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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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可以设计一种有效率的公有资本支配人制度，它与美国大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有着相同的运行规则。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将会证明，存在大量有效率的公有制企业的市场经济是可能的，企业资本金全部私有并不是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以下三节将从历史事实、有关资本产权的理论和有效率的公有制企业的制度设计三个方面来说明上述论点。然后我们将以旧中国的历史事实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教训为例来说明，市场经济加私有制并不就是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充分条件。

第二节　　近现代公有企业的历史回顾

首先我们要对存在于近现代欧美国家中的公有企业作一个历史的回顾。近现代的某些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中曾经大量存在过公有企业，这本身就可以说明，企业资本金全部私有并不是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尤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按照在近现代欧美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理念，市场经济中是没有公有企业的存身之地的：由于缺乏私人资本所有者的盈利冲动，公有企业必然没有努力工作的效率，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它也必然要造成亏损，是没有竞争能力的。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把私有制看作经济有效率运行的前提，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

尽管如此，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却并不拒绝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兴办公有企业。因此，公有企业很早就在私有制的近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了。早在18世纪英国进行产业革命之前，许多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就兴办过国营的手工业工场；19世纪美国早期的非农业企业很多都是国营的；19世纪英国又产生了大量的消费和生产合作社，此后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许多欧美国家都有过迅速的发展；19世纪末，现代的国有企业开始成为欧美国家中一支明显的经济力量，那时出现了现代的邮政和德国的国营铁路，它们是当代的国有企业的先锋。

现代国有企业的浮沉兴衰是20世纪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之一是国有企业的势力在全世界迅猛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别出现过两次国有化的浪潮，它们都使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增加。而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个特征却是私有化的狂潮——人们象发了疯似地要尽快把国有企业消灭掉。80年代撒切尔在英国推行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计划，标志着这股反公有企业的潮流达到其第一个高潮。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倒台之后，反公有企业的潮流达到其第二个高峰。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都以惊人的速度推行私有化，力图整个消灭全部公有企业。比起它们的私有化速度和规模来，撒切尔的私有化不仅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根本就是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末的潮流被福山概括为：“历史已经终结，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全世界唯一的共同的未来”；而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中，除了邮政这个可怜的例外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公有企业。这样，消灭公有企业似乎就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股倒退的潮流，它力图使人类回到几乎没有公有企业的19世纪。

80年代的时髦思潮把20世纪的公有企业和计划经济都简单地说成是“最大的历史性错误”；但是它根本就回答不了，为什么在犯下这一弥天大错的年代中，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而严肃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却告诉我们，公有企业的兴起和衰落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现代国有企业的产生有两大原因：

首要的原因就是：追求经济上平等的社会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实行国有化，以消除大私人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正是同一种动机推动人们去创办合作社，而当合作社不能实现经济平等的愿望时，人们就要求实行国有化。这不仅是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各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建立公有企业的主要动机，也是西欧社会党人在20世纪初的要求。早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英国费边社的知识分子们就主张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公有企业来实现社会主义，只不过他们主张使用民主的政治手段，反对苏联式的暴力和专政方式。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实行的企业国有化，都源于同样的思想。

现代国有企业产生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私营企业在财务上陷入困境，不能保证某些国家的经济在某些时期或某些部门得到适当的发展。在这种经济困境面前，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得不去发展国营企业甚至实行国有化。

建立国有企业的这种动因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原因是整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大批的私营大企业面临破产的威胁。国家为了避免全国性的经济崩溃，不能不接管并经营大批私营企业。意大利的许多国营企业就是这样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产生的。

另一种原因是某些部门的私营企业发展无力，国家在这些部门建立国营企业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德国19世纪末的铁路国有化和希特勒时代建立大众汽车公司。现在大众汽车公司已经成了德国汽车业的支柱之一，至今德国联邦政府和下萨克森州政府仍然各持有该公司20％的股份。而二次大战后法国政府也是靠国有企业来发展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

有时上述两种动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建立，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和英国将本国衰落的煤炭采掘企业国有化。

基于这种原因建立国有企业有时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二次大战后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两国靠国有企业来发展技术密集的大工业。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占全部投资的约40％，近25％的工人由国有企业雇佣，雇佣2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大约有一半是国有企业。到90年代初，国有企业仍然生产了法国非金融业增加值的16％。

除国有企业之外，公有企业的另一种形式是企业归该企业中的劳动者集体所有。这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某些国家的合作社运动曾经具有很大的规模，但是到20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合作制企业在经济上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其原因在于合作制企业是典型的“劳动雇佣资本”，资本的所有者们认为合作制企业不能保证其资本的回报，因而拒绝向其投资。

在公有制企业的历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斯拉夫占有重要的一页。

上一章已经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将近40年中，南斯拉夫是“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典型，它力图将企业公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南斯拉夫政府宣称，它实行的是“工人自治”的“社会所有制”。其具体作法是由“社会”（实际上是国家或国家开办的银行）投资兴办企业，而由企业职工以民主方式来集体管理企业。

