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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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妮组织了一支辩护律师队伍，成员引人注目。辩护队伍的领头人是乔治·比泽斯，他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曼德拉的审判进行辩护，在反种族歧视圈子里很受尊敬。乔治是非国大和曼德拉的常务律师，因此选他为温妮辩护毫不奇怪。但温妮还想展示对她的政治支持超出了非国大，于是她聘请迪克冈·莫塞尼克，著名的“泛非洲人大会”领袖（他成为泛非大的副主席）来协助比泽斯。她还坚持请达利·姆波夫加入辩护队，那时他只是一名29岁的律师方面的生手，姆波夫唯一的声望来自他是温妮并不秘密的情人。
审判开始时，温妮的政治崇拜者组织活动对她表示大力支持。“妇女联盟”的成员穿着非国大的黑色、金黄色和绿色服装，出现在法庭土为她喝彩，其中一些人占据了审判大厅的后面几排座拉而且一直待在那里，就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团。在法庭外面，他们唱着：“民族之母，我们与你同在。”“温妮，我们爱你！”“非国大万岁！”温妮还组织了“支持温妮·曼德拉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她长期的朋友和崇拜者。审判开始时，许多高级非国大官员和共产党领导出席，他们是应曼德拉的要求而来的，但不久她的支持者就减少到几十个人。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后，她的支持委员会也解散了。除了曼德拉之外的所有非国大高级官员都不再露面了。
非国大官员态度的转折点出现在2月26日，当天她的支持委员会在约翰内斯堡市政厅举行了其唯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尽管人们都盼着温妮和曼德拉出席，但他俩并未露面。相反，非国大最高官员们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通知曼德拉夫妇，非国大再也不能被温妮利用来满足个人政治目的了。反对温妮的斗争，也是间接地反对纳尔逊本人的斗争已经开始。非国大官员提醒温妮，即使还是白人主持的审判，那也是温妮自己的事，而不是非国大的事。面色严厉，举止很像德国人的法官米盖尔·J·斯坦格曼作为自由党人也毫无名气。根据南非的司法制度，由于温妮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斯坦格曼一个人就可以听证她的案子，进行审判，并进行宣判。然而非国大对斯坦格曼本人和温妮受审的方式未发表一字的批评。
审判一开始，温妮和她在非国大里的朋友看起来似乎完全破坏了整个审判进程。八名同案犯中有四人获得保释，没有露面。然后，起诉方的最重要的证人麦克韦从他当初被绑架的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宿舍失踪了，谣言传说他被非国大秘密部队绑架了。（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一次他是自愿离开牧师宿舍，他躲到了赞比亚。在那里麦克韦声明说温妮贿赂他不要出庭作证，他在非国大特工人员的协助下秘密穿过边境。）麦克韦的神秘失踪吓坏了起诉方的另外两名主要证人克卡塞和莫诺，他们告诉斯坦格曼，他们太害怕了，不能出庭作证。他们最终作了证，但那已经是3月初的事了。
他们的证词听来令人毛骨悚然，对曼德拉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出席了大部分审判过程。克卡塞和莫诺告诉法庭，俱乐部的人命令他们叫温妮“妈咪”，她亲自主持了对他们的审讯。她试图从他们口里逼出“口供”，证明维恩有同性恋行为。这时温妮不出意料地大喊大叫起来：“你们不配活着。”克卡塞向法庭描述了温妮如何带头对他们四个人拳打脚踢，她用拳头打他的眼睛，并用皮鞭“多次”抽他，莫诺告诉法庭说温妮“用巴掌和拳头打他的脸”。然后俱乐部其他成员加入进来，“用脚踩踏他的身体，把他高高地举起然后扔下来。”这两位证人说，由于斯通比被怀疑是警察秘探因而受到特殊照顾。在遭受毒打以后，他们把他带出审讯室，扔进一个充满水的浴缸里，硬把他的头按进水里，几乎溺死他，他最后“承认”向警察报告了其他积极分子的消息。审讯快结束时斯通比已是伤痕累累，几乎无法行走。后来克卡塞和莫诺经过“改造”被逼加入了足球俱乐部，但没有斯通比。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1月1日晚上，当时“教练”理查森把他从后院带走了。
