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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

南非的启示-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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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开普敦能够如此,与开普敦及所在的西开普省是民主联盟的势力范围、经济政策更为自由、灵活有关。恰恰也是西开普—开普敦地区,不仅服务业,尤其是有竞争力的出口型高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制造业向高科技升级的趋势也更明显。这里有全非洲最多也最成功的IT企业群,堪称整个非洲大陆信息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位于开普敦市郊梅森堡的摩羯座科学和工业园区成为吸引国际高科技投资的热点。2010年,开普敦IT产业产值约770亿美元,年增长率8。5%,在今日南非属于很高的增幅,它使这个产业不但对该市,而且对南非全国的经济增长而言都日益重要。除信息技术产业外,电信、医疗设备、科研设备和其他新兴制造业也发展起来。
不少人认为:“开普敦具有比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水平高得多的知识,创新和机会。”'57'通过集中设计界的企业、人才和提供政策支持,开普敦如今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球设计和创新中心。这里拥有非洲最好的设计和广告行业,高科技创业公司和拥有知识产权的初创公司。2008年,开普敦被商界评为南非“最具创业精神的城市”,一项调查表明,在18—64岁的经济活动年龄群中,开普敦居民寻求新商机的比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三倍。而在以往号称“南非经济首都”的约翰内斯堡,这个比率也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0%。也是因为它的创新精神,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最近把开普敦评选为2014年“世界设计之都”。'58'

开普敦市中心
开普敦所在的西开普省也是新南非全国九省中经济增长最快的。2004—2007年新南非第一个经济繁荣期,该省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超过6%,比全国高出1个多百分点,2009年前后南非陷入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而该省经济负增长时间最短,跌幅最小,复苏也最早。2009年该省失业率19。7%,听来高得可怕,但比南非当时23。2%的平均失业率好看很多,在各省中也最低。与全国一样,西开普省也有明显的贫富分化,有一个调查认为西开普省基尼系数为0。63,而南非全国达0。7,西开普省也算是全国各省中不平等程度相对最轻的。另一方面,与基尼系数这个越高越坏的负面指标相反,根据人均寿命、教育、卫生等福利指标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个越高越好的正面指标,而西开普省的HDI达0。7708,全国平均为0。6675,西开普省是各省中最高的。
这些成就耐人寻味。我们知道开普敦虽为南非开发最早的地区,但是后来它就“落伍”了。自从19世纪末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今豪登省)先因“淘金热”、后因制造业而发达,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德班为中心的印度洋东海岸大港工业区接踵而兴,开普地区就相形见绌,显得衰老了。种族隔离后期,这里的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虽然曾是非洲最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纺织、服装业雇员多达17万。但是新南非这些年来由于中国等地廉价纺织品的竞争,这一原来的支柱产业也一蹶不振。

开普敦科学工业园区

开普敦
就在这种情况下,西开普省能够及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重新在新的产业基础上焕发活力,势头反超上述的后两个地区,这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有种族偏见的人说因为开普敦白人相对比较多,所以才有这样的成绩(我知道一些华人华侨也有这类说法)。但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约翰内斯堡、德班的主城区与开普敦同样是白人的世界,而那时在“流动劳工”制度下约翰内斯堡、德班的劳工阶层以黑人为主,开普敦劳工阶层则有更多的有色人成分。然而,那时经济更繁荣的恰恰是黑人更多的约翰内斯堡和德班,并不是开普敦。今天两地白人所占人口比重也还是差不多:约堡所在的豪登省,白人占15。6%,而西开普省白人也不过占15。7%。如果仅计市区,则约堡市白人占22。9%,反而比开普敦的20。2%更高。'59'当然如果就趋势而言,今天因为约翰内斯堡和德班经济相对不景气,导致白人外流较多;开普敦的经济相对更繁荣,吸引了一些白人移居;但我们不能倒因为果,说成约堡由于白人走了经济就不景气了,开普敦由于白人来了就景气了。事实上,近年来开普敦市和西开普省的经济复兴靠的是政策提供的发展环境,而不是种族成分。