南斯拉夫式的公有制企业有着与西方国家的合作社同样的毛病：它不能保证企业资本金有足够高的净回报，甚至不能保证企业资本金的回收。由于整个国家的企业都是如此，也就产生了再生产资金的匮乏。这与不适当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企业模式的崩溃。

到20世界80年代，这些旧式的公有企业暴露出许多严重的弊病：

我们已经指出，企业的效率来源于它在其内部是一个等级制组织。这样，单纯出于经济平等的动机而建立的公有企业就带来了很大的弊病：它明显地降低了企业以致整个经济的效率。在完全为这种目的而建立公有企业的地方，如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经济上的困境很快就迫使政府过渡到以一个等级制组织来管理整个经济。这就使它们过渡到了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

在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为受到计划经济的等级制组织严格控制，这个等级制组织往往大到包括了整个国家。这样大的等级制组织内部控制使整个经济中的劳动者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被压迫感，最终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国营企业的深刻反感。传统计划经济的这种庞大僵死的等级制组织体系无法使生产很好地反映社会的需要。它完全靠上级的事前控制来保证企业资金使用的效率，而这种控制实际上是由中央机关作最终动力的。过于庞大的计划经济等级制组织造成了太长的委托人—代理人链条，使得企业资金的使用极无效率，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效率。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家中，公有企业普遍存在这种问题。

即使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当政府机构对国营企业实行严格的直接管理时，上述的弊病也同样存在。为了减少公有企业员工的反感，增加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以适应市场需求，各国政府都普遍向企业下放权力，让公有企业自主地决定其产出、产品价格和收入的分配，甚至自主地决定其资金的运用。在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家，这往往是结合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各种措施而实行的。在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人们把这种向传统的公有制企业下放权力的作法叫做“放权让利”。

但是这种单纯地向公有企业下放管理权力的作法引起了两方面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有着同一个根源——“社会所有制”企业或国有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在内，都不是企业使用的资金的所有者，也不是资金所有者的代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资金所有者的利益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将经营管理权力下放给这些公有企业本身，势必引起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的问题是企业使用的资金的回收失去了保障，而本书第三章已经指出，保障资金回收正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实行“资本雇佣劳动”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资金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以有力地事前防范不能回收资金的作法，完全自主决策的公有制企业会倾向于浪费资金以增加本企业员工的福利。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为了增加职工的收入而不惜造成企业的亏损。这样的行为造成了资金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社会预付资金的匮乏。资金来源于企业外部的公有制企业具有的经营自主权越完全，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在实行“工人自治”的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企业的完全自主经营最终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在最近20年的中国，“放权让利”的经济改革造成了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就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经营上的低效率和亏损多也是普遍现象。

这一类公有企业完全自主经营所引起的第二方面问题是它纵容了企业管理层严重的腐败行为。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于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是由上级任命的、而不是由本企业员工选出来的。企业管理层的腐败行为多种多样，从过度的“在职消费”、挥霍浪费企业的资金，到收受企业外部的人的“回扣”而损害企业的收益，甚至到直接贪污或干脆将企业资金转移到自己名下、侵吞企业财产。由于这一类公有企业的资金并非来源于本企业员工、更不来源于企业管理者本人，向企业输入资金的政府又对企业资金的回收不闻不问，发生这样的腐败行为几乎是必然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这样的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政府越是向企业“放权让利”，腐败现象就越严重。

这样的低效率和腐败现象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对公有企业的失望情绪，对公有企业的失败主义就是从这种情绪中产生的。许多原来不喜欢私营企业、想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人士，在公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和严重的贪污腐败面前也丧了气。他们说，公有企业成了腐败的温床，这种腐败不仅是实质上的私有化，而且是最坏、最不公平的私有化。既然如此，还不如赶快早点用更公平的方法对公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于是，各种力图“最好地”实行私有化的方案就应运而生，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彻底私有化浪潮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产生的。

应该承认，近30年来对公有企业的失败主义情绪首先来源于旧的公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来源于它普遍的低效率和腐败。但是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同时消除这样的腐败和低效率。

历史上无数的经验教训都说明，这样的问题通常是靠一种双管齐下的措施来有效地解决的：一方面是要建立有足够权威和能力的政府机构，由这种政府机构按照适当的法律进行监管和惩罚，以保障财产运营的效率，依法铲除腐败；另一方面则要严格地界定产权，以法律形式将有关公有财产的各项产权明确地划分给各个个人。穆罕默德在1，500年前创立伊斯兰教时，就是这样解决当时阿拉伯民族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他在《古兰经》中规定了如何在家庭各个成员之间划分遗产的所有权，以免氏族的首领侵吞这些遗产。而今日的各种私有化方案也就是按照这条思路，力图将公有企业的资本金划分为各个个人的私有财产，想以此来消除企业的低效率和腐败。

私有化方案的鼓吹者们把私有化说成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所依据的最有力的理论根据就是：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关心自己的财产胜过关心他人的财产，因此要保障企业的资本不受损失，就应当把企业私有化。

其实这是一个最似是而非的论证。我们确实可以承认，一般来说人们关心自己的财产胜过关心公共的财产。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人的财产足够为一个企业提供资本金、资本所有者又有足够的才能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