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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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在国内政治中我们把共产主义分子看做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国家也给予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组织中，共产主义国家联盟一直在支持亚非国家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看起来比一些西方大国更同情我们的痛苦处境。虽然全世界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但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声音比绝大多数白人世界的更响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像我在1949年时那样傲慢的年轻政客才会宣称共产主义分子是我们的敌人。”
他转而谈论个人立场。“我总是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非洲人爱国者。”然后他讲述了他在特兰斯凯、在滕布兰德地区代理酋长的监护下成长的经历。现在他被无阶级社会的念头所吸引，这部分是由于阅读马克思著作，部分是由于他对南部非洲早期社会结构的赞赏。那时，土地属于部落，没有任何剥削。
“的确，我曾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的领袖们也是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如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都承认这一点。我们都觉得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使我们的人民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来克服遗留下来的赤贫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实际上，我本人相信，共产党能否在我们政治斗争的这一特定阶段上发挥其特殊作用可以辩论。目前的根本任务是消除种族歧视，在《自由宪章》的基础上获得民主权利。只要共产党能促进实现这一任务，我欢迎它帮忙。我意识到这是吸引各种族人民参与我们的斗争的方法之一。”
“从我阅读马克思主义者论著和与马克思主义者谈话中，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动的。而我恰恰相反，对那种制度很欣赏。”
《大宪章》及《民权法典》为全世界民主人士所推崇。曼德拉补充道：他很敬重英国的政治、司法制度；美国的国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东西方两方面影响，在探索政治方案时，他想绝对地客观。
曼德拉又转向共产主义问题。法庭展示了他的3份手稿，这都是他作的笔记，他解释当时的情况：他的一位既是非国大成员又是共产党员的老朋友，一直试图说服他加入共产党。曼德拉屡次拒绝，并批评共产主义分子的著作含糊而且净是晦涩的术语。他的朋友请他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用简化的形式重新起草一份材料。“我同意了”，曼德拉告诉法庭，“但我没有做完这件事……在法庭展示这份未完成的手稿之前，我从未再看到过它”。
（20年之后，博塔总统大肆引用当年的一份证据。在1985年8月的“声明”中，他试图把曼德拉描绘成一个残暴的共产主义分子。他引用如下一段话：“我们共产党员是现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在实现共产主义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敌人并把他们扫出地球。”博塔先生没有提及曼德拉并没有写这段话，这是他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上面抄下来的，这本小册子也作为证据在审判中被人展示。）
曼德拉接着谈了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援助用于补充国内基金来源。在叛国罪审判期间，那种援助来自西方国家中同情他们的个人和组织；当时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寻找另外的资金来源。但是，“民族之矛”成立后，他意识到缺乏基金将会阻碍他们扩大活动规模，因此非国大提出从非洲国家筹集资金。在与非洲政治运动领导人的谈话中，曼德拉发现他们几乎全都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得到过援助。一些著名的国家，他们是非共产主义的，甚至反共产主义，也接受过类似援助。回到南非后，他强烈建议非国大不应局限于从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支援，也应试着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援助基金。
