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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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的审讯中断了很长时间。被告们正在为即将回家而兴奋，约翰内斯堡发生的骚乱又让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几十人受伤。同往常一样，政府拒绝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市政会进行的调查发现，暴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乏职业训练、缺乏娱乐设施；非洲人上下班乘坐的火车拥挤不堪，“极不舒服”。司法部长斥责这些调查结果毫无意义。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三、为自由辩护
纳尔逊·曼德拉和埃韦琳·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滕比凯利（滕比）和马克加图，女儿马卡基韦。曼德拉热爱家庭，喜欢孩子们陪在自己身边；当他们渐渐长大时，他送他们去奥兰多学校上学。有一天，曼德拉开车捎着奥利弗·坦博的未婚妻阿德莱娜·图库杜出门，马克加图也跟着。走着走着，他们追上了前面的一辆马车。曼德拉放慢车速，让马克加图看那几匹马，跟他讲起自己童年时代农村的生活。阿德莱娜认为这一事件表明曼德拉对另外一个田园世界神往已久，他还想把这种向往之情传递给他的孩子们。生活在奥兰多现实中的他们，眼前看到的是凄凉的旷野，一排排屋子上空是那永远袅袅的炊烟。
曼德拉具有律师资格，1952年起他和坦博合作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坦博原来是教书的，后来改行做了律师。事务所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幢叫做“大法官住宅”的房子里，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二楼，门上的铜牌写着“曼德拉和坦博”字样。这座不起眼的房子属于一个印度人，它是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租用的房子之一。
尽管非洲人做律师并非没有先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立者中就有好几个律师。但他们俩的合作不仅在约翰内斯堡，而且在特兰斯凯也引起了轰动。一个滕布人欢呼着说：“这是我们土地上走出来的律师啊，我们太兴奋了。”
他们两个人在法律方面同在政治上一样，个性互补：曼德拉为人热情，对生活有着热切的渴望；坦博则总是深思熟虑，从容不迫。俩人都嫉恶如仇，但曼德拉在表达那种愤怒时更为有力。
“多年来我们肩并肩合作”，坦博在一本曼德拉著作及演讲集的前言中写道，“每天早晨纳尔逊和我在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都要先穿过耐心等候的人群，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可以炫耀自己是世界上在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里关押的非洲人人满为患。他们中有人犯了重罪——暴力行为在种族隔离社会中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但有的犯人只是稍稍触犯法律条文，在任何真正文明的社会里他们都不至于被监禁起来。失业相当于违法，因为非洲人如果没有经政府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证明，在城里就成为“盲流”，很难逃脱被捕的命运。
没有土地也是违法。“每周我们都要与农村来的代表团谈话”，曼德拉说，“代表们头发花白，一副饱经风霜的感觉。他们向我诉说白人们怎样把他们从其世代耕种过的小块土地上赶走。酿制非洲啤酒也是非法的，喝这种酒或者卖这种酒用挣来的钱补贴家庭微薄收入也是违法的。那些这样干的妇女们面对的是高额罚款和长时间的监禁。”对白人失礼也可能违法。住在“错误”地区——已宣布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居住区的地方——对非洲人来说也是非法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将不计其数的无辜群众变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播下了仇恨和绝望的种子。本该去学校读书或去学专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游来荡去，结帮拉伙，把他们的怒气发泄到社会上。正是社会制度把他们逼到犯罪和贫穷的绝路上。曼德拉与坦博的办公室里有些浅黄色卷宗，里面记录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故事。“如果说刚开始合作时我们还不准备造种族隔离制度的反的话，那么我们在办公室所见所闻也足以改变我们的态度。在我们所属的社会团体中，我们自己爬上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但是法庭上的每件案子，每次去狱中探望我们的委托人，都使我们想起：我们的人民还在屈辱和痛苦中煎熬。”
“我想说”，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讲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维的非洲人的全部经历都会不断驱使他感到痛苦，一方面是良知，另一方是法律，而两者是对抗的……这种法律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而且是无法容忍的”。
