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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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生命是我的义务，即便死去，
不得把在墓前永生的我的芳名，
提供给阴暗的不名誉去用。
对于那些为了主君的反复无常的意志，或者妄念邪想而牺牲自己良心的人，武士道给予的评价则很低。像这样的人，被鄙视为“佞臣”，即以阴险的阿谀来讨好的奸徒，或“宠臣”，即以卑躬屈节的随声附和来窃取主君宠爱的嬖臣。这两种臣子，和伊阿古①所说的完全一致。——一种是“自身的脖子上套着绳索，同主人畜圈里的驴子一样，满不在乎地虚度一生，老实的低三下四的愚人”，另一种是“表面上装出忠心耿耿的姿态，做出业绩，而内心深处却一味为自己打算的人”。当臣子同君主意见有分歧时，他所采取的忠义之道，就要像臣事李尔王的肯特②那样，用尽各种手段来匡正君主的错误。当未被接受时，就让主君随意处置自己。这时，武士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溅自己的血来表明谏言的忠诚，以此作为对主君的明智和良心的最后申诉。
① 伊阿古（Iago）：莎士比亚《奥瑟罗》中的人物。伊阿古说：“有一班奴才，他们卑躬屈节，唯命是从，甘心套着那锁链，出卖自己的一生，活像他主人的驴子，……”“另外有种人，他们表面上装得忠心耿耿，骨子里却是处处替自己打算；……”
（方平译《奥琴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译者
② 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人物。
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而其理想则放在名誉上面。因此，武士的全部教育和训练就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第十章 武士的教育和训练
在武士的教育方面，首先应遵守的一点在于品质的建立，并不重视思维、知识、辩论等的智力才能。如前所述，美学的修养在武士的教育上占有重要作用。它是有教养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但在武士的训练上，与其说它是本质的，毋宁说是附属品。智力的卓越当然是贵重的。但是用来表现智力的所谓“知”这个词，主要意味着睿智，而对知识只给以极为附属的地位。支撑着武士道整个骨架的三个鼎足被称为智、仁、勇。武士本质上是行动的人。学问是在他的活动范围之外的。他只是在与武士的职责有关的限度内来利用它。宗教和神学则委之于僧侣，武士只是在有助于培养勇气的限度内才参预其事。正像一位英国诗人所吟咏的那样，武士相信“拯救人的并非信条，而使信条正当化的是人。”哲学和文学构成他的智育的主要部分。但是，在学习这些方面，他所追求的并非客观真理——文学主要是作为消遣的娱乐来学习的，哲学则是为了阐明军事的或政治的问题，否则就是作为有助于实际建立品质来学习的。
根据上面所说的，可见武士道教育中教授的课程主要是由击剑、箭术、柔术或柔道，马术、矛术、兵法、书法、伦理、文学以及历史等组成，就不足为奇。在这些课程中，对柔道和书法或许有必要作几句说明。所以重视善于书法，恐怕是因为我国的文字具有绘画的性质，因而具有艺术价值的缘故，再者，笔迹被认为是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的东西。柔术，如果给它下一个简单定义的话，大概可以说是把解剖学知识应用于攻击和防御的目的。在不依赖于肌肉的力量这一点上，它是不同于角力的。再者，它不同于其他攻击方法，并不使用任何武器。其特点在于抓住或打击敌人身体某个部位，使他麻痹，以至不能抵抗。其目的不在于杀死敌人，而是使他暂时不能活动。
在军事教育上期待会有的，而在武士道的教授课程中却看不到的，毋宁说引人注目的课程是数学。但这是由于封建时代的战争并不是以科学的精确性来进行的事实，部分的容易得到说明。不仅如此，武士的整个教育都不适于培养数字的观念。
