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智慧-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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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子弟子曾子作《孝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为《孝经》乃孔子弟子曾参所作。比如陈克明《群经要义》中就说：《艺文志》“虽未明言曾参作《孝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乃是曾参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经》”。其实在我们来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并没有明说，也是两可的。
关于曾子作《孝经》，杨伯峻也有说：这一说法，在司马迁时未受重视；到两晋以后，附和者渐多。但取《礼记》和《大戴礼记》曾子论孝诸事与《孝经》比较，相抵触者不少。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甚至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指不义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篇》说：“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一个说不争就是不孝，一个说争辩是祸乱发动之源，究竟哪一说是曾子本意？何况《孝经》所用《孟子》、《荀子》诸语，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这一说也不可信。（《经书浅说》）
《孝经》的作者之谜（2）
3。 曾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代胡寅说：“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杨伯峻说：“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孝经刊误》）开其端，并无实证，只是想象之词。”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说，其《郡斋读书志》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所作。李学勤说：“《孝经》文中多称引《诗》、《书》，体例与《礼记》所收《中庸》、《大学》相似，确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吕氏春秋》曾引《孝经》，证明其书成于先秦。”（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曾子弟子中的子思作《孝经》
宋代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宋代冯椅之说：“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中的子思所作。杨伯峻反对，有评说：“尤不足信。”（同上）不过今人有一些学者较倾向此说。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经〉说新论》，认为是子思作《孝经》。主要理由是：《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认为已经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孝经》与《缁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该是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次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子思学派讨论的热点之一。因此，认为子思作《孝经》。不过关于此问题，也尚可再讨论。
5。 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圣人言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又清代毛奇龄《孝经问》：“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这是笼统地认为《孝经》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种记录的转述，或是一种经过加工后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这种看法，认为“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
6。 孟子的弟子之作
王正己在《古史辩》第四册的《孝经今考》一文中说：“从大体上看来，《孝经》思想有些与孟子的思想相同，不过是文字的变相而已。”“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
7。 后人附会而作《孝经》
宋代的朱熹主此说。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汪应辰的话，认为《孝经》是后人附会而成。其曾云：“《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家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传者又颇失其次第，殊非《大学》、《中庸》之俦也。”
8。 汉代儒生所伪造
清代姚际恒主此说。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孝经》是汉儒所伪造，姚说：“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
到底是谁撰写了《孝经》？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认为，从各种信息来看，不可能是孔子自作，也不可能是曾子自作，同样也似乎不可能是孟子弟子所作，亦然不可能是汉儒伪造。比较下来可能性大的选择方向是两个：一是孔子弟子所作，一是孔子七十子的弟子所作。如果偏重于后者的话，那么有可能是曾子的学生所作；如果再把视阈缩小，那么或者可能是曾子的弟子中的子思所作。但是在还没有十分确定是子思或曾子一系所作时，不妨采取较宽泛一些的看法，留有余地，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证、统一认识。
虽然关于《孝经》作者的看法不统一，但是不妨慢慢说下去读下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些争论点，研究者又是怎样研究的，那么读者自己也会有个选择与判断了。
《孝经》汉代发现之谜
在先秦，《孝经》曾被《吕览》引用过，秦代因焚书坑儒而不见流传，汉代突然冒出了《孝经》。《孝经》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历史之谜。
首先是汉代初年，一个叫做颜贞的人献出了《孝经》。
