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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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愿背上为殖民主义当帮凶的恶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为了保护美国的道德名誉，一再逼迫法国承诺必定给予中南半岛独立。这个精细微妙的动作最后落到国务院身上去摆平，国务院把它的中南半岛方案取名“蛋壳行动”（ Operation Eggshell）就显示出它十分理解其中之复杂纠葛。不幸的是，这个标签传达出对困境了然于心，但如何去解决，则未有太多可以用力之处。整个构想是督促法国走往给予中南半岛独立的方向，同时亦激励她继续从事反共战争，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法国人应该不惜牺牲作战，可是最后在该地区还是得退出？
艾奇逊以他著名的犀利言词形容这个困局。他说，固然在一方面美国若继续支持法国的“旧式殖民态度”，可能会失败；在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逼得太急，法国可能以下述理由干脆撒手不管，他会认为：“好吧，统统给你，我不干了！”艾奇逊的“解药”乃是再一次道出美国政策的矛盾性：对中南半岛增加美援，同时促使法国及法国挑选的越南统治者保大，“争取民族主义者站在同一边”。他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个困局的任何计划。
到了杜鲁门政府预备下台时，规避行为终于成熟变为正式政策。1952年，国家安全会议一份文件正式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中南半岛攸关世局安定。它认为“带有敌意的、侵略性的共产中国的存在，潜伏着”中南半岛遭到军事攻击的危险，因此甚至只要一个东南亚国家沦陷，都将导致“其余国家相当迅速地屈服于共产党，或与其站在同一边。甚至，东南亚和印度，以及长期看来的中东（至少巴基斯坦、土耳其为可能例外），也都有可能相继与共产主义站到一起”。
显然，如果这个评估吻合事实，则全面崩溃必将危及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也会“极为困难去制止日本最终接纳共产主义”。国家安全会议这份备忘录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如此兵败如山倒，一路自动雪崩，而且波及全球。它完全忽略研究在远比中南半岛安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建立防火线的可能性——英国领袖倾向这个主张。美国的欧洲盟国也不认同，长期下来欧洲也会有危险的看法，因此往后他们一再拒绝参与保卫中南半岛。
紧接着中南半岛正在酝酿一场大灾祸的分析之后，出现的补救方法却丝毫抓不到痒处，无济于事。由于朝鲜僵持不下，至少暂时已摧毁了美国人在亚洲又从事一场陆地作战的意愿。艾奇逊认为：“我们不能再来一场朝鲜战争，我们不能在中南半岛投入地面部队。”“在中南半岛防御中南半岛，将徒劳无功，且是大错特错。”这句含义深远的评语似乎表示了，如果中南半岛的确是全球均势的关键，如果中共的确在背后煽火，美国就必须攻打中国，至少得以海、空军力量予以攻击——这正是艾奇逊在朝鲜战场坚决反对采取的措施。这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法国及其中南半岛盟友被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势力击溃，而不是因中共介入战争而失败，美国应该如何回应？如果如行政部门和国会都相信的，河内是北京的代理人，北京又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美国就被迫必须认真思考，在地缘政治和反殖民主义的信念之间做个选择。
战略和道德的鸿沟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中共在赢得内战之后，立刻认为苏联是对中国独立最大的威胁，而且在历史上，越南对中国也抱持同样的恐惧心理。因此，如果共产党1950年在中南半岛获胜，极有可能加速他们彼此之间的敌对。这当然也会对西方国家产生挑战，只不过性质可能不像集中操控的全球大阴谋罢了。
另一方面来说，国家安全会议这份备忘录的论点，也没有日后表现的那般肤浅。即使不是集中操控的大阴谋，而就西方当时所知道的全部情报而言，骨牌理论还是有它的道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见多识广，博学好思，就有这种见解。战后初期，共产主义依然具有极大的意识形态动力。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能力大破产，要再经过一个世代才展现出来。民主国家中有许多人士，尤其是新兴独立国家中更有许多人士，相信共产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必将超越资本主义世界。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政府很脆弱，且深受内部叛乱之威胁，国家安全会议这份备忘录草拟期间，马来亚就有一场共产党游击队发动的战争在进行中。
