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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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皇帝在内的权贵,总是爱和宗教人士“胡羼(chàn)”——这个专用词是从《红楼梦》里抄来的,形容的是宁国府的法人代表贾敬。
孝武帝司马曜(也叫司马昌明)在位二十多年,在士族共和时代,皇帝有两个好处:一是被篡夺的威胁小一点,二是工作轻闲一点。琅邪王司马道子是司马曜的弟弟,琅邪王在东晋时期是品秩地位最高的王,往往也是皇帝的备胎王。这哥儿俩估计和贾府里的贾珍贾琏一样,什么都不分家。现在坊间说三种最铁的关系是: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领导干部之间,领导和下属之间相互交心、交底一般都是从同嫖开始——是不是因为相互持有了对方的“投名状”?
关于皇帝和僧、尼、道、姑以及各类“亚神仙”的关系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史学分支。
『毛』『主席』曾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中国的宗教,不论是原生态的巫祝,还是外来的佛教以及消化吸收外来经验整合而成的道教,却先后走上了“为专制皇权服务,与权贵糜烂生活相结合”的道路。
由于锐圆哥哥知识储备不足,无法说明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在中国博弈的情形,也不知道该和西方作怎样的比较研究,但是,中国专制权力的强大确实不是吹的。不仅管形而下,也管形而上;不仅管肉身,还要管思想。世俗权力无远弗界,所以庙宇道观都跑到偏僻的旅游景点了。
宗教在中国的权威『性』和纯洁『性』都比较差,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善男信女在增加,另一方面毁僧谤道也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的佛教或道教从来也没有形成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网络组织,他们不像天主教有全国的大主教甚至全世界的教宗,他们都是占山为王,自古名山僧侣多嘛,方丈在一座庙里就是土皇帝,实行的也是家长式管理,这种松散的宗教组织根本无法同世俗权力争风吃醋。看来宗教也需要组织,没有下线就没有销量,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
和中国皇帝打交道的不是类似西方教会那样的宗教组织,而是个别的宗教人士,这就客观上让宗教只能蜕变成御用工具,不管是正儿八经地解决人生终极关怀问题,还是解决万岁爷『性』生活障碍,统统都工具化了,也就是不能为“体”,只能为“用”。宗教人士既传播信仰又销售春『药』,宗教的地位在中国高档不起来,所以在中国信仰也和春『药』一样,只管一阵子,狂热完了后遗症特别严重。遍尝各种春『药』以后,绝大多数务实的中国人在绝大多数时期内就相信一个东西:钱。
司马曜司马道子小哥儿俩喜欢的姏姆,应该是成熟的女『性』宗教工作者或亚宗教工作者,她们的具体工作应该是『性』服务或『性』服务的指导培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第66章 闷死皇帝()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
帝嗜酒,流连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进见。张贵人宠冠后宫,后宫皆畏之。庚申,帝与后宫宴,『妓』乐尽侍;时贵人年近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贵人潜怒,向夕,帝醉,寝于清暑殿,贵人遍饮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赂左右,云“因魇暴崩”。
时太子暗弱,会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复推问。王国宝夜叩禁门,欲入为遗诏,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国宝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皇帝和他的兄弟们如果都有事业心,那么权力就是分裂兄弟之情的楔子;如果大家都坚持娱乐至上主义,兄弟之间如有失和,大多数是因为“侍宴酣醉,或亏礼敬”,即使和领导一起去娱乐,也不要以为领导同志放下架子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领导点的歌你不能随便唱,领导点的妞你不能随便『摸』,领导唱完了你不能不鼓掌,领导要喝酒你不能说没酒量。
司马道子估计在这方面没有注意不够检点,时间久了皇帝哥哥司马曜就不高兴。司马曜封自己的儿子司马德文为琅邪王(这个王爵很牛的),改封司马道子为会稽王。司马曜还提拔自己的舅哥王恭以及殷仲堪出任方镇,作为一种力量平衡。
王恭和殷仲堪在当时都是名士,东晋时期最不缺的就是名士。王恭容貌美好。哥哥容貌美好,妹妹绝对差不到哪里,所以他妹妹王法慧做了皇后。王恭有妹撑腰,说话比较横:“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王恭还对什么是名士作过定义,他说:“名士不必需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按这个定义,我们的很多领导干部普通干部都可以称为名士,“痛饮酒”是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做到的,熟读《离『骚』》有难度,但这条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能背诵两句《三字经》、《弟子规》,或者看过于丹姐姐的《论语心得》就可以了。按重庆的标准,“读经典、讲箴言、唱红歌”,就更可以称为当代名士。
真不知道现在的官员熟读的是什么,过去是熟读《『毛』『主席』语录》,现在呢?不会是黄段子吧?