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烧典籍，坑杀儒生；还不许民间私下收藏书籍，否则就诛族，这就是“挟书者族”之律令。因此许多经典由此而残缺，损失惨重，当然《孝经》也在被禁被焚之列。刘邦是马上得的天下，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建设并不重视。
然而传到第二代汉代的惠帝却很看重这些。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时所定的“挟书”令，鼓励民间献出所藏的书籍。如《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后来朝廷还派出人员到各地寻访亡佚经典。于是，《孝经》出现了。
《隋书·经籍志》有个记载：“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河间，汉高祖时候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的东南）；平帝时辖境相当于今天河北献县、交河、东光、阜城、武强各一部分。河间人颜芝收藏了《孝经》，到了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献了出来。
汉初，河间地方献书的氛围很浓。《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刘德很有办法，一方面留下真本，一方面又很好地缮写一本交换给送书之人，另外再赏赐金子、丝帛等贵重东西，因此名声传播出去，招引来许多人献书。他得到的书很多，甚至几乎和整个朝廷的藏书相等。
河间人颜芝的儿子颜贞把收藏的《孝经》献出来，大约也是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中而被感染了，于是献出父亲的藏书。不过细节就不得而知了，是献给献王刘德，还是直接献给朝廷，或是其他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了。一般认为是河间王刘德将此书献给朝廷，于是遂为学者传授的用本。
后来汉代又出现了《孝经》的另外一个本子，称为古文《孝经》。
古文《孝经》，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的，也称为孔壁古文《孝经》。《隋书·经籍志》载：“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要说到曲阜的“三孔”，即孔府、孔庙、孔林了。孔子的故宅在孔庙东路承圣门外。据说，孔子死后，鲁哀公为了悼念孔子，将孔子居住过的三间故居改为祠庙，令其子孙“岁时奉祀”。其奉祀地点，就是这个院落。这就是最早的孔庙。
今天我们去参观，马上会被留存遗迹中的故宅井吸引。其旁立有“孔宅故井”石碑，其四围修有雕花石栏，其西建有乾隆“故宅井赞”四角碑亭一座，其水质清纯，被称为圣水。有记载，乾隆九次来到曲阜祭孔，竟然有五次来此题字。其中有一次他还舀水拜师，尊崇地说：“我取一勺，以饮以思。呜呼宣圣，实我之师。”
孔宅故井的前面有诗礼堂。《论语·季氏篇》有载，孔子教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因此后人就建立了这诗礼堂，作为学习诗礼的场所。清代初年，文学家孔尚任还曾在此为康熙皇帝讲过经。堂东有礼器库，存放有祭祀用的礼器。
就在诗礼堂的后面，有一段像照壁样的墙壁，孤立在院子中，横亘在眼前，墙前有石碑隶书“鲁壁”两字。这就是数千年来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有名的一堵文化墙。
相传西汉武帝末年，鲁国的共（恭）王叫刘余，本是汉景帝的儿子，想要扩大自己的宫室，于是扩建而将附近孔子旧宅的房子给毁坏了。这堵墙壁被毁坏时，人们忽然发现墙壁有夹层，里面藏有东西，结果从中得到了藏在其中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简，都是用古文字写成的。据说，这些典籍还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由孔子的第九代嫡孙孔鲋偷偷地藏在古宅的墙壁内的。鲁恭王将这批书籍归还了孔家。为了纪念孔鲋的藏书之功，后来人们就在古宅的院子中特意修建了这座象征性的墙壁，称为“鲁壁”，也称为“孔壁”。
“孔壁”中的这些用古文写的经典文本，也就被称为了“古文经”。关于这一事件，文献有记载。如《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又如荀悦《前汉纪·成帝纪》引刘向曰：“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
汉代社会上流行着两本不同的《孝经》，这又留下了许多的谜，且再看以下的细说。
郑玄避难潜心注《孝经》（1）
汉代的大经学家郑玄与《孝经》也有一段因缘，颇为曲折，甚有意趣。
郑玄（127～200年），是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市西南）人，字康成，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死于汉献帝建安五年，是东汉最有权威的经学家，其学也被称为“郑学”。
郑玄年轻时候为乡啬夫，即在乡里管理听讼、收税赋之类的事情，但是他不喜欢这种小吏生活，喜好学问。其父数次对他发怒，但是不能改变他的志趣。
郑玄后来就进入太学学习今文《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他还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
随着学识的加深，郑玄在崤山之东已是无师可求，便西入函谷关，从师外戚豪门、显赫大儒的马融，专门攻习古文经。马融（79～166年），是开创古文经学的大家，才高博洽，为当世通儒。当时马融门下有学生四百多人，学问精深的有五十多人。马融很高傲，他派门下水平高的弟子去教郑玄，自己不仅不教郑玄，且三年都没有召见过他，但是郑玄仍是发奋用功不已。有一次，马融召集门下学生考问图谶，听说郑玄善于计算，就在楼上召见了他。郑玄这才有机会向马融请教疑难问题。马融惊奇郑玄的才学，曾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
后来郑玄学成，告辞而别。马融感慨地对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郑玄这个学生今天离开这里，我的道将向东被传播出去了！此种赞叹、喟叹的后面，可体味的东西不少。这也可联想到，早在汉初，汉代《易》学之鼻祖田何，就在他的弟子丁宽学成而东归时，也说过：“《易》以东矣！”（《汉书·儒林传》）
此后郑玄游学十年，而回归于乡里，因为贫困，客耕于东莱（今烟台北龙口一带），并聚徒讲学，弟子多达千百人。东汉阉党专权，宦官侯览因为被一些地方上的“儒学行义”之事受到侵害，便讽奏朝廷，声称这些社会人士在“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朝廷大举“钩党”，和郑玄有关系的地方官员杜密被作为此事件的要犯之一，郑玄因为这一层关系也受到牵连，遭遇不幸。郑玄受到党锢祸害，他和同郡的四十多人被禁锢。郑玄从四十四岁遭到禁锢，一直到五十八岁解禁，长达十四年之久。郑玄索性“杜门不出，隐修经典”，潜心研究典籍，从而完成了一批经典的注释。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由于黄巾起义以及舆论上的强大压力，“党锢”被宣布解除，郑玄的名声也大震。比如何休是东汉今文经学大师，被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