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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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最重要。因为它在创作中容易发挥，而笔记则容易凝固。”“当你经过长期生活，积累了许多印象之后，你如何概括这些印象，创造人物？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你如何根据模特儿塑造人物？”“我还没有学会概括和创造人物，这是很困难的。在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的人物是有真人做根据的。有时因为我对那一种性情的人物有偏爱，因此，在我的作品里，也常有类似的人物出现。我以为，幼年的记忆，对作品的影响最显著。本村本地的人和事，对作者的印象最深。当然，这些真人在作品中都是经过作者的夸张和演染的了。
“在创作中，有些人物距离今天的时间越长，在写作时反倒越显得鲜明，离开很久了的地区，也是如此，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例如《荷花淀》是我在延安窑洞里写成的，而《山地回忆》是在天津报社机器房的小楼上写成的。”“在你的作品中有没有完全靠听来的故事写成的？”“可以说是没有，有时也因为听了些什么，引起写作，但那只是引起而已，故事中的生活还是以经历为依据的。”“你每次写作，感觉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后来又怎样继续下去的？”
“最感困难的是：想写什么，而对那种事物知道的很少。常常有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如是短篇，睡一觉，精神好些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是长篇，那就必须转折一下，但如没有提纲作指针，转折是很冒险的。因为虽然写下去了，并不等于就是写好了。”
在提问过程中，他还回答了一个在50年代不容回避的问题：“你在深入生活时，是如何借助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才深一步理解生活的？请举具体事实说明。”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出发，强调了作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在今天，无论是反映一种生活或是一次运动，不借助于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那是不能想象的。即使是细微的生活部分，也是如此。例如写抗日战争，如果不研究抗日期间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和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是没有可能反映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的。但作者必须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如果没有体验，只是政策和理论解决不了创作上的问题。”①作为一个从根据地走过来的共产党员作家，这回答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他对生活体验的强调，尤其具有普遍意义。这里反映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原则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性格问题了。因为在50年代前期，用理论和政策图解生活的现象已经多次地向文坛发起了冲击，他的这一回答，无异于拿起现实主义的武器，走向了战斗的前沿。
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嘲笑了文坛上的这类庸俗气息。
他举过一个例子：抗战期间，有一篇作品写有人想给某女孩子介绍一个八路军做爱人，问：“你愿意吗？”女孩子说：“我不愿意。”评论家看到这句话，就说这女孩子很“落后”，而且责及作者，说这句话会使人物降低，作者的“世界观”有问题。对此，孙犁以他特有的幽默方式回敬说：其实，那个女孩子心里是很爱八路军的。按照这位评论家的方式，这个女孩子一听到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就应该高兴得跳起来，说：“好极了！谢谢你！快带我去找他吧！”这样，评论家就可以鉴定她很进步，形象高大，作品有进步意义。但是在生活里并不是这样。在生活里，一个人的说话、口气，因为当时的心情，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境，常常是有各式各样的变化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我们还从事什么文学工作？如果连这一句话也看不明白，我们还“观”的什么“世界”。①对于文学作品（实际上也是对于社会现象或社会生活）的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甚至也影响到青少年学生。50年代初期，他和山东省安乐镇师范学校几个爱好文学的学生有过一次通信，讨论《荷花淀》这篇小说。这几个学生致信孙犁，在赞扬了几句这篇小说之后，用主要的篇幅提出了批评：一、从小说中摘出“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这句话，说作者“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还就小说里的一句话“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愉快”诘问道：“‘女人们’为啥‘尤其’是这样呢？莫非是她们的脑子比男人简单吗？”二、指责作者“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作者形容水生等“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来信问：“这是否暗示着水生这些英雄看不起这群落后女人呢？否则为啥不说是‘没有顾得看她们’呢？”自然，来信对“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这句话更不满意，认为是“嘲笑、咒骂”。三、说作者“不是郑重地反映妇女们的事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女人们好像有些正确的积极的描写：‘……她们学会了射击……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但我们觉得还不够。因为这不是郑重地反映女人们先进的一面，而是作者为了掩饰自己的轻视妇女的观点，不得不这样。”如此等等。
信号通过《文艺报》转给孙犁的。那是1952年，禁忌毕竟没有后来那样多，一向襟怀坦诚的孙犁，还能比较畅所欲言地和这些青少年们交换一下意见。他告诉同学们：不能脱离上下文和故事发展的整个情节，单单摘出一两句话来（如“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一群落后分子”等等），就断定作者“嘲笑”或“看不起”女人，更不能看成是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做的鉴定。“我们看作品，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看，还要体味一下当时的情调，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和概念理论对证，还要和生活对证，就是查一查‘生活’这本大辞书，看究竟是不是真实，如果不是这样，许多事情都是无法理解的。”孙犁当时是三十九岁，这些学生们一般不过十几岁，但他把他们完全看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他非常直率地和他们讨论了一个方法问题：“《荷花淀》只是一篇短短的故事……我本来可以不谈它。今天我所以详细地和你们讨论，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同学在读书的时候，常常采取了一种片面的态度。一篇作品到手，假如是一篇大体上还好的作品，不是首先想从它那里学习一点什么，或是思想生活方面的，或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而是要想从它身上找出什么缺点。缺点是要指明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读书写字，买来一张桌子，不先坐下来读书写字，而是到处找它的缺点，找到它的一点疤痕，就一脚把它踢翻，劈柴烧火，这对我们的学习并没有帮助。