政府曾表明，“民族之矛”是在共产党的启发下成立的，共产党企图利用“假想的苦难促使非洲人民参军，表面上是为非洲自由而战，但实际上是为共产主义国家而战”。
“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相更远的了。事实上，这种暗示非常荒唐。‘民族之矛’是非洲人自己组建的，目的是深化在他们自己土地上争取自由的斗争。共产党人和其他人支持这一运动，我们只是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中来。
“我们的斗争反对的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南非非洲人的两种特征——贫困和没有尊严。立法加强了这两种特征，我们力图取消这种立法机构。我们不需要共产主义分子或所谓的‘煽动者’来教我们这些。
“南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可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但这里对比极为鲜明。白人享有的生活水平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而非洲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40％的非洲人住在‘保留地’，那里毫无希望、人口稠密，而且有时极为干旱。30％的人做劳工、佃农或在白人的农场里干活，生活条件很像中世纪的奴隶。剩下的30％住在城镇里，在那里他们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习惯使他们在许多方面与白人标准很接近。然而，即使是这一群人中也有许多人由于低收入高物价而陷于贫困。”
曼德拉引用了南非最繁荣的地区——约翰内斯堡的一组普通非洲人家庭的贫困数据：46％的家庭入不敷出，随着贫困而来的是营养不良与疾病，南非的婴儿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贫穷并不是非洲人唯一抱怨的东西，白人制定的法律是为了维护这种现状。有两条路可以摆脱贫困：第一是通过正规的教育，第二是工人在劳动中得到更高的技术，从而提高薪水。但是这两条发展之路都被立法有意地取消了。
他引用了1960—1961年间黑人和白人教育经费的有关数据：每个白人儿童得到的教育经费是黑人儿童的约12倍；同时班图教育法规限制非洲人，使他们只能受到比白人低级得多的教育。根据就业的肤色限制，所有的比较好的工作都为白人而保留；黑人工会不被承认，罢工是非法的。
曼德拉继续说：“非洲人遭受没有尊严之苦，其直接原因是白人统治的政策。白人统治意味着黑人低下，……白人倾向于把非洲人看做单独的一个种。他们不把非洲人看做是有自己家庭的人，没有认识到非洲人也有感情——他们也像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那样同自己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他们也想挣足够的钱养活家庭，使他们有吃、有穿、有学上。但哪个‘家仆男童’或‘花园男仆’或流动劳工敢有这样的奢望呢？”
从其个人经历和他作为律师及政治领袖所看到的一切，曼德拉准确地指出白人政府统治下非洲人所忍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愿望，这个政府宣称代表欧洲基督教文明。
“《通行证法》是南非最令非洲人痛恨的法律。它使任何一个非洲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警察的盘问。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人男子，他不曾因其通行证而与警察打过交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通行证问题而坐牢；更糟的是这样一种现实——通行证法使丈夫不能与妻子住在一起，从而导致家庭生活破裂。”
这种家庭生活的破裂和贫困导致了可怕的社会崩溃，以及城镇里已很普遍的那种暴力。监狱和死刑治不了这种恶疾。
“非洲人希望他们的工资能够养家糊口；非洲人想从事他们能够从事的职业，而不是政府说他们能做的工作；非洲人希望住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而不会因为那不是他的出生地就被赶出来；非洲人希望能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那些房子永远不会属于他们；非洲人男性希望同他的妻子、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是被迫到单身宿舍去过违背人之常情的生活；妇女们则希望与她们的丈夫住在一起，而不愿留守在保留地寡居；非洲人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内旅游，在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指派的地方去；非洲人要求在全南非享有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想拥有安全保障和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它，我们将会永远地无能为力。我知道，这些话在这个国家的白人听来很革命，因为大多数选民是非洲人，白人因此害怕民主。但是，我们不能允许白人的这种恐惧阻碍民主进程，因为民主将保证种族间和睦相处，所有人都拥有自由。不能认为全民拥有选举权会导致种族统治；建立在肤色基础上的政治区分完全是人为的，它消失后，肤色统治也将不复存在。非国大已与种族主义斗争了半个世纪，即使它取得胜利，也不会改变反种族主义的政策。
