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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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不谈。
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数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它的领袖在寻求对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对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或幕僚，通过执行上的每一细微差异去监督日常指令实施的状况。够讽刺的是，官僚体系越是庞大、复杂，就越会出现这种情形。即使不如苏维埃制度那么僵化的政府，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也是极其缓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的转变已无法回避，即使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几近30年所组建的官僚班子也不能不面对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调；它彻底破坏了历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柱。当戈尔巴乔夫以威尔逊派的全球相互依赖论，取代阶级斗争论之时，他界定的世界是一个有相容利益的、和谐的世界——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得苏联外交政策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决策者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应付，统合起来，更是无法克服。这些问题有：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附属卫星国家中的紧张关系；武器竞赛；国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停滞僵化等等。
戈尔巴乔夫起初的行动仍然不脱离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标准模式——借由气氛的营造，设法缓和紧张关系。1985年9月9日《时代周刊》刊出一篇戈尔巴乔夫访问记，他针对和平共处提出见解：
“你问我，界定苏、关关系的主要事项是什么？我想，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对方，我们都得共存亡，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我们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终于预备承认没有其他方式彼此和平生活，以及我们是否预备把我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由逞强好胜改为和平。”
戈尔巴乔夫进退维谷的两难是，一方面他的谈话符合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30年前所说之背景，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模糊，不足以鼓舞明确的反应。缺乏政治解决方案之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身陷在二十年来的正统论之内；这20年来东西方外交被认为等同于武器管制。
武器管制变成一个深奥难解的题目，即使有心人也得花费多年工夫才能解决。但是，苏联需要的是立刻解脱，不只要解脱紧张局势，还要脱离经济压力，尤其是跳出武器竞赛的怪圈。通过旷日持久的程序，确立协议的兵力水准、比较难以比拟的系统、交涉难懂的查证程序，然后再花费数年时间去执行它们；凡此种种都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武器管制谈判成为对已经压力沉重的苏联制度施加压力的利器——由于它原本不是以此为目的，反而更有效。
戈尔巴乔夫迅速终止武器竞赛，或至少是扩大盟国不合间隙的最后良机，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中错失掉。但是，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陷入国内鹰、鸽派之间，犹如赫鲁晓夫二十五年前为柏林问题一样而举棋不定。他或许了解美国谈判地位的脆弱，也几乎必然了解苏联本身非得谈判不可的紧迫性。但是，他的军事顾问可能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毁掉全部的导弹，又容许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自由发展，未来美国某一位总统或许会毁约，对于兵力大减（甚至最极端的情况下，业已销毁）的苏联导弹实力，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技术上而言，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如果根据在雷克雅未克议定的武器管制协定，销毁了全部导弹，美国国会也几乎铁定不肯拨经费去发展战略防御计划。而且，这个说法也忽略了苏联的利益，因为雷克雅未克计划无可避免地会在美国及其他所有核国家之间产生争论。