开普敦在南非历来是个比较奉行自由主义的地方。在旧南非它是英语白人为主的民主党的根据地,在当时“白人内部民主”的体制下该党是保守的阿非利卡白人执政党国民党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新南非时期由民主党演变而来的跨种族政党民主联盟同样是逐渐淡化种族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非国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西开普省由非国大—新国民党联合政府执政时期,这个以“同一个国族,同一个未来”(One nation,one future)为党徽的自由主义反对党在西开普就很有影响——当然不是只在15%的白人中有影响。后来她在西开普省成为执政党——当然不是只靠15%的白人选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今天民主联盟与非国大的区别不能说是白人与黑人的区别,而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
我们前面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新南非成为政党政治的主流是有其逻辑根据的。在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条件下又不搞劫富济贫的津巴布韦式激进“革命”,二次分配的力度就难免较大,强工会高福利的“非洲瑞典”就势不可少,而且民主左派政治以代议制下温和的阶级斗争(伴以阶级合作及阶级妥协)淡化种族对立,也是多民族南非建立国族认同的需要。以非国大乃至南非共为代表的新南非左派对此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如果从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角度而言,欧洲瑞典如果因为一些特定条件还不是大问题,“非洲瑞典”的问题就多了,尤其在南非当前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偏重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不如偏重自由主义的政策有效,应当是个事实。种族隔离时代约翰内斯堡可以靠更典型的“低人权优势”凸显血汗工厂的“竞争力”,因而比开普敦更繁荣。但是到了民主时代“低人权优势”不复存在时,自由主义色彩更多的开普敦就比“非洲瑞典”体制更典型的约翰内斯堡有优势了。
“孔雀”西南飞,人才盼“海归”新南非的人才外流问题与经济发展
然而南非全国并不都像西开普省,总体来讲南非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不顺利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当严重的人才外流。所谓白人的去留导致经济的兴衰,这种“种族解释”如前所述是不可信的。但是人才的流向与经济兴衰有关,则是可以成立的。由于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特权和黑人受压,“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各种高级人才中白人比例远高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是明显的现实。尽管在新旧南非的变化中豪登省与西开普省白人比例的对照变化不大,但其构成或许有某种变化:西开普省更能吸引白人在其中比例较高的各类人才,而较多倾向于南非共的“穷白人”则相对更愿意住在豪登省,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在的。南非未必需要出台纯粹种族性的“留住白人”政策,但是“留住人才”的问题不仅事关南非内部的省际比较,而且更事关新南非的国运,这已经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现代服务业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引车卖浆者流”,由工业社会的制造业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转型,本质上是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状况非常关键。新南非不仅出现了人才从东北部的前“经济首都”区域向西开普地区流动的“孔雀西南飞”现象,更严重的,则是从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时起,南非就出现严重的人力资本流失国外的现象。过渡时期的社会动荡使这种外流加剧,新南非建立后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这就使得经济振兴乏力,结构转型困难重重。
西方媒体曾报道,1995—2009年间,大约20%的南非专业人士出走他国;'60'而据南非统计局估计,自1994年以来,有100—160万的熟练技工、专业人士和管理人才移民海外,这对于一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是个严重的数字。由于这些人在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每流失一个这样的移民,就有10个非熟练劳力会失去他们的工作。'61'高失业率这种“南非病”的病因,至少有一部分就在于此,而南非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也与此有关。
