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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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天，美军在李奇微将军率领下发动北伐新攻势，运用传统的美式消耗战术作战。它已经解放汉城，也跨过38度线，对方于1951年6月建议停火谈判。在这个关头，华府下令停止攻势行动；此后，所有营级以上的行动都必须经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杜鲁门政府认为可以借此向中共表示，华府目标并非旨在求胜，因而可以有助于谈判气氛。
这又是一种典型的美式传统姿势。由于他们深信和平是正常、善意的自然状态，美国领袖一向以排除高压强制因素、片面展示善意的方式来鼓励谈判。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谈判中，片面动作只会失去一项关键性的谈判资产。一般而言，外交官极少为早已得到的服务付费——在战时犹然。典型的情形是，战场上的压力促成谈判。减缓这道压力，等于降低敌人认真谈判的诱因，也会引诱敌人拖延谈判，冀求可能会再有片面善意姿态。
这正是朝鲜发生的情况。美军节制，使得中共结束了其部队被美国技术、物质优势压制的情形，不需要冒太大风险，中共就能以军事行动制造美军伤亡，借以扩大美方的挫折感和国内止战的压力。借着这段停火喘息时期，共军方面在险恶的山区建立难以攻服的阵地，逐渐消除美军恢复攻势的威胁。这又导致长期消耗对峙战，只有在中共物力受局限、美方心理有障碍两者之间出现均势，才会停止。僵持的代价就是，美军在谈判期间人员伤亡数，竟然超过先前全面作战期间的数量。
美方寻求的僵局出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两方面。关于军事僵局对部队的影响，英国官方观察员弗格森准将（Brigadier A．k．Ferguson）有深刻的描写：我认为，联合国部队在韩国号召的目标是“击退侵略，恢复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它在目前的情况下给予最高统帅的军事目标太模糊，难以达成停止交战行为的目标。许多英、美官员已经在问：“朝鲜战争何时结束？”“我们在韩国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使人相信，除非韩境英军、美军得到具体的目标指令，战场指挥官要想维持士气不落，忧忧其难！
美国选择对峙僵局，引发出战后第一次外交政策大扭转。麦克阿瑟这一派人士认为，朝鲜战争是挫败，因为它的限制导致了军事和政治的僵局。杜鲁门政府则把朝鲜战争视为梦魇，就其政治目标而言它是一场大战，可是就其战略理论而言，它又只是一场小战。麦克阿瑟不惜与中共一战，要在韩国与共产阵营摊牌，政府方面则想要依据遏制理论、节省美国力量，在欧洲抵抗苏联扩张。朝鲜战争因而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朝鲜战争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这样的诠释使得美方的行动得到莫大的驱动力和奉献感。它也使得遏制理论由技术层次一下子摆荡到天启圣命。欧洲、日本复兴重建等伟大工作，与严重不了解细微差异、过分高估苏联实力，同时并存。能够以道德和法律加以包装的议题，得到妥善、细心照料；但是也有趋势倾向于重形式，而轻内容。艾奇逊评估美国在朝鲜的成败，就不重视战场结果，而强调建立集体安全的观念：“集体安全的概念经受考验而确立。相信集体安全的国家已显示出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作战。”建立集体行动的原则，远比任何特定结果（只要不是战败）来得重要。
遏制政策的这些方面向对美国人民加了极沉重的负荷，他们被要求忍受严重伤亡，容许其领袖在抵抗侵略和避免全面战争的狭窄航道中艰苦摸索——可是何谓抵抗侵略？何谓避免全面战争？又未曾有明确定义。这一来就爆发出挫折感，和寻找替罪羔羊。马歇尔和艾奇逊备受诋毁。麦卡锡参议员（ Senator Joseph McCarehy）等煽动家系统性地蛊惑，认为华府已经遭到共产党渗透。
但是，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她对战争拖延不决的纷扰不安，而是她竟然容忍接纳。面对着一切的挫折，美国人民在似乎无休无止的反抗共产主义斗争中，承担起全球责任，不计人命牺牲，却又不知究竟会有何明确结果。最后，美国可能是在需求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达到了目标。15年之后，美国将在中南半岛冲突中再度经历更深刻的痛苦。
然而由韩国的引发内部挑战和美国日后经历的中南半岛痛苦两者之间，还是有基本差异。批评朝鲜战争的人士争的是求胜，可是批评越战的人士则主张接受失败，承认失败。对朝鲜战争的争论给予杜鲁门政府谈判助力；杜鲁门和顾问可以利用国内反对声浪胁迫北朝鲜和中共，因为他的另一替代方案无他，就只是积极从事作战而已。但是中南半岛战争，却又倒了过来。反战人士鼓动美军无条件退出越南，挫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
