看到我的时候果然很惊讶，海门林纳是个很美的城市。那很好，太棒了。奥尔加说。她似乎由衷地为作高兴。如果方便，今晚我请你吃晚饭以示谢意。作发出邀请。我很高兴，不过今天是我妈妈生日，得待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奥尔加说。请代向沙罗问好。一定转达。辛苦你，谢谢。作说。
黄昏时分，去奥尔加推荐的港口附近的餐厅吃鱼，喝了半杯冰镇夏布利白葡萄酒，想起了哈泰宁一家。他们四个人此刻一定也围坐在餐桌边。风还在吹拂着湖面吗？惠理此刻心里在想什么？她温暖的气息仍然留在自己耳朵里。
回到东京，是在星期六的早晨。整理好旅行袋，优哉游哉地泡了个澡，然后什么事也不做，度过了一整天。刚到家，他就想给沙罗打电话。甚至当真拿起话筒按下了号码。但他最终把话筒放回原处。调整好自己的内心还需要一些时间。虽然是一次很短的旅行，中间还是发生了种种事情。还没有此刻已身处东京正中心的真实感。似乎刚纔还在海门林纳郊外湖畔聆听透明的风声。不管告诉沙罗什么，他都必须斟词酌句。
洗衣服，浏览一遍积攒多日的报纸，傍晚前上街买了些食品，却没有食欲。大概是时差闹的吧，天还很亮便困倦难耐，八点半上床躺下，昏昏睡去，可没到半夜叉醒过来。想把飞机上没读完的书接着读下去，可脑子又不听使唤。于是他打扫房间。将近天明时再度入睡，再次睁开眼已将近星期天的中午。看来是炎热的一天。他打开空调，泡了咖啡喝，吃了一片芝士吐司。
洗完澡，往沙罗的住处打了个电话。但电话是录音状态。“信号音响后请留言。”该怎么办？作略一犹豫，没说一句话就放下了话筒。墙上时钟的指针显示刚过下午一点。他想，要不给她的手机打一个试试？可又改变主意作罢了。
说不定此刻她正在跟恋人一起享用假日的午餐。这个时间上床还太早。作想起了和沙岁手牵手在表参道漫步的中年男子。无论如何试图赶走那人的身影，它也不肯离开脑际。在沙发上躺下，迷迷糊糊地想着这样的事，觉得后背上彷佛有针在扎。细得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针。微微地疼，也不出血。大概是。但疼痛还是疼痛。
骑上自行车去健身馆，在游泳池里游了平日的距离。浑身还残留着古怪的麻木，边游泳边感觉似乎忽然睡熟了。实际上当然不可能边睡边游，只是感觉而已。但身体在游泳时变成了近乎自动操作的状态，不必再想沙罗和那个男人。这对他来说值得庆幸。
游完回家，睡了半小时午觉。那是无梦的、意识被彻底截断般浓稠的睡眠。然后熨了几件衬衫和几块手帕，做了晚饭。将鲑鱼加上香草放进烤箱，烤好后挤上柠檬汁，和土豆沙拉一起吃。还做了豆腐葱花味噌汤，喝了半罐啤酒，看傍晚的电视新闻。随后躺在沙发上看书。
夜间九点前，沙罗打来电话。
“时差综合征没问题吗？”她问。
“睡眠简直乱七八糟，但身体状况不算坏。”作笞道。
“现在说话不要紧吧？困不困？”
“困是困，不过我打算坚持一小时再睡觉。明天就开始上班了。在公司里可没办法睡午觉。”
“我看这样蛮好。”沙罗说，“对了，今天下午一点左右往我家里打电话的是你吧？我一直忘了查看录音电话，刚刚纔发现。”
“是我呀。”
“我正好出去买东西了。”
“嗯。”作说。
“可你没留言。”
“我不太会往录音电话里留言。总是紧张得说不出话。”
“那也有可能，可自己的名字总说得出来吧？”
“那倒是。的确该把名字留下。”
她稍微顿一顿。“喂，我也很担心，不知你的旅行是否顺利。你总该留个话，就一句也行嘛。”
“对不起。的确该那么做。”作道歉说，“对了，你今天一天都做了些什么？”
“洗衣服，买东西，做菜，打扫厨房和卫生间。我偶尔也需要这样朴素的假日。”她说，然后沉默了一下，“那么，芬兰的事情办妥了吗？”
“我见到黑了。”作答道，“跟她好好谈了谈。奥尔加帮了我很多忙。”
“太好了。她人很好吧？”
“非常好。”他说了从赫尔辛基驱车一个半小时到美丽的湖畔去见惠理（黑）的情形。她同丈夫、两个年幼的女儿，带着一条狗，一起在夏季别墅度暑假。附近有个小小的作坊，她和丈夫每天在那里制作陶器。
“她看上去很幸福。芬兰的生活大概很适合她吧。”作说道。除了漫长阴暗的冬夜。但他没说出口。
“万里迢迢赶到芬兰去见她，你觉得值得吗？”沙罗问。
“嗯。我想值得。有些事情一定得当面谈才行。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