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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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只剩下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我们已经到达史无前例的时刻。自从罗马和迦太基时代以来，再也没有一个时刻出现这种权力两极化的现象。美国采取措施以强化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这也就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它就是保护自由！”
当艾奇逊的一番说辞明显打动国会代表时，政府方面即坚守此一立论基础。从此之后，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即被描绘成民主与独裁全球斗争的一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的演说，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他在演说中脱去艾奇逊的战略分析，以传统的威尔逊主义来形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
“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
甚至，美国保卫独立国家就等于代表民主和世界，即使苏联可以借由否决权的运作阻止联合国正式支持，“协助自由、独立国家保持其自由，美国将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苏联领袖若是了解美国历史，他们就应该察觉杜鲁门这一席话预示的意义。杜鲁门主义象征着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此后，美苏冲突解决之道只有苏联改变其宗旨，或苏联制度败亡，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杜鲁门把他的主张称为“美国支持自由人抵抗武装的少数或外来压力企图征服的一种政策”。无可避免的，来自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对于保护民主这个目标，都有批评；有人抗议，美国保护的国家不论有多么重要，在道德上殊为可议；有些人则反对，认为美国已承诺去保护一些未必攸关美国安全的社会，姑不论他们是否自由国家。这项模糊歧义不是那么容易消失，到今天为止几乎在美国涉及的每一项危机中，仍然激起热切辩论，迄无定论。从此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在两种攻击之间进行：一派抨击它超乎道德，一派则指责它通过宣扬道德主义而超越国家利益。
一旦共产主义挑衅被界定为攸关民主国家前途，美国就不能坐待内战爆发（如希腊的局势），美国的性格就是试图先行诊治。六月五日，距杜鲁门主义宣示不到三个月，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公开宣布美国将致力于根绝招惹侵略的社会、经济因素。他宣布：美国将援助欧洲复兴重建，以避免“政治骚乱”和“绝望”，重振世界经济，并且培养自由体制。因此，“我深信，任何政府乐于协助复兴工作，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合作”。换言之，参加马歇尔计划也对苏联的卫星国家政府开放——这个暗示立刻受到华沙和布拉格的接纳，也立刻被斯大林压制下去。
美国把它定位于一种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宣称它将与妨碍欧洲复兴的任何政府或组织对抗。马歇尔指的是共产党及其外国组织，他说：
“任何政府、政党或团体，试图让人间沦于永远悲惨以便借以获取政治或其他利益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
只有像美国这样一个具备理想主义、拓荒精神，又相对经验稚嫩的国家，才会仅靠其本身资源就要提出全球经济复兴计划。然而，也正是这项远见激发出全国承诺，支撑着整个冷战时代并获得最终胜利。马歇尔说：这项经济复兴计划“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以对抗饥馑、贫穷、绝望和混乱为目标。”与大西洋宪章公布时一样，号召全球为反饥馑、反绝望而战，比诉诸自利或势力均衡，更能打动美国民心。
在这些或多或少随机的方案之后，出现了一份文件，在今后一个世代成为遏制政策的圣经，实际上遏制政策也是因这份文件而得名。美国战后种种思想统统汇总在《外交》1947年7月号的这一篇鸿文内。文章作者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仅以“X”为名；不过，后来查明他是当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 Head of the Policy PlanningStaff）的乔治·凯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数千篇文章中，凯南这篇《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Soviet Conduct）可谓最为突出。这篇文章行文清晰、论说有力、辞藻华丽，自其“长电”进一步发挥，凯南把苏联的挑衅提升到历史的层面来探讨分析。