最后分析起来，朝鲜战争的全体交战国家都得到重大教训。当时的美国政治家眼光远大，应受到推崇。他们能够有远见，肯投入兵力去保护一个数月前才被宣告与美国安全利益无关的远方国家。当挑战出现，他们有勇气幡然修改立场，因为他们清楚，默许共产党占领全朝鲜，将伤害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尤其不利美国与日本的重大关系之发展。
美国在承担起一个世代的世界领袖责任之始，虽然挺费力，却通过了第一道考验。美国人的天真，另一面也就是他们格外的使命感，竟然在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中，导致了自己子弟将近15万人的伤亡。韩国危机导致欧洲方面增强实力，和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而能够有更大耐力进行冷战竞赛。但是，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领袖发现一种战术，既可避免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又有能力消耗一个超级大国的决心。
中共得到的教训就比较复杂。尽管在物质方面相当劣势，中共却能够通过军事、外交交互运作，与美国相持不下。但是它也经历了正面迎战美国军力，苦头不小。冷战期间，中、美之间再也没发生军事冲突。苏联对北京的支援不于不脆、算计精明，也种下中、苏失和的种子。
朝鲜战争的最大输家是苏联，美国领袖认定他躲在幕后策划出整套把戏，北朝鲜南侵后两年内，美国就把西方阵营动员起来。美国的国防军费支出增加三倍，北约组织也由政治结盟转变成由美国将领担任统帅的整合军事组织。德国的重新武装已经在望，甚至有人主张建立一支欧洲部队。苏联陆军在中欧遇到的真空状态，已经被填补充实。即使有人主张，美国在韩国应该可以有更大收获，苏联此后的成就感指标却是如何减轻损失程度，或是在日后蛊惑其他的共产党冒险家在别的地方，尤其是中南半岛滋事。但是毋庸讳言，由于盟国重新武装，强化团结，权力均势多少已倒向盟国这边。
这些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相对力量的变化，习于以这种分析决定政策的苏联领袖，当然不会见不到。北朝鲜南侵的18个月之内，斯大林就发动重新评估苏联政策的运动。
第二十章 与共产党人的谈判：阿登纳、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
解决冷战似乎时机成熟
1952年3月，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斯大林已做出外交姿态要解决冷战，其理由却与遏制政策发起人的预想截然不同。这项方案不是因为他们预测的苏联制度发生变化而催生的。这位共产主义理论大师一定是眼见军事竞赛没有胜算，借此保全共产制度。的确，以他的马克思主义偏执症，斯大林怎能相信，美国动员偌大的力量只是为了防御。
斯大林的建议只字不提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这一套；不但不谈如何废除造成冷战的条件，他还主张互相承认美国期期以为不可的势力范围：美国以西欧为势力范围，苏联以东欧为势力范围，两者之间以统一、武装的德国作为中立缓冲国。
从此之后，历史学者和政治领袖就一直辩论不休：斯大林做此建议，西方未予接受，错失了冷战和解的大好机会；或者是斯大林只是以此狡计邀请民主国家与苏联谈判，一旦开始谈判就阻绝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机会。斯大林是想诱使西方国家有所举措，而破坏其团结，或者他的确有心扭转东西日益加剧冲突的局势？
答案是，斯大林本身恐怕也不晓得他必须做多少努力，才能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虽然他的方案，若是在四年前提出来，民主国家就会热切接受，但是这四年来他的种种作为，却使得别人几乎不可能测试他的诚意——的确，这已经和他的诚意如何，几乎毫不相干。因为，不管斯大林的最终意图是什么，要测试它就会使得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产生紧张，因而失去促成和议的诱因。
不管是什么情形，善于算计的斯大林却没有考虑到一个决定性因素：他自己的阳寿。斯大林提出这项建议一年之后，就去世了。斯大林的继任人没有韧性坚持通盘谈判，也没有权势能做出进行通盘谈判要成功一定需要的全面让步。最后，和平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彰显着冷战双方的思维前提迥然有别。
美国方面坚信：“法律承诺可以创造出事实”的信念，等待斯大林执行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议。斯大林则纯然从势力均衡角度评估一项协议应否遵行，因此等待民主国家对其权利做出某种坚持，使能评估执行协议的利弊得失。在双方都互有期待而未回应的时候，斯大林就拼命抢时间，收集更多的谈判筹码，以待西方国家有具体措施，或他自身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提出苏方的具体措施。
