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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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年10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个公社。1958底又将32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7个公社分为16个公社，后又变成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减产18740万斤，减产23％。农民的口粮标准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160亩，并包锄田40亩。社员被迫从早晨3点钟干到晚10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7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7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个大队中，1960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达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肿病67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人，闭经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杂粮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两下降到1。5两，肉从半斤下降到2两6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5427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回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