在生活里或者不致如此，对于作品，却常常是这样的。在谈作品中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不从整个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出发，而只是摘出其中的几句话，把它们孤立起来，用抽象的概念，加以推敲，终于得出了十分严重的结论。这种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我觉得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对一篇作品所以不能理解，或理解得不对，常常是因为我们对作品所反映的当时当地的生活缺乏理解和知识的缘故。但愿你们不要根据这个说我反对批评。”①信是答复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的，但是只要分析一下来信和复信的内容就能明白：当时的读书界和评论界，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水平，并没有超过这些学生。果然，事情不幸为孙犁言中，《文艺报》原为活跃一下学术空气而登的孙犁的信，招来了“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浮气盛了。”②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信件的大多数作者，正是共和国的成年公民。
孙犁后来真的极少再用如此坦率的方式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辩护（确切地说，他为之辩护的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一种原则）。不过，他也没有沉默。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发表各种意见的读者、评论者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赞歌，例如，在一些人的评论文章里，他读到了许多遍这样的字眼：“独具风格”、“诗情画意”、“抒情诗”、“风景画”、“女人头上的珠花”等等。当然，这类字眼，不见得全是讲他的作品；但在讲他的作品的文章里，一个不落地全出现了。对此，他感到了茫然：所谓“独具风格”，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无论什么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他觉得有些评论，不从作品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感染力着眼，不从反映现实、时代精神以及某一时期人民的思想情绪着眼，而仅仅从某些章节、文字着眼，使读者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只是去“捕捉”美丽的词句以及所谓诗意的情调。对此，虽然是赞扬的话，他也是坚决摇头、不能买帐的：不妨打这样一个比喻：有一只鸟，凌空飞翔或是在森林里啼叫，这可以说是美的，也可以说富有诗情画意。但这种飞翔和啼叫，是和鸟的全部生活史相关联的，是和整个大自然相关联的。这也许关联着晴空丽日，也许关联着风暴迅雷。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都给它割断，把这只鸟“捕捉”了来，窒其生机，剖除内脏，填以茅草，当作一个标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里，仍然说这就是那只鸟的“美”，这就是它的“诗情画意”。这就失之千里。抽刀断水不可能，断章取义是很容易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爱好，他的需要，在一本书里寻章摘句，并且一定能有满意的收获。……①无须讳言，对于诸如此类的评论，他感到相当隔膜。可以说，这也是他在人际关系方面遇到的一种苦恼，只不过这种苦恼反映在创作和评论的关系上罢了。
苦恼也罢，隔膜也罢，不能否认，在进城以后，直到60年代初期，仍然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黄金季节。在这段时间里，他不只整理、出版了他的一部著名的代表作《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合集，195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现集内各篇作品已分别收入《孙犁文集》有关卷次），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以及其它有关散文和诗歌等等（以上作品和文章，也都多次辑印或再版，现已收入《孙犁文集》有关卷次）。这些作品，除《文学短论》为评论集，《津门小集》为记叙解放后天津城郊生活的散文小品以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生活的，是他身居津门，对过去的山地生活和平原生活（当然也包括他的故乡）的艺术记录。这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成熟期和收获期，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之后（其中不少已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不容怀疑了。
但是，就在50年代之初，他自己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1953年夏天，他从安国县下乡回来以后，曾在这年8月6日致函田间，流露了自己的苦闷：我在报社，因无多少工作，所写又系历史小说，时间长了，有些沉闷。我想转移一下。但我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
俟康濯回京，你们可以代我思考思考。并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谈及。①在孙犁给朋友的信里，已经不是第一次流露这样的情绪了。七年以前，即1946年的4月10日（那时他刚从延安回到冀中），他也给田间写过一封类似的信，在那封信里，甚至谈得更多：“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②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后或许有新的苦闷（包括不曾遇到的更大的苦闷），那也都是以后的事了。此刻，在他经历了上面说的那个收获期之后，他的心情该会有所变化吧？
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方面，他都已尝试过，而且卓有建树。剩下的一个领域，是戏剧电影，我们还可以重开一个话题：
1949年进城后，有位相熟的电影导演，要他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他正在盛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搬上银幕，于是，在这种“洋玩艺”的诱惑下，不免跃跃欲试。他把自己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写新篇，统一内容，串连故事，居然弄出一个用一本旧公文簿剪贴、抄录而成的电影脚本。
过了很长时间，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人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云云。这位导演把后者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封面上是茅盾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可惜孙犁没有看到这张纸。另一位负责人的批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孙犁说：“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
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①关于他要写电影脚本的愿望，就这样化做了泡影。但事情并不就此完结，他的小说，如《荷花淀》、《风云初记》等等，后来终于被人搬上了银幕。不过，他那时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当有人提出改编，他便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