后人一向把失败归咎给个人，而非环境。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武器管制政策——精细地反映了战后苏联之策略。并且它顺利走向让德国放弃核化的道路，也提供了下述两种理由使德国更趋国家本位政策：美国不太可能甘冒核战争之险，替一个退缩的、不肯为其国防冒核战略风险的国家出头，并且德国或许日渐被诱导，以某种德国特殊地位来支撑其放弃核子化。
戈尔巴乔夫1989年对欧洲议会（ Council of Europe）演讲时，提出一个弱化大西洋同盟的机制，倡导“欧洲共同家庭”（ mon European Home）的观念——这是由温哥华直至海参崴的含糊架构，各国都彼此结盟，把同盟的意义稀释到不具任何意义。然而，戈尔巴乔夫所欠缺者就是时间——他的政策要成熟，时间是主要先决条件。只有突发的变动才会使他重新调整其优先秩序。但是，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议之后，他被迫退回到非常耗费时间的削减50％的战略兵力之外交程序，以及中程导弹之零和选择，这一来要花许多年去完成，而且已经远离他的基本问题了——武器竞赛已使苏联国库虚空！
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放弃几乎已到手的长期收获，退回到单方面削减苏联武装力量。12月7日在联合国一项演说中，他宣布苏联单方面削减50万名士兵以及一万辆坦克车，面对北约组织布防的半数坦克全都包含在内。驻扎在中欧的其余兵力，将重新组训，纯为防御任务而存在。为了安抚中国，戈尔巴乔夫也宣布外蒙境内苏军“大部分”要撤退回国。苏联公开表示这是“单方面”削减兵力，但是戈尔巴乔夫也很明白表示：“我们的确希望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将采取若干措施。”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 Gennadi Gerasimov）说明其理论根据：“我们终于排除苏联威胁、华沙公约威胁和行将进攻欧洲等等无休无止的一再重演的神话。”但是单方面削减如此多的军力，象征着自信过人，至于格外衰弱也不无可能。当时的演变状况，苏联不可能是自信十足。这种姿态在过去50年的任何时刻都不可思议，它也等于是最后证明凯南遏制政策最原始版本的主张有道理；美国已建立实力地位，可是苏联却开始从内部瓦解。
政治家需要良好的判断，也需要运气。可是幸运之神偏偏就不肯眷顾戈尔巴乔夫。就在他在联合国发表大胆演说的同一天，就必须中止在美国的行程，兼程赶回苏联——亚美尼亚发生灾情惨重的大地震，把他戏剧化放弃武器竞赛的宣布，全都压下锋芒。
在中国这方面而言，根本没有进行武器管制谈判这回事，北京对此也毫无兴趣。中国进行的是旧式外交，把缓和紧张关系认为是某种政治解决。戈尔巴乔夫提议中苏就改变关系进行交涉，向北京示好。1986年6月他在海参崴发表谈话说：“我要再次表述，苏联预备不拘任何时间、级别，与中国讨论再增加措施以创造友好邻邦的气氛的事宜。我希望分隔——我宁愿称之为连接——我们的边界，不久即可变成一道和平、友好的界线。”
但是，北京的外交人物没有“精神病学”这一派，可以接受这种论调的转变。中共领袖提出改善关系的三大条件：制止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苏联撤出阿富汗；以及苏军撤离中苏边界。这些要求都无法迅速做到。它们首先需要得到苏联领导阶层接受，然后还得经过冗长的谈判才能实施。戈尔巴乔夫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在中方这三个条件上略有进展，让北京领导人肯邀请他到北京商量全面改善关系事宜。
戈尔巴乔夫却又碰上厄运，他在1989年5月抵达北京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事件即将失控；欢迎他的仪式被示威群众打断。稍后，在人民大会堂谈判的地点还能听到群众抗议声阵阵传来。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事态，而不是北京与莫斯科关系如何改善。事件发展再度剥夺掉戈尔巴乔夫受到款待接纳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不论处理什么问题，都碰到同样的两难之局。他一上台，就碰上波兰的动荡不安。从1980年起，波兰团结工会势力就日渐壮大。波兰雅鲁泽尔斯基（ Jaruzelski）将军在1981年弹压团结工会，但是团结工会的政治力量复起，连雅鲁泽尔斯基也不敢轻忽它。在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受到不同政见的团体以赫尔辛基协定“第三类人权条款”为根据的挑战，要求享有更多自由。欧洲安全会议定期检讨会议也使得此一问题不断受到关切。
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发现他们陷入无法克服的进退两难窘境。为了平息国内的压力，他们必须走比较有国家立场的政策，但是这样做会迫使他们向莫斯科坚持独立立场。由于老百姓心目中已认定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即使走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不足以安抚群众。共产党领导人发觉，为了弥补其信用度差距，必须考虑把国内结构民主化。情势立刻就显示出来，即使依旧掌控着新闻媒体的共产党，是代表少数人夺取政权、保住政权的工具，不是设计来从事民主竞争。共产党深谙借助秘密警察来统治的诀窍，却不知如何对付秘密投票。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他们的外交政策越具国家本位色彩，要求民主化的力量就越大；他们越是民主化，要求他们下台的压力就越大。
