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理论基础：以狂妄的言词掩饰内在的空洞；以大言不惭模糊内心的
胆怯与缺乏方向感。好大喜功却优柔寡断反映出德国两个世代的本位
主义。即便德国的政策不是如此不智且不负责任，要使德国这个巨人
融入当时的国际架构中仍是相当艰巨的工程。更何况德皇的个性与德
国内政体制相激励的结果，根本无法产生明智负责的政策，反而是任
性而为，适得其反，使德国素来所恐惧的后果弄假成真。
俾斯麦去职后20年间德国居然促成了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180
度大反转。1898年时英法几乎为埃及而开战。英俄反目几乎一直是影
响19世纪国际关系的要素之一。英国也时而想要找寻对抗俄罗斯的
盟友，先试着找过德国，最后是找到日本。谁也想不到英、法、俄有
一天会站在同一阵线上。但十年后德国强势威胁性外交的后果正是如
此。
俾斯麦种种的操控手法虽复杂，但从未逾越传统均势的范围。他
的后继者却显然对均势怀有戒心，也从未能认识到德国越是扩大其实
力，越会鼓励欧洲均势体系下不可避免的反德同盟及武器竞赛的生
成。
对于其他国家不愿与已是欧洲第一强国且有独霸可能的国家结
盟，德国领袖深感憎恶。他们似乎认为要采取高压的做法，才最能够
让邻邦认清其实力之不足和与德国结盟的好处。但这种贬抑别人的做
法却收到反效果。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为求国家绝对安全，反使欧
洲其他各国均感到绝对不安全，几近于自然而然地形成与德国相抗衡
的同盟。要取得霸权没有外交捷径，唯有诉诸战争，这个道理俾斯麦
之后德国见识浅短的领袖觉悟得太晚，以致一场世界性大战已不可
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帝制时期，被视为和平主要威胁的多半
是俄国而非德国。先是帕默斯顿后有迪斯累里，都深信俄罗斯图谋伸
入埃及和印度。到1913年时德国领袖同样恐惧于惨遭俄罗斯铁蹄的
征服，而且其恐惧感之强烈，对促使他们于一年后决定强迫各国作致
命性摊牌影响颇大。
其实担心俄国想建立一个欧洲帝国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德军情报
单位宣称有证据证明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战争，这既不可信也无关紧
要。当时两个同盟的国家都沉醉于铁路与军事动员计划等新技术，也
不断进行与当时国际争端规模不相称的战备活动。正因为如此积极的
备战却找不出明确的目标，这种行为便被解释为反映着庞大但暖昧的
野心。颇具代表性的是1900—1909年任德国首相的比洛（Prince von
Bulow），他赞同腓特烈大帝的观点：“普鲁士众邻邦中，以俄帝之实
力及位置最为危险。”
历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广大疆域与锲而不舍的扩张总感到忐忑不
安。欧洲各国都在以威胁或反威胁手法扩大本身的版图，而俄罗斯仿
佛是不得已非有一套特立独行的扩张规律，唯有部署更强大的武力，
且通常要通过战争始能加以制止。在无数次危机中，俄罗斯经常都看
似很有希望达成合理的解决，获得比实际结果更好的安排。可是它总
是宁冒战败的风险也不肯妥协。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5—1878
年的巴尔干战争及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情形皆是如此。
有一种解释是说俄罗斯因横跨欧亚两洲，因此有这类倾向。在西
方俄罗斯是欧洲协调的一部分，参与复杂的均势运作。但即使如此，
在需求未能获得满足时，俄国领袖对尊重均势往往仍显得不耐烦而且
好发动战争，例如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巴尔干战争，及
1885年俄国与保加利亚几乎开战都是如此。在中亚俄罗斯面对的是弱
小的诸侯国，均势原则便不适用；在西伯利亚，俄罗斯则如同美国开
拓地广人稀的美洲一般通行无阻，直到遇上日本。
在欧洲的会议桌上，俄罗斯听得进去以均势为主的意见，但不见
得一定遵守其准则。欧洲各国虽一向认为土耳其及巴尔干的命运应由
欧洲协调来决定，但俄罗斯一定是企图以片面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
题，如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1833年
安吉阿尔一斯凯莱西条约（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1853年与土耳
其冲突、1875、1878及1885年的巴尔干战争。俄罗斯认为欧洲应该
只管西方的事，一旦欧洲望向东方它便有所不满。同样的问题又于二
次大战结束后重演，西方盟国主张东欧的命运关系到欧洲的整体，斯
大林却坚持东欧，尤其是波兰，属苏联的范围，其未来应与西欧民主
国家无关。斯大林也像过往的沙皇一般独断独行，以致西方势必形成
某种军事联盟以对抗俄军的推进，解除俄罗斯对邻国的压制。在二次
大战战后，经过一代的时间这个历史模式又重新现身。
