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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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呼吁白人同胞们加入到我们当中共同建立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同样是你们政治上的家园。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斗争，孤立种族歧视的政权。
“现在解除制裁将冒着风险——使完全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受阻。我们向自由前进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决不能让胆怯挡住前进的路。
“在一个团结、民主、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全体选民参加的投票是通往和平和种族和谐的唯一之路。
“总而言之，我想引用我在1964年审判会上的话。它和当时一样真实可信，我引用：
“我为反对白人专政而战，我也为反对黑人专政而战。我的理想是在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共存并且具有平等的机会。这是我生而追求实现的理想。但是，如果需要的话，这也是我准备为之献身的理想。”
尽管曼德拉姗姗来迟，人们一直耐心地等待。但形势急转直下，黑暗中一批暴徒离开退场的人群去抢劫商店，警察用子弹进行还击。
“绞死曼德拉！”比勒陀利亚一个新纳粹组织的旗帜上写道。
第二天的情形恍若梦境：曼德拉夫妇出现在阿克比舍普班图人居住区，温妮身穿束腰长袖长袍，头戴包布头巾，显得非常美丽，她的丈夫微笑着和她手牵手漫步穿过花园。他们走下台阶与等在那儿的西苏鲁夫妇会合，然后会见记者们。
初次与曼德拉相遇，许多国际媒体的代表都深为倾倒。如果曼德拉在狱中曾读过他们的文章，当他听到作者的名字时，他就像老朋友似的向他们问候。《伦敦日报》的一位代表说：“对一个已经30年未举行过记者招待会的人来说，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演。”
当人们问及他获释时的感受时，曼德拉回答道：“热诚——有些超乎我想象……我所能有的全部就是激动。能有机会与你们交谈我也很兴奋。”
“对狱中的28年你作何感想？”
“我失去了很多，我的妻子处于种种压力之下；对一个男人而言，看着他的家庭苦苦挣扎而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尊严——一家之主不在。这种滋味并不好受。环境的确艰难，但也有好处——我们有机会考虑我们的问题。”温妮面无表情地听他讲着。
曼德拉补充说，虽然政治犯们士气高昂，但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怀疑是否真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罗本岛上的政治犯才能之高令人难以相信：你坐下来跟一个人谈话，谈话结束后你的知识便得以丰富，而你的眼界也更加开阔。
曼德拉强调非国大很关心南非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让他们放宽心。“我们理解他们的担心。”他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
“曼德拉言语间毫无尖酸刻薄，他内在的镇定和自信是如此出人意料，简直令人难以抗拒其魅力。”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评论道。
随后，曼德拉乘飞机飞到约翰内斯堡，回到自己的“家”。西奥兰多维拉卡兹街8115号，他的小砖房外面，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他和温妮的归来。曼德拉惊讶地发现索韦托城已扩大了许多，远远超出他年轻时的城区范围，现在这里住着数不清的百万富翁。
曼德拉站在西苏鲁旁边，对人们说：“我们已经70多岁了。留给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有了你们给我们的大力支持和激励，我们即使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含笑瞑目了。”
在温妮、津姬和他的儿子及非国大成员的陪伴下，曼德拉沿着索韦托足球体育场的跑道环行。“气派十足地前进。”看台上85000名观众和体育场外约12000人，唱着自由歌，齐声高呼“祝你健康！”“这是南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一位受到感染的电视节目制作人说。他指出“当曼德拉被投入监狱时，欢迎的人群中90％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曼德拉一家登上主席台，与西苏鲁一家、姆朗吉尼斯一家，民主联合阵线领导人及老友们（如阿瑟·卡斯卡尔森和乔治·比泽斯）相聚，他们都是“利沃尼亚审判”中被告一方支持者。