华府决策人士有足够的理由关切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得势，因为共产主义业已并吞东欧，也占领中国大陆。不论共产党扩张是否通过集中操控，它似乎有足够的势头把中南亚新兴的脆弱的国家，吸纳入反西方阵营之中。真正的问题不是东南亚若干骨牌会不会倒（这不是不可能），而是是否在该地区可能挡得住共产主义浪潮——例如，在马来亚、泰国等政治、安全因素较有把握的国家，守住阵脚。当然，国家安全会议这份政策文件的结论——如果中南半岛沦陷，甚至欧洲和日本都会相信共产主义浪潮难以阻遏，而调整立场——则太过夸张。
杜鲁门移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是一项每年约两亿美元（折合1993年币值约略超过10亿美元）的中南半岛军援方案，以及一个有待建立相关政策的战略理论。杜鲁门政府不必面对在美国战略理论和道德信念之间的大鸿沟，也不必面对必须在地缘政治理论和美国能力之间做选择；艾森豪威尔必须承担处理第一个挑战的责任，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必须负责处理第二个挑战。
法国与美国陷入游击战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美国政府对中南半岛安全的承诺，没有去质疑。它以逐步加压，促使在中南半岛进行改革来调和其战略理论和道德信念。1953年5月，艾森豪威尔在宣誓就职四个月之后就力促美国驻法大使狄龙（ Douglas Dillon）去促请法国委派新领袖，委之以职权在中南半岛“赢得胜利”，同时“清楚明白地公开宣布，必要时亦得一再声明，一旦反共胜利，立刻给予独立”。七月间，艾森豪威尔也对弗兰德（ Ralph Flanders）参议员抱怨，法国政府对中南半岛独立的承诺“隐晦不明、迂回间接，并不是大胆、坦率而又一再重申”。
对法国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远超过政治改革的程度。它在中南半岛的驻军已经陷入一场挫折不断的游击战之中，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在具有固定前线的传统战中，火力占优势者就赢。相反地，游击战通常不由固定阵地交战，而且游击队往往潜伏在百姓之中。传统战是控制领地之争，游击战却是关系到人民的安全之争。由于游击队不会被拘束在防守任何特定领土，它可以决定作战场合，甚至可以影响到双方的伤亡人数。
传统战之中，有75％的胜算就必然会得胜。游击战中，只有75％的时间能够保护人民的安全，则必败无疑。在3/4的领土上享有100 010的安全，可比在全部的领土上，只有3/4的安全，要好得太多了。如果守方不能给人民带来近乎完全的安全，游击队迟早必会获胜。
游击战的基本公式说来简单，却不易做到：游击队员要保持不败，就会赢；传统部队却是除非获得决定性大胜，否则必会失败。僵持对立几乎从不会发生。一个国家一旦发生游击战，必须有准备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斗争，游击队即使兵力大衰，仍可长期持续以打带跑的战术作战。清清楚楚胜负立决的情况非常罕见，成功的游击战通常是在一段长时期里逐渐变小。战胜游击队最著名的例子在马来亚和希腊，守军能胜利是因为游击队的外来供应源头被切断所致（马来亚是地理条件使得马共弹尽援绝，希腊是因为铁托与莫斯科决裂，使得希共失去援助）。
法军，以及十年之后重蹈其覆辙的美军，都没有掌握到游击战的精髓。两者打的都是他们了解的、受训和装备去打的典型传统战争，以清楚界定的前线互相交战。法军和美军都仰赖优势火力，想打消耗战。两者都发现这种战略发生不利后果，因为敌军在其本国作战，可以耐心持久鏖战来累坏他们，甚至在他们国内形成压力以结束战争。伤亡人数一再攀升，可是界定进展的标准一直隐晦不清。
法国比美国更快认输，因为法国投入兵力只有日后美军投入的三分之一，可是法军要防守全越领土，美军只需防守半个越南，法军兵力实在太薄弱。法军跟十年后的美军一样疲于奔命而失败：当它集结兵力防守人口集中大城，共产党就掌握绝大部分乡村地带；当它企图出兵保护乡村地区，共产党就进攻村镇、城堡，逐一击溃。
有关越南的种种，常常搞得涉足其中的外国人推理能力彻底失败。法国的越战很奇怪地在奠边府达到最高潮，奠边府位于偏远的越南西北隅，接近老挝边境，是个交通要冲。法国在奠边府部署精锐部队，希望诱惑共军到此地进行正式会战，却把自己陷入赢不了的局势之中。如果共军根本不予理会，法军这番部署就平白把精锐部队摆在远离任何战略意义的位置，浪费了可用之兵。如果共军决定迎战，他们唯一的动机一定是深信已有决断性胜利的把握。法国可以说等于把自己摆在打一场无关紧要的战役或被共军击溃的位置上。
法国大大低估了敌手的强悍和智力——美国十年后也重蹈覆辙。1954年3月13日，北越在奠边府发动全面进攻，抢占两个外围制高点。使用了中共自朝鲜战争后调来供应的大炮，法军没有预料它会有这种大炮。此后，法军残部何时认输只是时间问题。法国新政府对越战旷日持久，已不堪消耗，并且想到鏖战之后还是得在美国压力下退出中南半岛，实在不值得恋战，乃接受苏联建议，4月份在日内瓦召开中南半岛问题和会。