在法庭审判中，温妮被正式称为“8号被告”，对她的审判无疑是整个审判的高潮所在。4月16日，她终于站在被告席，此后三天诉方和法官对她进行了审讯，想得知事情的真相。按照温妮的说法，事实比小说更令人陌生。比泽斯在温妮受审前对她进行了几天的训练，要她坚决挺住，就像自己既没做也没看见或听见什么不对劲的事。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明了，法拉蒂被抛出来作为她的替罪羊，尽管法拉蒂的律师事先一无所知。法庭被告知，一切都是法拉蒂一手策划的。是她指控维恩有同性恋行为，是她建议把4名年轻人带到温妮的住处。这一切发生在12月29日下午，就在温妮动身去布兰德福特访问前，几个小时后理查森、法拉蒂、温妮的司机约翰·摩根去把4名受害者绑架回来。她甚至不知道4个受害者住在她的后院里，更不要说他们被绑架和遭毒打了，直到她读了报纸才知道这一切。她未曾遇到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记得斯通比“像个小孩子在水龙头那里洗手”。至于臭名昭著的“联合足球俱乐部”，在事件发生时已经不复存在，她从没有过任何“保镖”，也从不知道“后院中的男孩”中有人晚上在她的住处外面警卫。这是一个完全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但不论温妮还是比泽斯似乎并不在乎。
比泽斯为温妮进行的辩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绑架案当晚温妮在干什么，但在这方面他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尽管她对媒介报道她涉嫌绑架极为生气，但她从未对任何一个记者讲起过或发表过任何声明说她在那个性命攸关的夜晚访问过布兰德福特。“没有人问起过我这件事。”温妮很随便地说。她对媒体的报道如此之狂怒以致于决定接受一家荷兰电视台的采访，“因为我不能接受对我那些野蛮的指控，我要为自己正名”。但是即使那时她也没提起过任何有关访问布兰德福特的事，她辩解说记者本人没有问那个问题。
实际上，直到事件发生快一年半之后的1990年5月，当理查森受审时温妮才宣布了她的布兰德福特之行。比泽斯找了两个证人来证明她讲的故事是真的。塔博·莫陶，一个学生，告诉法庭12月29日黄昏时，他替摩根——温妮的专职司机开车把温妮送到布兰德福特。另一个征人诸拉·莫阿劳里是一位教师，温妮称自己在布兰德福特的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和她待在一起，然后于12月31日返回索韦托。莫阿劳里作为布兰德福特唯一出庭作证的人，向法庭提交了一本日记和一张胡乱涂写的纸，证明温妮12月30号晚上在布兰德福特开会。参加那次会议的其他人都没有出庭作证，而且温妮记不清他们任何人的名字了。莫阿劳里的证词中有好几处漏洞，也使人对温妮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大为怀疑。例如，莫阿劳里的日记中关于温妮的布兰德福特之行时间顺序混乱，而且莫阿劳里不知怎么地用三种颜色的钢笔在文件上写字，该文件用于证明温妮出席了一个讨论装备日托中心所需设备的会议。文件最上边的“12月30日”是用一种与文件其他条款不同的墨水写上去的，有力地表明那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
在她三天的证人经历中，温妮做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声明。她说坚持要理查森“说出真相”，一位记者曾于2月19日采访他关于绑架和殴打4个索韦托青年的问题。她在场并要求理查森承认的确有过“殴打”，而不仅是无伤害的“轻轻拍打”，而她开始正是要求理查森那么说的。她告诉斯坦格曼法官，“他至少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高尚的男人说实话，陛下。”没有人抓住这一机会问她是否“高尚的女人”也有义务说实话。
温妮结束了她在法庭上的任务，现在该斯坦格曼法官了。5月13日他宣布了判决，他对温妮的证词品格的判断是毁灭性的。温妮与她的同谋法拉蒂表现得“极度缺乏正直感”，已经脱离正轨，回避事实真相。他说，温妮的证词充满了“精心准备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和“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关键问题是，斯坦格曼是否像两年前解放运动的法庭那样，判定温妮是绑架4名青年人的背后指使人。斯坦格曼法官最后宣布她一定是这一切行动的背后主谋，因为——法官措辞得体地称——从设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曼德拉夫人作为精神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就像设想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一样。只有当他宣布对温妮在殴打四名青年人中所扮演角色进行宣判时，法官才对她的罪行有所怀疑。起诉人未能证明她去布兰德福特是在撒谎。因此像她所说的那样，仍存在相当大的可能性——她在殴打开始前已经离开。然而，她后来肯定知道了绑架和殴打之事，但即使在索韦托领导的压力下，她仍拒绝释放被绑架青年。斯坦格曼最后说，至少温妮是名从犯。他判温妮和法拉蒂犯有绑架罪，而且温妮还协从殴打了4名青年。