导致人才流失的原因比较复杂。1998年中期有一项南部非洲移民计划(SAMP)研究,分析了熟练职业人士的移民倾向:调查涉及的熟练职业人士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简单的移民想法”,而38%的人表示“非常想”移民。希望离开该国的原因主要是对生活质量下降和高犯罪率不满。而对于白人熟练职业人士而言,对“蜜蜂法”之类特别优惠黑人的官方政策强烈反感,认为他们在南非面临机会的不公则是一个强烈的动机,他们希望到一个公平的劳务市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的经济景气中不少发达国家也需要这些人才,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当时都在南非招徕技术移民,包括熟练技工。它们吸纳了南非外流熟练职业人士的75%,其中仅英国在1990—1996年间就吸纳了南非外流技术移民总数的大约一半,在这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南非白人技术移民社区。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与这种招徕的吸引力相比,所谓白人对国内政治变革的担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62'
大量熟练职业人士的离去对某些部门的打击特别严重。例如1994年南非各大城市平均每10万人口有市政工程师20人,到2009年由于人才流失加上自由迁徙后城市人口增加,这一数字剧降到只剩下2。8人,以至于一些城市连供水系统的维护都成了问题。'63'南非的医疗行业,由于大量医生移民而去,相当于损失了培养他们的投资14。1亿美元,而吸纳人才的国家则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仅英国因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医生移入而得到的获益,据估算就达27亿美元。'64'医生如此,熟练护工的流失也很严重。有人揭示:1994全年在索韦托地区有95万人次患者就诊,为他们服务的护士有800多人,到2000年,就诊患者已达200万人次,护士却减少到仅500余人。'65'这期间南非实行“非洲瑞典”式的政策,公立医疗系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庙多和尚少”,导致效果大打折扣。
人才流失的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对非国大政府的许多指责。不仅白人比较多的反对党如民主联盟一直批评政府的“反向种族歧视”使很多白人人才报国无门,许多著名黑人活动家也开始反思诸如“黑人经济赋权法”这类“优惠黑人”的措施效果如何,所谓恢复公平的做法是否实际上在破坏公平原则。如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就强烈指责“政府鲁莽地实施优待自己人的政策,迫使许多白人离开这个国家寻找工作,结果造成了我国技术能力短缺的危机”。'66'2004年,德高望重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更严厉地警告说,所谓“黑人经济授权”只有利于非国大的少数黑人精英,却使南非坐在了“火药桶”上,使数百万失业者生活在“非人的贫困”里。'67'还有人批评非国大的人才任用不透明,任人唯亲,把“忠于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做首要标准,造成人人想当官却鄙视专业训练和业务能力。'68'
而非国大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遏制人才外流之风,尤其是对符合南非经济发展方向的高科技制造业、高水平服务业所需人才和熟练技工予以扶持。加上像开普敦这样更为“自由化”的地方政府也努力以公平竞争的人力资本市场吸引人才,使情况开始好转。
特别是2008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衰退,对人才的需求也随经济不景气而出现低迷。更由于当前西方对一般移民熟练职业人士的雇用通行合同制,而且大部分是有期限合同。上世纪九十年代移民人才的合同期限在近几年已面临到期续聘高峰,其中相当部分人不愿或不能续聘,希望回到前景看好的南非继续自己的事业。因此近年来南非出现了人才外流减少而“回流”增加的趋势。2010年的一个调查发现英国的南非移民中有多达10万人正在考虑回到南非。'69'而著名金融服务公司PPS的一份报告称:2009年一年就有3。9万名前南非移民成为“海归”,随着国外工作合同到期,这个数字不久将上升到12万。'70'另一方面,许多准备移民的南非人,尤其是南非白人改变了注意,尤其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后,放弃移民申请者明显增加。2011年PPS公司调查了4000多名南非毕业研究生的就业趋向,表示要留在南非求发展的比例创下84%的历来新高,而且尤以会计、工程、医药、法律等过去人才外流最严重的专业为甚。'71'“南非人才‘外流的一代’正在回家”,“南非扭转了人才外流”,“毕业生对南非充满信心”等乐观的标题不断出现在近几年的南非和西方报刊上。
当然,对于这种“扭转”是否具有根本性质,仍然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西方经济危机期间的现象,西方经济恢复景气后这种“海归”潮未必还会持续。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大量外流20年后出现的“人才饥荒期市场调整”,正是因为那些领域人走得太多了,仍然不走的或者想回来的才成了物以稀为贵的香饽饽,这并不表明南非对人才的吸引力恢复了正常,更不表明南非真正具有了“新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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