苏联的困境更难。根据勃列日涅夫主义，卫星附庸国家一出现革命，苏联就应该派兵敉平它。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不仅不足以担负此一角色，这也会破坏他的整个外交政策。因为，镇压东欧就会使得北约组织团结，也会使中、美加强其实质结盟关系，并且加剧武器竞赛，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得不面对抉择：是政治自杀？还是听任政治权力缓慢坍塌？
戈尔巴乔夫的药方是加速自由化。十年前，这或许有效；但是在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已追不上权力曲线，因此他的统治逐渐自勃列日涅夫主义撤退。自由派的共产党人在匈牙利取得政权；雅鲁泽尔斯基也获得允许与波兰团结工会协商。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向欧洲议会演说时，似乎不仅放弃了苏联自认为有权干预东欧事务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因放弃“势力范围”而放弃了其卫星附庸国家：
“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过去有改变，未来也可能改变。但是，改变纯属该国人民的自家事，也是他们的抉择。任何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任何对国家（不论是友好、同盟或其他性质国家）主权限制之企图，都不能接受。现在是把冷战时期的假设束诸高阁的时候了，当时欧洲被认为是对峙冲突的场地，分裂为不同的‘势力范围’。”
维持卫星附庸国家的成本变得极为昂贵。甚至欧洲议会上这席演讲也似乎太迂回间接——不过，以苏联传统的标准来看，已经够清楚明白了。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芬兰时，毫不含糊地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他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对新闻界开玩笑地说，莫斯科在东欧已推行“辛纳屈主义”： “你记得法兰克·辛纳屈唱的歌‘随心所欲’ （I Did It My Way）吧？匈牙利和波兰现在可随心所欲了。”
要拯救东欧的共产党人为时已晚，或许苏联共产党也无从拯救了。戈尔巴乔夫押注赌自由化，必然失败。就某种程度而言，共产党失去其擎天一柱的特性后，就士气涣散了。自由化无法与共产党统治和谐并存——共产党人非得必须不再做共产党人，否则无法变成民主派。戈尔巴乔夫不明白这则等式，叶利钦则了然于心。
戈尔巴乔夫也在1989年10月访问柏林，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并且在此次行程中，敦促东德斯大林派首脑昂纳克（ Erich Honecker）执行改革为重的政策。如果他知道此次庆典将成为绝唱，他一定不会出席东德国庆。他在这个场合演讲：
“我们一再被吁求清除或此或彼的畛域划分。我们经常必须听：‘让苏联拆了柏林墙，我们就会相信她有和平的真心’。我们没有把欧洲现行体制理想化。但是，事实上，直至目前为止，承认战后现实确保了此一大陆的和平，每次西方国家试图重划欧洲战后地图，就表示国际局势又要恶化。”
仅仅过了四星期，柏林墙倒了；十个月之内，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统一，并留在北约组织中。到这个时候，前卫星附庸国家每一个共产党政府都被推翻，华沙条约也垮了。雅尔塔的局势完全逆转。历史证明，赫鲁晓夫吹嘘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苏联在过去四十年来借威胁与压力，寻求破坏西方的团结，却搞得国库耗空，现在由于觊觎西方援助，只得争取西方的善意。1989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七大工业国家政府首脑的高峰会议吁请：
“我们的改革，与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之政策，无法分开。大到像苏联这样规模的市场若是开放，对世界有利而无害。”
戈尔巴乔夫把全部家当押注在两项假设前提上：自由化将使苏联现代化，因而苏联能够在国际上保有大国地位。这两项期待都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基础，也和其附庸卫星国家一样坍塌。
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可以搬动地球。”革命往往吞噬掉其子弟，因为革命党人很少能了解，过了某一点的社会分崩离析之后，不会再有固定的阿基米德点，可由之运作。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坚信，改造后的共产党可以把苏联社会提升入现代世界。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共产党是问题所在、而非答案的见解。苏联共产党经历两个世代去镇压独立思想，破坏个人主动。到了1990年，中央计划管制已经僵化，旨在制衡每一生活层面而成立的各种组织，也与他们应加以监督的团体，订立互不侵犯的契约；纪律已变成例行习惯，而戈尔巴乔夫企图释放主动创意，却种下紊乱的苦果。
戈尔巴乔夫的困难始于企图改善生产力、引入若干市场经济因素这个最简单的层面。几乎从一开始就情势明显，计划经济制度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机制，因此有效率的经济之最基本前提完全付之阙如。斯大林派的假设是中央计划主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