曼德拉开始讲话，“获释回到你们身边令我非常高兴，同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因为我了解到你们仍然在一种非人道的体制下受苦受难，”他强调说，“我必须通过引导和争论，让爱国的白人同胞相信：没有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将是我们所有人更美好的家园。”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失业、住房紧张、学校危机、高犯罪率和故乡发生的战斗。只有实现一人一票的目标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他的演讲辞属于那种学者类型的，经过慎重考虑。他号召青年人返回校园，在此之前他（她）们在“先解放，后教育”口号的诱惑下离开了学校。2月25日在德班约10万人集会，当曼德拉号召他们——绝大多数是祖鲁人——“拿起你们的枪，你们的匕首，你们的大切刀，把他们扔进海里去！”许多人不耐烦地离开了。
3月，在塞伯肯附近，警察屠杀了11名抗议者，打伤了约400人，此时距沙佩维尔惨案约30年。这件事使得非国大与政府的“讨论谈判”希望彻底粉碎。两天后在纳塔尔省因卡塔党人对非国大最强有力的据点发起攻击：一周内杀死80人，成百上千的人受伤。
曼德拉乘机前往卢萨卡，去同流放的非国大领导人会谈。他们中有克里斯·哈尼，年轻的“民族之矛”及共产党领导人，有“判国罪审判”中的同志们。3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外的一座小宫殿里，曼德拉终于与奥利弗·坦博重逢了，这时坦博已身染小恙。在这最动人的会见中，坦博请曼德拉接管非国大。曼德拉后来解释说：“我说对一个刚出狱的人来说，这样容易被人误解。因此我成了副主席。”
非国大必须立即从解放运动组织转变为政党。非国大在约翰内斯堡租用的现代办公室难以掩饰这个组织在管理上的低效，这些办公室很快会被整片的“贝壳房子”所代替。
在六个星期里，曼德拉访问了14个国家。他对支持非国大的国际组织表示感谢，并期望他们能继续对南非进行制裁，施加压力。另一件大事是筹措基金，帮助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流放犯重返社会。在纽约哈莱姆黑人区，他谈到非国大对美国社会在心理上的认同，谈到彼此拥有共同的历史经历。6月16日曼德拉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动人的演讲中说道：“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来实现种族和解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然而在美国，筹措基金的努力难有明确结果。因为他诚实地，有些不明智地提到他与卡斯特罗、卡扎菲和阿拉法特的友谊。美国的批评家指责他，质问他，曼德拉反驳道：当西方国家袖手而去的时候，正是他们（指卡斯特罗、卡扎菲和阿拉法特）支持了“民族之矛”的武装斗争。曼德拉还说：“任何正直的自由斗士都不会抛弃那些曾在他困难时帮助他的朋友们。”
无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在西方国家，曼德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温妮陪他去伦敦参加庆祝他获释的摇滚音乐会。在纽约骑马陪在曼德拉旁边，游行队伍抛着彩带。在非洲他穿着短跑衫。在底特律他戴一顶棒球帽。在巴黎胜过了所有城市——以泛光灯照耀下的艾菲尔铁塔作背景，米德兰夫妇与曼德拉夫妇穿过巨大的广场，缓慢而庄严地彼此走近，拥抱在一起，人群欢呼，注视着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曼德拉有时间思考、学习。他特别喜爱文学——1976年写给温妮的信中显露出他在诗歌方面的创作倾向：他觉得“像沙漠一样干燥”，直到温妮的信“给他带来夏日的雨露，使他又恢复生命活力”。他还提及“戴上面具”，在面具后面他渴望家庭。现在回家以后，他又不得不求助于那个面具。因为不仅为了暴力事件和谈判推迟而心事重重，他还知道了温妮的不忠，每想到此，曼德拉心里都发生激烈斗争。在公众面前，他富有魅力、彬彬有礼，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由于关于他的现状的流言广为传播，民主工人匆忙赶到海伦·约瑟夫的生日宴会，而他同所有工人都打招呼。
回到索韦托后，非国大坚持认为曼德拉的房子太小，也不太安全。曼德拉被搬进了温妮的住处。但他在温妮宽敞的房子里感到很不自在。他想在自己的出生地——特兰斯凯的库努建一幢他向往已久的房子。他决定这所房子应该建得跟维克托·韦斯特监狱里他住的牢房一模一样。库努的茅屋和其他建筑物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即使是在与家人和朋友重逢的喜悦时刻，曼德拉仍然为这里的赤贫所震惊。他去拜望父母的墓地，搜索着儿时的记忆。曼德拉又回忆起那些浪漫的日子：那时他放牧着牛羊，乡间像天堂一样美好，那是他生命中最愉悦、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曼德拉曾对一位《时尚》杂志记者缅怀那段时光，他描述了科萨人的成人仪式和自己的经历，这种仪式使青年人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那时他17岁，刀锋切除包皮的痛苦差点让他喊出声来，但在部落长老们的注视下，他忍住了，他很高兴自己已变成一个成年人。
记者问他，长老们对他的反应怎么样？
曼德拉很自豪地复述了长老们的评语，几乎是恭维他的评论——“这是个男子汉！”他相信在那种剧痛下保持镇定的心理效应将永远支持自己，给自己以力量。