那天出席审判的几乎所有记者都与斯坦格曼法官对温妮的评价一致，认为她是“一个冷静、沉着、从容不迫、毫不脸红的说谎者”。然而，使每个人感到震惊的是法官先生对温妮的品质大加指责，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白人或黑人官员如此毫不掩饰地谴责这位前“国母”。在斯坦格曼对案件长达六小时的回顾中。温妮始终毫无表情地听着，但即使是她在听到斯坦格曼对她人格的评价时也大为震动。对斯坦格曼的调查结果，她唯一反应是说她很高兴法官先生没有判她犯有殴打儿童的罪行。她突然脱口而出“那才是我关心的事情”。快走到法庭大门时，温妮又恢复了通常的微笑，而纳尔逊却没有。很明显斯坦格曼对他妻子的判决动摇了他的信心，头一次他无法露出那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斯坦格曼判决如下：由于犯有绑架罪，从第二天起温妮需坐5年牢；又由于她协同参与了殴打青年事件，另加1年徒刑。他还提到温妮在屈服于巨大的社会压力而释放两名被绑架青年之前，曾把他们拘押了20天，她对受害者“完全没有同情心”。法官先生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们中的哪个人哪怕觉得有一丁点儿难过或者下不为例的意思。”法拉蒂被判6年徒刑；摩根1年。乔治·比泽斯立即宣布他将对斯坦格曼的判决提出上诉，但温妮和曼德拉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损害已经不可能弥补了。（1993年6月2日，上诉法庭撤消了斯坦格曼对温妮绑架罪的宣判，而是改为1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另加罚款约10000美元。法庭还撤回了对温妮犯有协同殴打罪的指控。）
这次审判粉碎了纳尔逊对他那么久以来一直挚爱的女人的最后幻想。在刚刚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她已经两次被判犯有不轨行为，第一次是她的同事们进行的非正式的审判；第二次则是法庭的正式审判。斯坦格曼法官和温妮的同事对温妮作出的结论相同，纳尔逊再也无法继续相信她是清白的。但他想得更远，他也无法保护她不被非国大领导人们赶出去了。对于斯坦格曼对他妻子的可靠性和名誉作出的可怕的论断，非国大执委会没人提出异议。法官宣判后的沉寂震耳欲聋；更进一步，曼德拉要求非国大把温妮的审判看做是政治审判，但遭到非国大领导层的拒绝。非国大采取的立场既反对他也反对温妮。曼德拉突然面临这样一种前景：在他周游世界时，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位被判犯有绑架罪的女人。她会使他在政治上极为尴尬，而且，被内疚感所折磨的纳尔逊不准备与她离婚或不再保护她。不，他不会的。直到1991年秋天他才转过弯来，但事情的发生却与审判毫无关系。
到1991年中期时，温妮已不仅是一个犯有殴打儿童之罪的女人，她还变成了一个精于玩弄政治阴谋，能通过变幻无穷的诡计来促进个人政治事业的女人。曼德拉刚被释放时，她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扮演起贤内助的角色，把纳尔逊推向镜头。在讲坛上，她毫不炫耀地站在他的身边或身后，面对那些来聆听他们心目中的麦加圣音、目睹他们心中之神的群众，她几乎一言不发。在适当的时候，她与曼德拉合演“曼德拉一家”——两人肩并肩站着，面带具有感染力的微笑，伸出的拳头紧握着；温妮会大喊：“权力！把权力还给人民！”
这种情形很短暂。起初，纳尔逊被温妮搞得迷迷糊糊，急切地帮她促进她的政治事业。他开始帮助她赢得非国大在奥兰多西区的分支机构和“妇女联盟”的选举，使她有了一个本地权力基础。他挨家挨户地拜访民众，号召他们投温妮的票。她轻松赢得选举，给了她通往地区和全国级的政治活动的跳板。在曼德拉和他在非国大内的老战友们的帮助下，1990年秋天温妮当选为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部长。这一提升激起相当的争论，但曼德拉在1991年2月8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反对她这一任命的人“屈指可数”。
这一职位为温妮提供了她所需的政治舞台：她需要频频在城镇里和棚屋的帐篷里露面，使她能在非国大喜好战斗的成员中赢得支持者。
就像爱娃·庇隆＇1＇在阿根廷做的那样，温妮把自己塑造成穷人和被压迫、被蹂躏人民的英雄。与此同时，温妮忙于与非国大内部的“激进分子”和“革命分子”建立联盟，尤其是那些属于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她和“民族之矛”总参谋长克里斯·哈尼常在一起。哈尼不仅是非国大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他还是南非共产党总书记。甚至在1991年官方的曼德拉圣诞卡片上，她还宣扬自己与哈尼的亲密友谊，在卡片的背后有一张她和哈尼的合影。温妮是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只是一种猜测，而没有什么证据。她有时戴一个共产党徽章，但她常穿军装；徽章与她的军装和军帽非常协调。她想表明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