凯南文章出现之时，苏联的强悍作为已经是美方政策文件中的重要主题。凯南的重要贡献是解释了对民主仇视乃是苏联国内结构中与生俱来的，也说明了为何这个结构即令西方采取求好缓和政策亦不为所动。
与外在世界的紧张可谓是内在于苏共哲学中的本质，而且也是苏联国内制度运作的本质。就其国内而言，党是唯一有组织的团体，社会的其他部门为散布的未发展的群体。因此苏联对外在世界难以平抑的敌意，乃是企图把国际事务转为吻合其内部脉动。苏联政策的重点是：
“确保在世界权力大势中每一个角落和隙缝，它都有一份。但是，如果它发觉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也能在哲学上接受它们，自我调适。且我们见不到苏联心理上有任何痕迹透露这些目标必须在任何特定时间去达成。
要击败苏联的策略就是，坚定“遏制的政策，在苏联显示出侵犯和平、稳定的世界利益的每一个点上，都以不可动摇的对抗力去和俄国人对峙”。几乎和当代每一篇外交政策文件一模一样，凯南这篇X论文不屑详细阐述确切的外交目标。他所描绘的是美国的古老梦想：和平可以因敌人受到转化而获致；只不过他的文词较时人的文章高尚，观察较锐利深刻而已。凯南与其他专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指出，迟早会有类似权力斗争的机制出现，把苏联的制度彻底改变。由于苏联制度从未有过“合法统的”（ Legitsiate）权力移转，凯南认为很可能在某一时刻，不同的权力竞逐者会有所动作：
“深入到这些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的群众中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作为其代言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共产党就可能发生奇怪的结果：因为普遍的一般党员，只习惯于服从铁的纪律和服从上意，不谙妥协、调和的艺术。因此之故，一旦发生某种变故，捣乱了党作为政治工具的团结之功效，苏俄或许会在一夕之间变天，由最强大的国家沦于国际社会中最弱、最悲惨的国家。”
没有任何一篇文件如它预料得这么精确。仿佛预卜到戈尔巴乔夫出现后苏联发生的种种事实现象。在苏联彻底土崩瓦解之后，再谈凯南加诸美国人民肩上的职责有多么艰巨，似乎也太过吹毛求疵。他要求美国在苏联广大周边地区，包括亚洲、中东和欧洲种种不同文化的地域中，在不知何时方止的时间里，独任抗拒苏联压力的重担。甚至，克里姆林宫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点，只要它发现可以得到最大利益，即可任意进袭，真是防不胜防。日后发生的种种危机中，美国的政治目标就是力图维持现状，但其全盘努力仍在于通过一系列表面上未有结果的冲突，求取专制主义的最终崩溃。也就是出于美国的国家乐观心态及坚定的自信心的表现，以致像凯南这样老练的观察家，会要求他的国家承担起如此全球性、如此严酷，同时也如此反动的角色。
这项严酷、英勇的主张，要求与专制主义永久对抗斗争，使美国人民承诺不断地竞争，并且把主动权交给敌方，美国的角色亦局限于强化业已站在分界线这边的国家——这乃是典型的利益范围政策。遏制政策由于放弃谈判手段，浪费了美国相对实力最强的宝贵时机——美国依然拥有原子独占优势的时机。的确，以遏制的假设前提——实力阵地尚待建构——而言，冷战变成以军力为主，也予人西方居于相对弱势的不正确印象。
苏联的救赎因而成为政策的终极目标；世局的安定只有在邪恶扫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无怪乎凯南文章的结论，昭示他那缺乏耐心、爱好和平的同胞，要尊重耐心，并且把美国的国际角色解释为是对美国是否值得敬重的一种考验：
“美、苏关系的问题，本质上是考验美国是否值得被认为是各国领袖的问题。……对俄、美国有深刻观察的人士，将发现对克里姆林宫向美国挑衅，无从抱怨，他反倒对这份天意有些许感恩之情。因为天意让美国人民遭遇这一艰巨的挑战，使得美国的整体安全端赖他们能否团结一致，也端视他们能否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道德与政治领袖的责任而定。”
这个高尚的情操有一项特质，就是它们兼具喜恶交织的心情。它们让美国入团结起来承担环球使命，又让这项工作艰巨到令美国人全力以赴仍犹恐力有未逮。然而，对遏制政策又喜又惧的感情，似乎对美国政策有着格外的推动力。虽然对苏外交本质是被动的，遏制政策谈到要在军事与经济范畴建构“实力阵地”时，倒会激出坚强的创造力。这是因为遏制政策之中已经融合纳入美国上一世代经验衍生的两项重要经验教训和信仰：由新政体会到，对政治稳定之所以产生威胁，主要是来自经济、社会期望与现实之间教化差距，因此提出马歇尔计划，以求矫正；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体会到对抗侵略的最佳保障是，具备强大的优势力量，还得有意愿用上它，因此产生出大西洋联盟。马歇尔计划旨在让欧洲在经济上自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以安全为职志。
