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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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只见她天真的脸上，显得非常严肃认真。等她把所有的卡片讲解完毕，孙犁又回到他的座位上去，陷入沉思之中了：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①没有答案。在食堂吃罢午饭，回到办公室，摆好几张椅子，枕着一捆报纸，他睡下去。几年来，一直过着非常生活的他，这就是一种享受了。天气渐渐冷起来，他身上盖着那件当年由延安回家时穿过的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这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由伙伴那里得来，现在也已破旧了。他不免触景生情：“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战役，比不上一次瘟疫。”②

　　他感到压抑。再说，像这种日子，也近于无聊。于是，他向领导递了报告：回故乡“体验生活，准备写作”。报告批准了，他一担行囊，回到故乡。这是1972年春天，张同志随行。

　　就住在一个堂侄家里。父老亲友，得知他的到来，欣欣然竞相前来探问，谈话间，或庆幸大难不死，或欷s＇沧桑之变，在那些日子，他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①除了八十多岁的叔父，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人，村子里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彼此还有记忆，再年轻的，就都陌生了。当然，有些人读过他的作品，他们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从县城到东辽城，他们雇了一个“二等”（北方一些农民用来做生意的自行车，可以载人，也可以驮东西），车主是个诚朴的青年农民，快进村的时候，他忽然问：“你们村里，有个叫孙犁的，现在这人怎样了？”

　　“你认识他？”孙犁问。

　　“我读过他的小说。”

　　“他还活着。”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有几茬人起来了。

　　东辽城也发生了变化，四周大道两旁都是钻天杨，村子被围在绿色的屏障里。靠近村边，还有一些果园。村外是大片大片的柳杆子地，用以经营农具和编织业。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风沙，土地已不适宜种植庄稼，农民主要靠树木、靠经营副业来维持生活了。

　　他的堂侄喂着两只山羊，孙犁每天背上个柳条筐，去砍些青草，或是捡些烧柴。像童年那样，他又走进田间，走进柳林，走到滹沱河大堤上来了；又看到了黄色紫色的野花，又拣到了鸡腿蘑菇，又听到了鸟叫虫叫了。这时，他在苍凉中感到一种恢复了青春活力的愉快。毕竟，在自己的家乡，他变得年轻多了。

　　但有一天中午，他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他：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他赶紧回去，说是为了剧本的事。侄子很紧张，不知大伯又出了什么事。孙犁一听，放了心，说：“安心吃饭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

　　“打个电话去问问吗？”

　　“不必了。”

　　隔了一天，孙犁正送亲戚出门，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的，是他的组长。组长说，接他回天津，参加创作京剧剧本。各地都有“样板戏”，市领导也很着急。京剧团有一个写抗战时期的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此有人推荐他去。

　　看组长流露的神色，好像很为他庆幸。但孙犁对这消息却很淡然，暗想：“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但第二天他们还是回了天津，因为这是命令。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他：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不要出门。而且不到半天，接连通知了三次。他只好在办公室枯坐。首长没有来。

　　第二天，孙犁正在随机关人员普查身体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不久，又来说一次。孙犁说还没检查牙，他催孙犁快点，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孙犁告诉他：快慢在医生，他可只能排队。轮到他了，医生却夸奖起他的牙来：“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孙犁有些奇怪，牙齿整齐与否，和受冲击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算脱胎换骨吗？他正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①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点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①在延安时，她是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爱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①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重返白洋淀

　　他也有收获，就是趁着修改剧本的机会，重去了一趟白洋淀。

　　那是在夏天，剧团的人都去了。他是“首席顾问”。和他坐同一辆吉普车的，有一位青年女演员，是主角。开车的是一位武生，因伤了腿，改行当司机。车子开得风快，使孙犁坐在车上，直像腾云驾雾，觉得他如不是伤了腿，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他很想请他开得慢一些，但一转念，还是少开口为妙；再则，经过几年摔打，也不在乎这些了。