武士道是非经济性的。它以贫困而自豪。它同文提狄斯①一样，“武士的道德是名誉心，与其获得利益而蒙受污名，宁可选择损失。”堂·吉诃德认为比起黄金和领地来，对他的生了锈的枪和皮包骨的马更感到自傲，而武士对这位拉曼查的言过其实的同僚却抱着由衷的同情。他对金钱这东西是鄙视的——无论是赚取它或是储存它。在他看来，这的确是不义之财。形容时代的颓废的常用语就是所谓：“文官爱钱，武官惜命。”吝惜黄金和生命，受到极大鄙视，而对其浪费则受到赞扬。谚语说：“尤其勿思金银之欲，富则害智。”因此，儿童是在完全无视经济的环境下养育起来的。谈论钱财事，被认为是低级趣味，而不知道各种货币的价值却是良好教育的标志。数的知识，在集合兵力时，或者分配恩赏采邑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货币的计算则委之于下级官吏。在大多数藩国中，财政是由下级武士或僧侣来掌管。有头脑的武士都十分清楚金钱是支持战争的力量，但从未考虑把尊重金钱提高成一种德行。武士道教导节俭是事实，但并非出于经济的理由，而是出于训练克己的目的。奢侈被认为是对人的最大威胁，因而要求武士阶级过最严格的质朴生活，许多藩国都严厉执行对奢侈的禁令。
① 文提狄斯（Ventidius），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的人物。
正如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在古罗马，税吏和其他掌管财政者的地位逐渐被提高到武士阶级，国家由此承认了他们的职务以及金钱本身的重要性。这一事实与罗马人的奢侈和贪欲有着如何密切的关系，是不难想象的。在武士道则是不同的。它一贯坚持把理财之道看成是低下的东西——比起道德上的和知识上的职务来说，是低下的东西。
由于这样极力卑视金钱和金钱欲，武士道便得以长期摆脱了来自金钱的千百种弊端。这就是说明我国官吏能够长期避免腐化这一事实的充分理由。然而呜呼！在现代，拜金思想的发展却是何等迅速呵！
如果说在今天主要通过数学研究来助长的智能训练，而当时是由文学的讲解和伦理学的讨论授予的。如前所述，那时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品质的建立，因此，青少年的心就极少为抽象的问题所烦扰。仅仅靠博学多知，并不能获得众多的崇拜者。在培根列举的学问的三个效用，即快乐、装饰和能力三者之中，武士道对最后一个给予决定性的优先地位，而其实用则在于“判断和事务的处理”。公务的处理也好，克己的练习也好，都着眼于实际的目的来施行教育。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①
① 《论语·为政》。——译者
当选择品质而非知识、灵魂而非头脑来作为琢磨启发的素材时，教师的职业便带有神圣的性质。“生我者父母，使我成人者师长。”由于按照这个观念，为人师表者受到极其崇高的尊敬。能够从青少年那里唤起这种信赖和尊敬的人物，必然地应当具有卓越的人格并且兼备学识。他是亡父者的父亲，迷途者的告戒人。格言说：“父母如天地，师君如日月。”＇《实语教》＇ ②
② 《实语教》是抄录经书格言的儿童启蒙书，是江户时代寺庙私塾的课本，传系弘法大师所著。内容为：“山高故不贵，以有树为贵”等。——译者
对各种工作都付予报酬的现代制度，在武士道信奉者之间是行不通的。武士道相信有能被看作既无金钱又无价格的工作。不管是僧侣的工作还是教师的工作，灵魂的劳动是不应以金银来报偿的。并不是因为没有价值，而是因为无法评价的缘故。在这点上，武士道的非算术性的名誉本能，授予了超乎现代经济学之上的真正的教训。因为工资和薪金只能付给那种其结果是具体的、能够把握的、可以计量的工作。然而教育上所做的最好工作——即灵魂的启发（包括僧侣的工作），并非具体的、能把握的、可计量的。由于是不能计量的，所以不适于使用作为价值的外观尺度的货币。虽然惯例上允许弟子在一年中某个季节向老师赠送金钱物品，但这并不是报酬，而是献礼。因此，通常品质严正的人，以清贫而自豪，想亲手劳动又竭力要保持尊严，要乞讨而自尊心又太强的老师，事实上也很高兴去接受这些东西。他们是不屈服于艰苦的、高尚精神的严肃的化身。他们被认为是一切学问的目的的具体化，是作为锻炼中的锻炼而普遍要求于武士的克己的活生生的模范。
第十一章 克己
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不哼一声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终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我之所以说表面上的禁欲主义，是因为不相信真正的禁欲主义能够成为一国全体国民的特性的缘故，同时还因为我国国民的礼节和习惯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也许认为是冷酷无情。然而，我国国民实际上对柔情的敏感并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国国民的多情善感的确要胜过其他民族好几倍。因为抑制感情的自然发作的努力本身会产生痛苦。请试想一下少年——而且还有少女所受的，不要为了发泄感情而流泪或发出呻吟之声的教育。这样的努力，是使他们的神经迟钝了呢，还是更加敏锐了呢，这是生理学上的一个问题。