遏制理论四十年
北约组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例承平时期缔结的军事同盟，它的即时影响就是捷克在1948年2月爆发共产党夺权政变。马歇尔计划公布之后，斯大林加速共产党对东欧的控制。他对东欧国家是否效忠莫斯科变得即令不算偏执，也是非常僵硬。一辈子信服共产主义的人，只要被怀疑带有一丝民族感情，都立遭清算。在捷克，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崛起，成为最强大的政党，控制了政府。即使如此，斯大林还是不放心。选举产生的政府遭到推翻，捷克共和国国父之子、非共产党籍的外交部长马沙里克（ Jan Masaryk）几乎可以肯定被共产党人亲手由办公室窗口推出，坠楼摔死。共产党独裁政权在布拉格成立1
10年之内这是第二次，布拉格又成了号召抵抗极权统治的象征。1939年纳粹占领布拉格，使得英国忍无可忍起而抵抗；9年之后，共产党政变亦导致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抵抗同样的命运被强加给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捷克共产党政变的残酷，重新唤醒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恐惧，担心它会发动支持另一个类似的夺权政变——例如，鼓励共产党政变，承认新的共产党政府，而且利用军力去替它撑腰。因此，若干西欧国家在1948年4月签订了布鲁塞尔公约——旨在击败任何强力推翻民主政府企图的一个防御公约。然而，对于相对实力的每一项分析，都显示出西欧根本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击败苏联的进袭。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运而生，把美国与西欧的防务结合在一起。北约组织可谓史无前例，背离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和加拿大的军队，加入西欧国家的军力，一起置于国际性的北约指挥部统率之下。结果造成了两个军事同盟的对峙，以及沿着整个中欧分界线划分出两个势力范围。
然而，这里不是在美国所见到的过程。威尔逊主义深入人心，无法允许美国称呼任何一个维护欧洲领土现状的安排为同盟。因此，杜鲁门政府的每一个发言人，都刻意把北约组织描绘成与传统保护势力均衡的同盟不一样的安排。如果联想到他经常宣称的构造“独力阵地”的目标，这么做还真需要相当的创造力。政府官员的表现十分卖力。由参议员转任联合国大使的沃伦·奥斯汀（ Warren Austin）于1949年4月代表北约组织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他以宣布势力均衡已经不复存在来解决这个难题：
“势力均衡这个老兵，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已经退役解甲。联合国承诺要通过国际组织结合力量，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基于此一目标，要采取有数的集体措施，因此正式引进优势力量，追求和平；老兵势力均衡遂告结束。”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说辞。代表大西洋同盟作证的绝大多数人士都大量引述国务院一份文件的说辞，这份报告题目是《北大西洋公约与传统军事同盟之不同》 （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a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它声称对上溯到19世纪初期的七个同盟作了历史的评估研究，上及1815年的神圣同盟，下至1939年的纳粹与苏联的条约。它的结论是，北约“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与它们殊异，而“绝大多数传统的同盟‘假惺惺’地否认‘侵略或扩张主义的意图’，它们经常具有不仅只限于防御的目标。”令人惊讶的是，国务院这份文件坚称北约组织的宗旨不在保护欧洲现状；这对于美国的盟国而言才真是新闻。它说，大西洋同盟维护原则，不是维护领土；它不反对改变，而是反对以武力去促成改变。国务院的分析因此有个结论，认为北约“不针对任何人，仅只是反对侵略。它不追求影响‘势力均衡’，而只追求强化‘原则的均衡…。这份文件赞誉北约，以及与它同时期的保障西半球的里约热内卢公约，是“集体安全理念的大发展”，也支持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 Tom Connally）宣称北约并未构成军事同盟，“只是反战同盟”的说法。
历史系的研究生做出这样的分析报告，一定得不到及格分数。历史上，同盟绝少指名道姓标举出它是针对某某国家而来。它们只指出在某些条件之下，同盟才会发动生效——这和北约组织做法一样。自从1949年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