　　车队在保定吃午饭，孙犁建议找一个好些的饭店，他请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只是卖炒饼，饼又烙得厚，切得粗，炒得没滋味，最后，一碗有名无实的“木樨汤”冲下去了事。他自觉请客，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吃成这样，他有些抱歉，却也无法。当然，也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车子又风驰电掣起来，他们到了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当晚在招待所住下。旧地重游，水淀上吹过来熟悉的风，孙犁久已麻木的心，又苏醒过来，他感到了疼痛，——也可以说感到了兴奋。他同编剧组一同绕着城墙散步。女主角原是刀马花旦，并能反串小生，但她的话似乎不多，没有给孙犁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因为她刚休完产假，挂念着家里的孩子吧？穿得也很平常，不上台，没有人知道她是演员。就是上了台，也是一头短发戴着一顶军帽，一身短袄裤佩一支木制盒子枪，和她原来的角色行当，很不相干。孙犁觉得，他熟悉的京剧之美，旦角之动人，在他的头脑里破灭了，正像眼前的白洋淀，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水产。正是：河山依旧，人物全非，他不觉暗自摇头叹息。

　　然后，他们到了王家寨。这是一个大村，在水淀，孙犁总是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只能凭感觉，说自己住在村的南头。他住的是一间新盖的、面向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

　　虽然被禁锢了多年，一当来到这个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他的观察力仍然那么敏锐和可靠，他发现：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定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未免残酷了一点。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①

　　剧团的一些同志对他也很照顾。那位女主角和另外两位女演员，还到住处去看望他（自然，这也可能是奉领导之命），提出要为他洗衣服。孙犁当然不肯，婉言谢辞了。“在那些时候，我惊魂不定，终日迷迷惘惘，什么也不愿去多想，沉默寡言，应付着过日子。周围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这样过日子。”②但在这里，在这远离闹市的地方，他生病的时候，周围有这样一些人关心他，他还是很感动的。

　　他们常常坐船到外村体验生活，一次回来晚了，烟雾迷漫的水淀变得有些凉，孙犁从书包里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单衣上。和他同坐在船头上的那位“布衣”刀马花旦，看他在夏天里穿着这套奇怪的服装蜷缩在那里，忽然用京剧小生的腔调笑了几声，使整个水淀都为之震荡，惊起几只水鸟，腾空飞去。她这一着，使孙犁真正欣赏了她的京剧才能。心想，也许是自己的装束引起了她的兴致，也许是她想给身边这位可怜的顾问提提精神，驱除寒冷，总之，他很感谢她的真诚的好意。

　　在王家寨住了些日子，他们又到了郭里口——一个水上村庄。这个村子，当时在生产上很有点名气，常有人参观。

　　在大队部，村干部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主持会的是个小伙子，听说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很有口才，还有些派头。当介绍到孙犁，孙犁说要向他学习时，他大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上抄来的。”

　　孙犁大吃一惊。因为他的书已经被批判了，现在人虽“解放”，书还没有“解放”。后来一想，他的话恐怕有所指吧。这小伙子叫刘双库，是村支部宣传委员。

　　当天下午，他们坐船参观村里的“围堤造田”：现在，白洋淀的水，已经很浅了，湖面越来越小。芦苇的面积，也有很大缩减，荷花淀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的船从荷丛中穿过去。淀里的水，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水草依然在水里浮荡，水禽不多，鱼也很少了。

　　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①因为剧本主角系女性，他们在村子里访问了抗战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叫曹真，四十多岁，仍是30年代打扮：白夏布短衫，用卡子扰起的一束长发，垂在背后。抗战时，她才十八九岁，在芦荡的救护船上，多次用嘴喂养伤员。她的相貌，眼前看来也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结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不料这年冬季，丈夫被捕，就在冰封的淀上，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

　　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亲人的尸首，还是做抗日工作。解放后，她已是中年，才和本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孙犁谈完了往事，又谈到了当前。她说，胜利后村里的宗派斗争很厉害，前些年，连她在内，有二十六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他们的党籍。她知道孙犁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年老干部都是处境困难。但她还是愿意和他谈谈，因为他也是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