在监狱里曼德拉耐心而且静静地锻炼身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出狱后的几个月里耗神费力，但他仍相当健康。有一次他患肺炎而卧病在床。被迫在短时间内离开公众，曼德拉有时就在一个朋友的野味农场休息。敬重他的人从四方八方赶来，曼德拉似乎从人们的感情中汲取了力量——能量和快乐；然而他仍然相当平民化。当人们问及他的宗教信仰时，他解释说他在罗本岛从未错过一次礼拜仪式，在岛上他经常读圣经。“我并不是特别崇尚精神的。”他补充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对生活很感兴趣，试图了解它的秘密。”
1990年5月2日至4日，非国大和政府间的正式对话终于得以在格鲁特·斯凯尔举行。格鲁特·斯凯尔是为西瑞尔罗兹而建，在开普敦它曾是一系列总督、将军和总统的住所，那些人曾无情地维持着白人统治的结构。在那种威严的环境里，如姆贝基所说，特别倾向于在一分钟之内，所有人都明白房间里没有人头上长角，事实上，讨论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握手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和电视屏幕上。他们身后是代表们，包括乔·斯洛沃。乔曾被认为是最可怖的共产主义强硬派，而现在他对缓和局势颇具影响。这种景象向全国发出和解的信号，形成欢乐的波浪。
随着不祥的暴力事件爆发越来越频繁，这种欢乐感很快烟消云散，非国大也开始考虑与政府会谈是否明智。在纳塔尔省死亡地带，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从那里招募的祖鲁人被大巴运送到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各教区，去占领流动工人的招待所。他们组织起来，进攻居民，支持非国大的年轻同志予以反击。戴大绒帽的人洗劫通勤车，屠杀无辜乘客。混合出租车里、酒吧里及家里都有零星的射杀黑人的事件。警察袖手旁观，或者像开普敦市警察那样，催促杀人犯继续。“哭泣时期”，瑞克·麦克亨德——一位记者在他的文章中记录了这段暴行。他指出，非国大与政府1990年8月6日举行会谈，刚同意暂停武装斗争就出现了这些暴行。
“黑人对黑人的暴力”，“科萨人对祖鲁人”——口号冒了出来。评论家们怀疑是否种族隔离政策的暴力文化激起了这种残暴行为。小旅馆和公用地帐篷里的令人恐怖的生活条件、失业、贫困、没有土地、缺乏教育、四面受挫的青年人都是酿成危险局面的因素。但并不只是曼德拉一人声称，国家安全力量中的一种“第三力量”试图使黑人社会从而使非国大陷入动荡。
1991年1月，曼德拉不顾非国大其他领导者的反对，会见了布特莱齐。布特莱齐警告说非国大要求选举议会和组成过渡政府只会导致灾难。曼德拉试图缩短彼此间的鸿沟，他感谢布特莱齐帮助他获释，但非国大和政府双方谁都没有诚意来实施共同签署的和平协议。几周内因卡塔党人占领了一个容纳几千人的招待所，这家招待所在亚历山大区，离约翰内斯堡的豪华近郊沙顿很近。三天内在战斗中有45人死亡，警察还是未采取任何行动，但在另一个教区，警察却迅速出动杀死了非国大示威游行人员。
曼德拉对政府不采取措施对付暴力感到愤怒了。在开普敦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他对“美洲大会”的成员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德克勒克总统。而在此之前他称赞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然而，曼德拉意识到如果由于暴力事件而推迟与政府的对话，对非国大来说等于自己打败了自己，而这恰恰是德克勒克阵营中那股势力想要的结果。他决定冒一次险——宣布非国大放弃与政府会谈的先决条件。1991年7月间，非国大在德班举行了近30年来首次在南非国内召开的全国大会，会议地点离祖鲁人控制的中心地带很近。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上，曼德拉成功地向代表们表明：谈判是运动的另一“斗争舞台”，而推迟谈判只会失算而让敌人得寸进尺。
奥利弗·坦博1990年12月回国时受到热烈欢迎，他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在国外流放多年回国的“犯人”都参加了这次盛会。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他以顽强而著称，而且他出身贵族，又坐了许多年牢，这些无疑有助于树立他的权威形象。但在选举非国大秘书长问题上曼德拉受挫。他想让阿尔弗雷德·恩佐，一位放逐归来的老资格秘书长保留原职，但是领导国内民主联合阵线的年轻成员们的看法更受欢迎，他们推举西里尔·拉马弗萨担任这一职务。
7月19日，《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表明多年来政府安全部门一直在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和其他反非国大的强硬组织。然而，德克勒克总统断然否认与此事有牵连，这一事件即后来有名的“因卡塔门政治丑闻”。在曼德拉获释前，德克勒克试图与布特莱齐和其他“黑人家园”的傀儡组织组成一个联盟，而现在，在他鼓起勇气释放了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