有好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办7件案子。种族隔离的实质使许多案子成了政治案件。他俩也办理民事和离婚案。曼德拉补充道：
“在法庭上，许多官员对我以礼相待。但我们也常受到一些人的歧视，还有人对我恨之入骨，抱有敌意。我们总能感觉到，无论我们做律师做得多么棒，办案多么准确无误，无论我们对事业的追求多么执着，我们永远成为不了检察官、执法官或是审判官。我们意识到，作为辩护律师，与我们打交道的官员们虽然能力和成就并不比我们强，但他们的白皮肤却保证他们处于优越地位，并保护其这种地位。”
曼德拉和坦博事务所聘请过的律师中有乔·斯洛沃和哈罗德·沃尔佩，他们都是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法学院就读期间的同学。他们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斯洛沃发现曼德拉极为反对共产主义）。在办公室里，曼德拉是个严厉的监工，在法庭上，在与执法官和警察打交道时曼德拉锋芒毕露，富于攻击性，非洲人挤满了旁听席，争相目睹其风采。但他的幽默感也很强。有一次他给一个女佣进行辩护，她被指控偷了“太太”的衣服。曼德拉扫了一眼作为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筒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她回答说，很尴尬，不敢承认。这件案子也就这样解决了。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请求把曼德拉逐出律师行业，因为他犯有领导“蔑视行动”罪，其行为“与一个受人尊重的行业的成员应有的行为标准不符”。著名律师、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威尔特·沃波克出庭为曼德拉辩护。最高法庭认为他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还认为一个与自己的人民一起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律师，丝毫无损于律师的荣誉，即使其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法庭支持曼德拉，要求法律协会支付全部费用。
1959年1月19日，辩方律师又一次取得胜利——又有61人的指控被撤消了。150名被控人中只有30人还在受命，他们中有利莲·恩戈伊、海伦·约瑟夫、沃尔特·西苏鲁和纳尔逊·曼德拉。
1959年1月。根据《团体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用曼德拉的话说就是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角落里开业”，“其实就是要我们放弃，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这么多年接受的训练正是为人民服务，凡是有资格被称作律师的人都不会答应那种无理要求。”他们不顾可能会被起诉、被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禁令。只要有可能，曼德拉和坦博就在周末及晚上继续开业。
1960年是“非洲年”。南非以北许多国家在这一年赢得独立，给南非人民的斗争以巨大鼓舞。一种危机感在全国弥漫：在纳塔尔省，已有2000多人被捕，黑人警察被杀，非国大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要求“采取行动”；在特兰斯凯，庞多人起义开展得如火如荼，政府已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在南非托管下的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人们抗议强制黑人从温得和克居住点迁移，警察向抗议群众开枪，杀死11人，伤了44个；在开普敦，2月3日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宣称，一场“变革之风”正席卷非洲，这一举动震惊了南非朝野上下。
示威运动定于3月31日举行。3月21日，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的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通行证法》。在位于德兰士瓦南部韦瑞尼京郊外的沙佩维尔黑人“样板”城镇，泛非大志愿者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集会示威。好奇的人们上来围观，人群越来越多。记者们认为这些示威者很“和善”，而在警察看来他们“极有威胁”。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杀死69名非洲人，伤了至少180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背后中枪，伤亡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妇女和儿童。
在叛国罪审判中检察官对曼德拉1952年发出的一个警告大做文章。曼德拉在警告中说：“自由力量与反动派之间算总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沙佩维尔屠杀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在南方很远的开普敦郊区兰加约有一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所谓的“单身汉”地区外围，那里的集体宿舍里住着成千上万名与妻子和家庭相隔离的男工。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听到警察要求他们在三分钟之内离开的命令，随后，就像往常一样，警察挥舞着警棍殴打集会人群，人们用石块进行还击，然后警察下令开枪。又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愤怒的人群几乎失去了理智。