“这就是非国大正在奋斗的东西，他们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斗争。它是非洲人民的斗争，这是由他们的苦难和遭遇激发的。这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曼德拉停了下来。法庭非常安静。他抬头看了看法官又继续讲，他的声音很低：
“在我的一生中，我把自己奉献给了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专制。我想着会有民主自由的社会，在那种社会里，所有的人和睦共处，机会均等。我愿意为这个理想而牺牲，如果需要的话。”
他坐下了。旁听席上传来深深的叹息声，接着又是沉寂。直到法官对布拉姆·费雪说：“你可以叫你的下一个证人。”
曼德拉已经讲了4个小时。现在2号被告沃尔特·西苏鲁作为主要辩护方证人，要面对原告长时间的攻击。但是当他一旦测出尤塔的水平后，西苏鲁仿佛忘记了他是站在被告席上。他已经有11年没在公共场合露过面了。现在他要控制这一讲坛，因为法庭的确是个好讲坛。他和戈文·姆贝基的任务是讲清非国大与“民族之矛”的区别；姆贝基、卡斯拉达和伯恩斯坦谈到他们长期对共产党的忠诚；所有被告都矢口否认曾制订过游击战争的计划。
尤塔博士准备代表政府作最后发言。他把几个大而厚的本子交给法官，然后从第一本开始读起。他再次宣称，游击战争不仅已得到批准，而且确定了开始的日子。这时，法官打断他，要他承认，他没有证据能推翻辩护人坚持的从未有过这类战争决定。尤塔放弃了，他说：“如果阁下愿意这样认为的话。”尤塔的发言持续了4天，他既不试图进行分析，也不对证据进行评价。
他最后说：“证据清楚地表明，如果不是警察采取行动的话，今天的南非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血腥的、野蛮的内战。公众应对警察感激涕零。”
辩方提供了有力的法律证据，布拉姆·费雪使德·韦特确定没有对游击战争作过决议或确定过具体时间。
曼德拉和另外6个人承认了某些指控，卡斯拉达、伯恩斯坦和姆拉巴则否认了所有指控。只有两个问题了：对否认全部指控的怎么处理？对承认部分指控的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会不会判死刑？
布拉姆·费雪告诉被告们他们必须成功地证实事实上从来都没有真正地作出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并且在破坏活动中不应该伤及人的性命的政策是确实制定了的。他接着说道：“我必须坦率地指出，即便我们成功了法官仍然可能作出死刑判决。”
乔夫知道对费雪而言，讨论这种可能性是多么艰难。莫莉·费雪曾告诉乔夫，每一夜，她都听到自己的丈夫在睡梦中高声呐喊：“我们必须拯救他们！”乔夫也曾梦见他们走向绞刑架，经常被吓出一身冷汗而惊醒。
1964年6月中旬，判决将在星期四宣布。星期一，星期二，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给伦敦大学写他的毕业论文（当时他正在学法律专业，将准备通过考试）。星期四，他和几乎每一个人（除一个外）都被认定有罪。当他们被押回监狱时，他们和大街上的群众相互致以传统的致敬，“权力！”“归于人民”交相辉映，同时唱起了非洲的赞美歌。他的律师也到监狱讨论当第二天刑罚宣布时应进行的工作。
乔夫回忆说：“辩护律师们和我在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在监狱停下来。在死神的阴影下，被告们很镇定。他们唯一想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宣判他们死刑，他们在法庭上应该有怎样的表现。我们说，法官会首先问曼德拉：‘你想提出什么理由证明不该判死刑吗？’纳尔逊决定，如果那样的话，他将有很多话要说：如果他们以为通过判处他死刑就会摧毁解放运动，他们就错了。他准备去死，并且知道他的死会鼓舞他的人民进行斗争。我们指出，这样讲话很难达到促成上诉的目的。纳尔逊的回答很明确：如果判死刑，他将不上诉。西苏鲁和姆贝基也持同样态度。他们3人都坚定地表示，这不要影响其他人的决定。”
6月11日，星期四，重新开庭。温妮·曼德拉和她婆母及泽妮、津姬一起来到法庭，曼德拉的这两个女儿，大的5岁，小的4岁。法庭不准她们进去，她们只得与朋友们待在外面。
比勒陀利亚教会广场上人群拥挤，重兵把守；正义宫内有武装警察，旁听席上嗡嗡作响。当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从下面的牢房走上台阶，进入被告席时，法庭安静下来。
庭长用3分钟的时间宣读判决：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的主要发起人，其目的是进行破坏。接受辩护人的观点，即这些领导人曾指示“在行动中应注意避免伤人或杀人”，但是他们应该考虑到破坏活动“可能会失去控制”。这些领导人没有同意游击战争的计划。他补充说：“我不认为被告的动机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是利他主义的。人们组织革命通常都是为了接管政府。”
法官最后说：“判决如下：纳尔逊·曼德拉犯有所指控的全部4条罪行；沃尔特·西苏鲁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