日内瓦和会召开在即，使得共军增加军事压力，迫使艾森豪威尔在其理论与实际可能性之间做选择。若能攻陷奠边府就能迫使法国把绝大部分（若非全部）的越南让给共产党。奠边府要得救，唯有靠大量增兵救援，法国却已无此资源，也缺乏此斗志。美国被迫必须决定，是否以直接军事行动来支持骨牌理论。
3月23日，法国参谋总长伊利（ Paul Ely）将军访问华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 Admiral Arthur Radford）给他一个印象：雷德福将建议对奠边府周遭共军阵地展开空中大轰炸——很可能包括动用核武器。然而，杜勒斯坚信集体安全体制，要思考这一步骤怎能不先做些外交基础工作。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发表一项重大演说，实质上呼吁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拯救中南半岛以免它陷入共产阵营。他用的是反姑息主义的老说法——若不立即采取行动，日后代价更将高昂：
“容许共产俄国及其中共盟友的政治制度加诸东南亚国家，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重大威胁。美国认为，不应该消极接受这种可能性，应该以联合行动面对它。这或许会涉及严重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敢坚决抵抗，数年之后面对的风险势必比这些风险更大。”
杜勒斯在“联合行动”的大旗下，建议由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中南半岛加盟国组成联军，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也参加进来力促集体行动。不过大致是要制止干预而不是鼓励各国介入。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幕僚长亚当斯（ Sherman Adams）形容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是：
“一年前，在联合国支持下，已在韩国避免与红色中国爆发总体战，他（艾森豪威尔）不想在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支持下，于中南半岛发起另一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让美国政治奇特的一个现象更加丰富，那些最后机心狡诈的总统却往往是最复杂难懂的总统。以这个意味来说，艾森豪威尔乃是里根的祖师爷，他以亲切和蔼的外表遮掩住非凡的纵横捭阖的技法。就和两年后他在苏伊士危机中的展现手法，以及稍后在柏林危机中的表现一样，杜勒斯的声明代表强硬路线——在奠边府之役问题上，雷德福的空袭计划或若干代替方案，就是强硬路线。艾森豪威尔的倾向几乎确定就是全力避免军事行动，他太谙熟军事事务，不会相信一次空袭就有决断性的影响，也不愿对中共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官方战略）。他也不想在东南亚进行旷日持久的地面作战。甚至，艾森豪威尔对同盟外交也有丰富经验，明白联合行动非常不可能及时组成而足可挽救奠边府命运。就艾森豪威尔而言，这是一条逃脱之路，因为他宁可丢掉中南半岛，也不愿美国沾上亲殖民主义的骂名。他曾写下一段话，不过没有被列入回忆录中出版：
“美国居于反殖民主义大国中最强大的一国之地位，是它在自由世界无可计量的资产，因此，美国这个道德地位，远比东京三角洲（ Tonkin Delta），甚至整个中南半岛，更值得保护。”
尽管私底下态度保留，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努力设法促成联合行动。1954年，艾森豪威尔写一封长信给丘吉尔（此时，丘吉尔已是最后一年担任英国首相）说：
“如果他们（法国）撑不下去，中南半岛落到共产党手中，由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势力不变，对贵、我两国全球战略地位的最终影响，势必灾祸深重，我相信，你、我也都不能接受它。泰国、缅甸和印尼也很难避免不落入共产党手中。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打击。共产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威胁将更加直接。沿岸岛链也会断裂。日本失去非共世界的市场，也失去食物和原料的来源，其经济压力经过一段时候，我们很难见到日本可以避免与共产世界达成和解，于是共产世界就能以其人力和亚洲天然资源，与日本的工业实力结合在一起。”
然而，丘吉尔并没有被他说服，艾森豪威尔也没有进一步努力再争取他支持。丘吉尔固然致力维护美、英“特殊关系”，但却是以英国本位第一。在中南半岛上只见到危险，而看不见多少利益，他不能接受骨牌会轻易逐一倾倒的推论，也不认为在一个殖民地受挫，就自动会造成全球大灾祸。丘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