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它便满怀悲愤，暂
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大半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
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在后苏
联时期，当新俄罗斯完全吸收了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后，它会对其历史
帝国的崩溃如何反应，仍有待观察。
在亚洲，俄罗斯的使命感更是不受政治或地理障碍所约束。整个
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部分俄罗斯在亚洲都是独自行动。它是第一个
与日本打交道的欧洲强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俄国
未耗费太多殖民人力，未派出太多军队，便完成在亚洲的扩张，因此
与欧洲列强不起冲突。偶尔与中国发生摩擦也不很严重。中国为了借
俄罗斯协助其以夷制夷，在18及19世纪将大片大片的领土让给俄
国，开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尤其是
共产党政府一致谴责。
俄罗斯对亚洲领土的胃口随着每一次的斩获越来越大，似已成了
一种模式。1903年沙皇亲信也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 Serge Witte），
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说：
“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
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
俄国领袖对亚洲的态度与对奥斯曼帝国一样，主张远东属它本身
的事，其他国家无权插手。俄罗斯全方位的扩张有时是同时进行，但
较常见的是此起彼落，看哪个方向所冒的风险最小，就向哪边进发。
帝俄时代的决策机构反映出俄罗斯的双重性格。俄国外务部
（ Foreign Office）属枢密院（Chancery），其独立自主的官员立场基本
上以西方为重。这些官员多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他们把俄罗斯看
成是欧洲国家，所拟定的政策也以在欧洲协调下执行为前提。但枢密
院的角色有同样独立的亚洲部（ Asiatic Department）分庭抗礼，负责
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及远东的政策。换言之，俄国实际上是全方位
的扩张。
亚洲部与枢密院不同，不认为自己与欧洲协调有关，反而它视欧
洲各国为其图谋的阻碍而予以忽视，并尽可能地设法通过片面的条约
或战争，不理会欧洲，以遂行其目标。由于欧洲各国坚持有关巴尔干
及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必须协调解决，冲突便在所难免，俄罗斯对于来
自被它视为多事的欧洲列强的阻挠则深感愤愤不平。
既为防御，又为进攻，使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总是暖昧不明，因而
也引起西方对俄国真正的意图辩论不休，一直延续到苏俄时期。俄罗
斯的目的何在始终令人参不透的原因之一是，俄国政府总是更近似于
18世纪的专制政府，即使是共产党时期亦不例外，而不像是20世纪
的超级强国。不论是帝俄或苏俄时代，俄罗斯从未出过伟大的外交首
长。历任外相或外长都与涅塞尔罗德（ Nesselrode）、哥尔查科夫、吉
尔斯（ Nikolai Giers）、兰姆斯多夫（Lamsdorff），甚至葛罗米柯
（ Gromyko）等人一样，聪明才干不在话下，但都缺乏擘画长远政策的
实权。他们不过是善变又易于受干扰的专制君主的仆人，必须与相互
排斥的诸多内政问题相竞争以争取君王的重视。帝俄时期没有俾斯
麦、索尔兹伯里或罗斯福一类的人物，也就是没有对外交事务握有整
体执行权力的外交大臣。
即使是强势的沙皇在位，以俄罗斯的专制决策体系，也难以形成
一贯的外交政策。一旦沙皇找到可信赖的外相，往往会一直留任到极
高龄时也不换人，涅塞尔罗德、哥尔查科夫与吉尔斯都是如此。19世
纪的大半便是这三人包办的。这些人即使年事已高在外国政治家眼中
仍十分被看重，认为是在圣彼得堡唯一值得会晤的人，因为他们是唯
一能面见沙皇的大臣。其他人则受到仪节的限制几乎见不到沙皇。
更糟的是沙皇的执行权经常与其自认的帝王式生活方式起冲突，
使决策过程益形复杂。例如亚历山大三世在签署再保险条约后，俄罗
斯外交的关键时刻，却立即离开圣彼得堡出巡连续四个月之久，在
1887年7—10月间，出海游玩，检阅演习，还探访丹麦的姻亲。唯一
真正的决策者远在天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岂能不出差错。而沙皇的