沙佩维尔、兰加等地迅速闻名于世界。人们对种族隔离积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长期镇压坚持非暴力运动的非国大，现在他们又镇压泛非大的示威活动，这在全球各地引起巨大反响。随着骚乱席卷全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非国大秘书长杜马·诺克韦以及乔·斯洛沃整夜整夜地开会讨论，考虑非国大应作出怎样的反应。3月26日，诺克韦向卢图利酋长提交了他们的紧急建议，此时的卢图利正在比勒陀利亚，为叛国罪审判做证。卢图利酋长同意这一建议并于当晚当众烧了他的通行证，号召其他人仿效他。刚好政府这时宣布暂停实行《通行证法》。卢图利接着又呼吁全国为死难者默哀一天。这一次罢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圆满成功。
由于罢工连续不断，大规模的葬礼、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警察在兰加的暴行，激起3万非洲人的不满，他们游行示威，决心向开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议。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泛非洲人大会领导层的年轻组织者菲利普·科萨纳被一名白人高级警官所欺骗，他悄悄地遣散了人群；后来他本人也未免牢狱之灾。
与此同时，南非白人感到其繁荣受到严重威胁。冲击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受到大规模抛售的浪潮，司法部长呼吁人们冷静；财政部长呼吁向南非移民；土著事务部部长则宣称种族隔离制度是全世界的典范；一个白人甚至试图暗杀维沃尔德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干预南非事务：她以九票对零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向群众开枪射击，英国和法国弃权。这时已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杀，白人只有60人受伤。
4月7日，政府重新实行《通行证法》。已经飞往伦敦和纽约的南非资本家巨头们又开始在南非大规模投资。
根据《紧急状态法》，曼德拉和其他29名以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以及卢图利和其他辩方证人都在比勒陀利亚遭到囚禁。他们与人民分开了，不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进一步采取行动。总共有大约2000名积极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万名所谓游民被捕。
4月8日，政府取缔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议会以128票对16票（4名土著代表和新成立的进步党）宣布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国大和泛非大为非法组织；继续推行这两个组织宗旨的人将面临10年以下徒刑（从此以后，报纸称那些被指控为非国大或泛非大成员的人为“赤色分子”）。非国大最后一次“合法”行动是呼吁建立一个“全国大会”，为新的全南非人民联盟打下基础。奥利弗·坦博已离开南非前往英国和坦桑尼亚，建立流亡中的非国大的办事处。
“叛国罪审判”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体现。被告方辩护律师组已退出审判，他们抗议说，在紧急状态期间他们对政治审判无法发挥作用。他们同意曼德拉和杜马·诺克韦律师兼任被告方辩护律师。
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条件糟糕透顶：非洲人被告们五个人挤在一间小牢房里，牢房只有6英尺宽，12英尺长；一个有盖的便桶权当厕所，旁边便是饮水桶；毛毯上和草席上虱子猖獗；被告们吃的是玉米和玉米粥，偶尔能见到几片肉。他们每10天可以洗一次澡，每天可以到院子里“放风”10分钟。监狱犯人选举曼德拉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有一次，他向一个特别挑剔的看守抱怨监狱条件太差，看守马上威胁要按《紧急状态法》对他进行惩罚。曼德拉引用监狱条文规定反驳他，看守顿时恼羞成怒，“撒谎！”他大喊着，“政府法律规定你们犯人不能读书！”这一次曼德拉再也抑制不住怒火，他怒目圆睁，紧盯着那个看守，强烈要求见监狱高级官员。在法庭审判中，他也向审判官提出意见：“阁下，出于尊敬，可以用最最婉转和毫不夸张的话来说，监狱提供给我们的饭菜根本不适合于人类食用。”不久，监狱总监走访了犯人们，随后的条件有所改善。
几周后，曼德拉又受到新的刁难，他愤怒地向法庭提出正式抗议。按照有关规定，他和诺克韦有权会见其他被告和将为被告们作证的Z·K·马修斯教授。他们会面时，监狱方面提供的是一间小牢房，除了一只装满脏物的便桶，里面一无所有。
由于学习时间较多，曼德拉认为他应该学习阿非利卡语，西苏鲁学习速记，诺克韦学习法语；然后他们开始一起玩拼字游戏。
这时曼德拉有了第二次婚姻。他很惦念温妮和刚出世的女儿泽妮。她们到底怎么样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还经常地鼓励同志们打起精神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