武士在面部流露出感情，被认为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喜怒不形于色”，是在评论伟大人物时所使用的话。最自然的爱情也要受到抑制。父亲抱儿子有损他的尊严；丈夫不能与妻子接吻——在私室中姑且不论，在别人面前是不能这样做的。一个青年开玩笑说：“美国人在别人面前吻他的妻子，却在私室中打她；日本人则在别人面前打他的妻子，却在私室中吻她”，这句话也许含有几分真理吧。
如果举止沉着，心情宁静的话，就不会为任何种类的激情所困扰。我想起了最近在同中国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的一件事。当某联队从某城出发的时候，许多群众为了向队长及其军队诀别而聚集在车站上。这时，一个美国人来到这个地方要看他预期的喧闹感情的迸发。这时全体国民已经非常激昂了，而在这些群众中也有士兵的父、母、妻子、情人等等。然而，这位美国人感到奇怪而失望了，因为当汽笛长鸣，列车开动时，数千人只是沉默地脱下帽子，恭敬地低下头来告别，既没有挥动手帕的人，也没有说出一句话的人，只有在深沉的寂静中侧耳倾听，才听得到细微的欷殻匮噬Ｔ诩彝ド钪幸彩钦庋械母盖孜瞬蝗煤⒆硬炀醯礁改感娜淼谋硐郑拐驹诶藕竺嬲骨闾《暮粑械哪盖自诿至糁剩瞬环涟拥难埃蝗冒阉谢乩础Ｔ谖夜竦睦泛腿粘Ｉ钪校渎四芄煌章乘说哪承┳疃说钠孪噫敲赖慕磬⑿鄣氖导世印Ｔ谖夜呐┟裰校炼�•；麦克拉伦肯定可以找到众多的马吉特•；豪。①
① 伊恩•；麦克拉伦作品中的人物，贤妻良母的典型。
在日本的基督教会里，信仰热复兴并不频繁，这也可以同样地用这个自我克制的锻炼来解释。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当感到自己的心灵激动时，作为其第一个本能，就是悄悄地抑制住这种激动的外露。由于不可抗拒的心灵而让舌头自由地作真诚而热忱的雄辩的例子，是极稀少的。鼓励去轻率地谈论心灵的体验，就是教唆去破坏第三诫——＇“勿以汝之上帝耶和华之名妄言”＇。对日本人的耳朵而言，在乌合之众的听众中用最神圣的语言去讲述心灵的最秘密的体验，的确是刺耳的。某个青年武士在日记中写道：“你的灵魂的土壤感到被微妙的思想所撼动吗？这就是种子在萌芽的时候，不要用言语来妨碍它。静静地、秘密地，让它独自活动吧。”
费许多唇舌来发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宗教上的东西，在我国国民中看来，这是它们既不深邃、也不真诚的明确标志。谚语说：“开口则见肠，其唯石榴乎。”
在感情活动的瞬间，为了隐蔽它而使劲紧闭双唇，这完全不是什么东方人的心地乖僻。对我国国民来说，如同一个法国人＇塔列朗＇所下的定义那样，语言常常是“隐蔽思想的技术。”
在日本朋友处于最深重的痛苦中去访问他时，他会带着红眼圈、濡湿的面颊，却仍然和通常一样，面泛笑容来迎接你。起初你们也许会以为他是歇斯底里。假如一定要求他加以解释的话，那末大概就会得到两三句片断的俗套话，“人生忧愁多”啦、“相会者常离”啦、“生者必灭”啦、“数亡儿的年龄虽是愚痴的，而女人的心常沉溺于愚痴”啦，如此等等。因此，远在那位高贵的霍亨索伦说出他那句高贵的话，即“要学会不吭一声地忍耐下去”很久之前，在我国国民中就有众多的心与之共鸣。
实际上，日本人在人性的软弱遇到最严酷的考验时，有经常作出笑颜的倾向。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民的笑癖，有着比德谟克里特其人要好的理由。因为我国国民的笑最经常地是在受到逆境困扰时，作为遮掩其努力恢复内心平衡的帷幕。它乃是悲哀或愤怒的平衡锤。
由于经常被要求这样抑制感情，便在诗歌中找到了它的安全阀。10世纪时的一位诗人＇纪贯之＇写道，“这样的事，可能并非爱好诗歌，中国也好，这里也好，这都是心思不堪重负时的一种手法。”一位母亲＇加贺的千代＇想象死去儿子的不在就像往常出去追扑蜻蜓似的，试图这样来安慰她那受伤的心，吟道：
追扑蜻蜓，今天你要走到哪里呀！
我就不再举其他的例子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把这些呕心沥血地从胸中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穿在价值连城的珍珠线上的思想，译成外文的话，反而会糟踏了字字珠玑的我国文学。我所希望的只是，把那种表面上每每表现为冷酷无情，或者似乎搀和着笑容与忧郁的歇斯底里，有时甚至会令人怀疑其健全性的我国国民的内心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
有的人这样说，我国国民能够忍受痛苦而且不怕死，是由于神经不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