政策不仅随情绪而变，也极受军方煽动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军方冒险
家如在中亚的考夫曼（ Kauffman）将军，对外相根本不理不睬。上一
章中提到哥尔查科夫与英国大使晤谈时，表示他对中亚一无所知，或
许真说的是实情。
到1894~1917年在位的尼古拉二世时代，俄罗斯被迫为其专制
的体制付出代价。他先是把俄国带向与日本的一场毁灭性战争，继而
又让俄国身陷于同盟的体系中，使得对德作战几乎等于势在必行。俄
罗斯的精力均投注于对外扩张，并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
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却日趋脆弱。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应是一项警讯，
表示伟大改革家斯托雷平（ Peter Stolypin）所主张的巩固内政，已是
刻不容缓的了。俄罗斯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对
外冒险。在亚洲受阻后，它重拾泛斯拉夫主义的梦想，转向君士坦丁
堡进发，而且这一次失去了控制。
然而，扩张到达一定程度后，不但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实力，反而
促成其衰弱。1849年时俄罗斯被公认为欧洲最强的国家。70年后其
王朝倾覆，本身也暂时退出了强国之列。1848~1914年间俄罗斯曾卷
入六次以上的战争（殖民战争除外），远超出其他主要强国。而每一
次的争战，除1849年干预匈牙利之外，其财政及政治上的支出都远
超出可能得到的好处。虽然一次次的冲突都弊多于利，俄罗斯仍把领
土扩张看成是强国地位的象征，对土地贪得无厌，却没有实际需要，
也消化不了。尼古拉二世的亲信维特向他保证：
“由太平洋岸迄喜马拉雅山峰，不仅亚洲甚至欧洲事务
均将在俄罗斯控制之下。”
在工业化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强国的地位，比在保加
利亚有个附庸国或在韩国有个保护国更为有利。
俄罗斯也有一些领袖人物如哥尔查科夫，已觉悟到这一点，因此
主张对俄罗斯而言，“领土延伸便代表弱点延长”，可惜他们的观点终
究未能缓和俄国对不断征服的痴迷。后来的共产党俄国也是因与沙皇
时期大同小异的缘故而瓦解。苏联在二次大战后若能够安于其国界之
内，与日后所谓的卫星国（ satellite orbit）建立类似于与芬兰的关系，
境遇会好很多。
当中欧出现双雄——实力强又莽动的德国及疆域广又不安于现状
的俄罗斯——相持不下，即便德国与俄国交战得不到任何好处，俄罗
斯若与德国开战也毫无胜算，冲突仍恐怕在所难免。因此欧洲的和平
取决于19世纪扮演平衡角色极为称职且极有节制的一个国家。
英国的外交政策
到1890年“光荣孤立”这个名词仍可贴切地点出英国的外交政
策。英国人骄傲地自诩其国家为欧洲的“平衡之轮”，借平衡之轮的
重量可防止欧陆各国盟中出现唯我独尊的局面。而对参与这些同盟，
英国政治家的想法与美国孤立主义者一样是感到应敬而远之。但仅仅
25年后，英国却加入法国并肩对德作战，英国人成千上万地在佛兰德
斯（ Flanders）泥泞的战地上捐躯。
1890～1914年英国外交政策发生显著变化。而领导英国走过这个
转变期的前半段的，居然是代表英国所有传统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的一
位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 Marquis）是道道地地的圈内人。他出
身历史悠久的塞西尔家族（ Cecil），其先祖自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时期起，便曾担任朝廷重臣。1901~1910年在位的英王爱
德华七世（ King EdwardⅦ），他的出身比起塞西尔家族只能算是后
进，据说他偶尔会抱怨索尔兹伯里对他说话带有纡尊降贵的语气。
索尔兹伯里崛起政坛可谓不费吹灰之力，而且是命中注定的。年
轻时在牛津基督教堂（ Chris Church Oxford）受教后，他周游全国，
熟读法文，与政府领袖会面。他担任过负责印度事务的次官（ Secre
tary of State for India）后，在48岁时成为迪斯累里的外相，曾在柏林
会议上担当大任，负责大部分实际细节的谈判。迪斯累里辞世后，他
成为托利党党魁。除1892~1894年格莱斯顿最后一任任期外，索尔
兹伯里是19世纪最后15年间英国政治的主导人物。
在某些方面他所处的环境类似布什总统（ Gee Bush），只是他
担任国家最高领袖的时间更久。他们两人掌握政权时都正值既有的世
界正在消失中，他俩都知晓该如何应变，并留下功绩。布什的世界观
受冷战的影响，他崛起于冷战期间，却在事业最高峰时必须领导冷战
走完最后一段岁月；索尔兹伯里的成长经验则发生于帕默斯顿执政时
期，英国海外势力如日中天，英俄对立根深蒂固，但到他主政时这两
个现象都已明显露出疲态。
索尔兹伯里的政府必须面对英国相对国势已衰落的现实。其庞大
的经济实力现在已有德国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