时机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成熟。美国在1947年发起马歇尔计划，并于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成立。斯大林的初步反应可谓相当蛮横，先后搞出柏林封锁、捷克政变的花样，也同意入侵南韩。不过，美国还是一步一步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势力范围，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工业国家。
斯大林方面也在东欧营造一个安全地带，不过这项成就不啻是延伸其薄弱的防御。身为权力算计家，他必须了解（也可能比民主国家领袖更有了解），他得到的并非真实的实力大增，这些卫星附庸可能还会消耗资源。相形之下，北约会员国和日本代表极大的工业潜能。因此，就长期趋势而言，美国势力范围占了上风。以现实政治而论，斯大林的帝国困难深重。
美国为首的集团可说是利用朝鲜战争重振军备，开发出深厚的军事实力。斯大林似乎也明白，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挑衅，已经起了反效果。他在东欧的蛮悍、强硬政策，已经滋长了西方盟国团结的因子，并且使得德国即将重新武装。
美国战时思想认定的和谐世界，已经转变成两个武装阵营，各依事后证实毫无根据的恐惧感在行事。美国领袖在朝鲜战争时认为，苏联策略在诱使美国介入亚洲偏远国家的冲突，俾使苏联乘机进袭欧洲的盟国阵地，这可以说是过分高估了苏联的力量和斯大林的手腕。斯大林一辈子都谨小慎微、精打细算，不会孤注一掷。同时，斯大林把西方的部署解读为不是防御性质的举动，而是他一向认定，且刻意避免的摊牌行动之前奏。事实上，双方都在为没有人愿意它发生的事——直接、全面的对立挑衅做准备。
斯大林并不愿意试探他的梦魇是否真实。一旦遇上可能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斯大林就回避退让。杜鲁门1946年要求苏军退出伊朗的阿塞拜疆省之时，他同意撤军；1948—1949年的柏林封锁即将升级发生战争之前，他也下令停止封锁行动。现在，他热切地设法消除他一手挑起的冲突危机，象征着路线又将转变。
在这个个案上，斯大林的方法特别愚钝，因为他极力避免向敌手暴露出脆弱面，尤其是这个敌手正以实力地位为基础在做决策。他的目标是透露他希望避免冲突，又不能显示出他畏缩退让。他的借口就是若干年前经济学家叶夫吉涅·瓦嘉（ Yevgenii Varga）在一本高度理论化的新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越来越稳定，因此资本主义者之间互相争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瓦嘉的说法成立，斯大林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采取的策略，玩弄资本主义各国，让他们互相争斗，就不再有效。资本主义者不但不再各自交战，说不定还会团结起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可能性由于北约组织成立、美日结盟而令人忧心。
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出版一篇亲笔写作的长文《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作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指导纲领，反驳瓦嘉的论点。斯大林在这篇理论文章中，重申他在1934、1939和1946年宣布的共产主义信念，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变得更加稳定，还面临着加速恶化的危机：
“据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得多。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它不仅在今天，现在是对的；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或多或少也理解到这一点。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以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交战而开始。”
每当斯大林重弹旧调，大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法避免、势必互相争战的老调，他的信徒了解他意在向他们担保、安慰。根据斯大林绕圈子的推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还不会立即爆发。斯大林的文章在此等于是训令苏联外交官员，暂勿摊牌，等待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大大挫弱他们之后再有所举措。
1939年斯大林借由一篇声明，表露他预备与希特勒修好的讯号。斯大林现在于1952年声称，当时的分析依然正确，因为以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特性来看，资本主义相互争战的风险，比和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