殷仲堪应该和空中作书的殷浩没有什么关系,这哥哥一是善清言,二是事亲至孝,老爹去世后哭瞎了一只眼睛,用一只眼博得孝名,用另一只眼继续为党工作,这样善于分配资源的干部值得我们学习。
殷仲堪比较节俭,饭粒掉桌子上都要捡起来吃掉;他文章也写得好,论述清楚;只是在工作上格局太小,“纲目不举,好行小惠”。勤俭的人往往做事不大气。
王恭(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殷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还有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形成一派,有皇帝做后台,反对和节制司马道子、王国宝、王绪一派。
桓玄袭父爵南郡公,相当自负,以雄豪自处。有一次他去拜见司马道子,道子兄喝高了,说话也就不讲究了,当着众人的面问桓玄:“你爹晚年有贼心,对吧?”桓玄吓得伏地流汗腿打战,差点站不起来,所以和司马道子斗争,他是积极分子。桓氏久在荆州经营,所以桓玄又和任荆州刺史的殷仲堪有摩擦。官场矛盾,各矛各的,各盾各的,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好处。
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谢安的女婿,但他不为谢安所喜,而是和司马道子走得近。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擅权一时,既侵犯了皇帝的利益,也侵犯了其他士族的利益,这叫上触天条下犯众怒。
王国宝当道,王绪经常在王国宝面前诋毁殷仲堪,老殷很头疼,于是请教王珣。王珣是王羲之的侄子,也是书法名家,有《伯远帖》传世。王珣教殷仲堪:“你常去王绪那里走动走动,交谈的时候一定要装出谈机密的样子,让王绪屏蔽左右,但是真要聊的时候还是那些酱油不咸醋不酸的碎事儿,这么折腾两回,这俩王就闹分裂了。”后来,王国宝果然听说王绪和殷仲堪经常密谈,有一次见到王绪就问:“你经常和殷仲堪在一起谈些什么呢?”
王绪只能回答“酱油不咸醋不酸”。王国宝心说:“酱油不咸醋不酸是假,狗日的你立场不坚定才是真的。”于是殷仲堪用王珣的办法成功地离间了王国宝与王绪的关系。玩都玩不到一起,腐败都腐败不到一起,稳定就很难维持。
皇帝司马曜知道兄弟不可靠,但没有想到老婆也不可靠。有一天他对张贵人说:“你已经三十了,有点超龄了哦,呵呵,我要选更年轻的mm。”本来是玩笑话,但张贵人没有当玩笑听,她果断地采取行动,让婢女用被子把大醉的皇帝活活闷死了。
司马曜的儿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安帝登基时二十二岁,此人“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有晋一朝,第二个皇帝是傻子,倒数第二皇帝更傻,司马家就这命。
第67章 其亡也必()
安皇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仆『射』王珣为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左仆『射』,领选,仍加后将军、丹杨尹。会稽王道子悉以东宫兵配国宝,使领之。
晋武帝司马炎和弟弟齐王司马攸是竞合关系,有竞争有合作,最后是傻子皇帝司马衷上台;孝武帝司马曜和会稽王司马道子也是竞合关系,最后也是傻子皇帝司马德宗上台。冥冥中有气数在焉?
