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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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后。1958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 1958年6月7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6月9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1959年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60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11月21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1960年头11月22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4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14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1960年4月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 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25。58
1961 4811 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103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万人，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年8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1958－1960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1958年，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刚过，甘肃省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还喜欢用指挥军队的办法来指挥地方工作。2月9日，他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高兴地谈到，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