本来依皇帝专制体制的内在规则,皇帝是很难和亲兄弟们在政治上合作共事的,“同室『操』戈”是常态,“兄弟君臣”是变态,原因锐圆哥哥讲过多次,就是帝与王资质太接近了,都是先皇的儿子,窃国的家贼最难防。
宗室王本来一直是防范的重点对象,但是在晋代情形却有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大士族太强了,士族共和对皇帝专制不说是挑战起码是削弱,司马曜和司马道子的“兄弟君相”体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东晋以来,先后有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前后主持朝政,领衔政治舞台。这里面,琅邪王氏(王敦王导兄弟为代表)伏笔下得最早,根基也最深,其他几家要么凭事功,要么凭与皇家的姻亲。门第可以为他们的子弟提供更多机会,但要上位也需要本族出几个杰出的人才。
淝水之战以后,谢氏(谢安谢石谢玄)名声威望足足,出将入相把持内外本来是应有之义,但是孝武帝司马曜(时年二十出头)有意振作,便拉了太原王氏抗衡谢氏。谢安等为了家族利益也退避三舍,加之他们叔侄先后死去,也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及到东晋最后的二三十年,又重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不过此王乃太原王,已非琅邪王。
太原王始于王昶,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王浑,一个是王湛。
王浑这一支在西晋时期非常显赫,王浑的儿子王济是司马炎的女婿,而且他们和北方匈奴关系密切,播『乱』以来,他们这一支就衰落了。东晋的政治基础是东海王司马越打下的,司马越和元帝司马睿都不喜欢勾结匈奴的王浑、王济。
但是大家族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王湛这一支却和东海王司马越建立了关系。王湛的儿子王承追随司马越,做过东海王的内史,及到江左,王承的儿子王述、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又把太原王氏的家风重振起来了。
和孝武帝司马曜有姻亲、做了国舅的王恭也是太原王氏,他的先祖是王昶的哥哥王默,而王坦之的女儿嫁给了司马道子,王国宝便成了宰相司马道子的大舅哥。兄弟是君相,王恭和王国宝又分别是这兄弟俩的舅哥,亲上加亲,关系上摞关系,权贵们貌似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皇帝司马曜和宰相司马道子不和,王恭便和王国宝不和,利益面前没有兄弟。
司马曜活着的时候,他们的老妈在,有亲娘做和事老,所以司马曜始终没有除去司马道子,一个妈生的亲兄弟,终究没有动刀。这和晋初司马炎、司马攸的情形仿佛,但结果不同。
司马曜把大位传给傻儿子,叔叔司马道子乐见之,朝廷上下也似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当初司马炎立司马衷,还不断有人反对、劝谏,但这次没有了。大家都在各自的包厢里高兴,至于整座大楼要崩塌,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王恭后来螳螂捕蝉,『逼』杀了王国宝,桓玄则黄雀在后,收拾了螳螂王恭,黄雀桓玄高兴了没几天,刘裕这只鹞鹰就来了……司马王朝不论其兴还是其亡,都很难让人尊重。
第68章 东晋朝对称的“清君侧”运动()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桓玄求为广州。会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荆州,因其所欲,以玄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内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朝廷不许。楷怒,遣其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复秉机权,过于国宝,欲假朝威削弱方镇,惩艾前事,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许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趣京师。
东晋初期有两次“清君侧”运动,第一次是王敦发起的,针对的是元帝司马睿宠信的刘隗和刁协;第二次是苏峻、祖约发起的,针对的是明帝司马绍的舅哥、成帝司马衍的娘舅庾亮。都是藩镇反对中枢,地方抗拒中央;都是兴师动众大打出手,最后也都是经过一番动『荡』朝廷又控制了局面。
有某种对称『性』,东晋末期也发生过两次“清君侧”,一次是王恭发动,一次是桓玄发动,针对的对象都是执掌中枢的皇族丞相司马道子。
中央和地方博弈,藩镇和中枢争权,这事儿自古有之,而斗争的结果肯定“不是东西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般来说,在中央弱势的情况下,对朝廷“失德”的宽忍度要小一些,因为你一浑蛋,就容易给本来就不服的地方留下口实。
东晋初期的两次清君侧,究其原因,还不能说中央失德,只能说举措失当,刘隗、刁协为强化皇帝集权做事狠了点,同样庾亮在消除藩镇威胁上也『操』之过急,但都给王敦、苏峻这样的地方实力派留下了攻击的理由,尽管这理由很勉强。
在皇帝弱势的情况下,尽管出现了非常“共和”的现象,如皇族与士族的共和,中央和地方的共和,但是这种制约平衡本质上是非常脆弱的。不论前面的王敦、苏峻还是后来的王恭、桓玄,包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