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价值观-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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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别人不用做的事我们却得做，这让小时候的我很痛苦。比如从没有换牙的时候就要刷牙，必须天天坚持。我们村子的人从来没有刷过牙，爸爸天天逼着我刷牙，就这些细节，我父亲跟村子中的其他人不一样。
爸爸性格很开朗、很坚强，他觉得在这个环境中人一定要坚强，所以他反复跟我强调。他说，要在农村里面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人一定不能够太精致，你看村子里面多少女的祖祖辈辈都活得挺好、都很快乐，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都活下去了，你看你妈妈这样温柔、这样漂亮、这样精致，结果一来这个农村，没有三五年时间就瘫痪了，一直瘫痪到去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能太精致，这是我爸爸在农村里面生存的哲学。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王石、任志强讲话、吃饭穿个衣服大大咧咧的，我从心里面能够理解他们这代人。
面对任何事情，爸爸都能笑呵呵的。只有一次我看到了他吃惊的样子。我有一个堂哥，比我大一个月，是我大伯的孩子，叫克礼。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克礼出了麻疹，导致并发症肺炎，突然就死了。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妈妈让我赶紧到地里面告诉爸爸和叔叔。我们村子里的土话，小孩死了不叫死了，叫糟蹋了，死这个词在村子里面是特别忌讳的。我妈妈跟我说：“你赶紧去到地里喊你爸爸，就说克礼糟蹋了。”那时候我岁数比较小，一出去我就忘了，想了一路，直到找到爸爸，糟蹋这个词我还没有想出来，我就说克礼死了。爸爸和叔叔听说了非常吃惊，拽着我就往家跑。我第一次看到爸爸的神情是那样紧张。
我们自留地里面种了很多的辣椒，要卖出去。天不亮的时候，我背个小背篓，爸爸背个大背篓，去集市卖辣椒。到了集市后，我们的辣椒卖得特别好。开始我们在路口卖，那里有县上唯一一个食堂，叫大众食堂。不一会儿，那食堂里出来个人，穿个白颜色的衣服，说你们让开，我们就让开。过了几分钟这个人又出来，说你们赶紧离开，我们说好好，这个人就进去了。后来他又第三次出来赶我们离开，我和爸爸只好把背篓和秤拿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卖白菜的姑娘，20岁左右，她嫌我们挡了他们的路，她爸就过来打我爸，我吓得哭了。卖白菜的姑娘一看，也过来劝她爸，我们四个人就纠缠在一起，衣服都打破了。这时围过来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大人欺负小孩跟他爸，乡下人都不容易，所有人都谴责他们。这个姑娘说：“你们冤枉我了，我根本没打，我看着他们可怜，过来劝架的。”
我小时候得过一种病，身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红点，全身都有，嗓子里面也有，感觉都快活不下去了。村子里有一些偏方，让我吃牛的苦胆，每天一勺，苦得要命，吃了半月，仍不见好。最后没有办法，用荆棘包在一起擦，擦得身上直流血。爸爸把我背到公社的卫生院去看，差不多十几里路，去了好几次，开一些药都不管用，回来以后越来越重，晚上睡不了觉，大片大片地红，人都不像样子了。最后快不行了，我爸背着我到解放军的133医院，一个医生过来一看，说肯定是对什么物质过敏，先什么药都别吃。最后查出我对磺胺类的药极度过敏，全身连嗓子里面都过敏，后来不吃药慢慢就好了。
我爸带着我去看病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他来回背着我。爸爸个子不高，另外没有在农村里面劳动过，一直在外面读书，也没什么体力。我觉得爸爸背着我走这么远的路特别累。
有一次我们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遇到村子里一个人，他要替爸爸背我一段，我爸答应了。这个人很好心，但他的衬衣从来没有洗过，熏得我快吐了，又不好意思说不让他背。好在后来我爸又从他背上把我接过来。那次以后，爸爸就再没有背过我了。
上初中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喜欢听当地的戏曲——秦腔，一听到秦腔的调子，所有的人都如醉如痴，哪怕是村子里面的耳朵背的人也不例外。秦腔里面就是喊，我记得最著名的剧目有《三滴血》《十五贯》等，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文化生活。我爸爸说，你绝对不要听，也不要唱这个东西。他觉得天天那么喊太难受了。
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买了几张票，要到县城里面听秦腔，给我们家一张票，我们村离县城大概有20里路，我爸坚决不同意我去看。我妈说，你看周围的小孩都去看，你就让孩子去吧。爸爸说太难听，不让去，最后终究没去成。
CHAPTER THREE 要有情义
下面这些人，你可能听说过，他们或可爱，或严肃，或犀利，或幽默，都是些很棒的人，都是有许多故事和丰富感情的朋友。作为朋友，我很难完全地概括他们，只能通过一些小故事、小片段，给他们来一次素描，从一些侧面来粗线条地了解下他们的可爱与可敬之处。
总要有未来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大时代》反响不错，有评论说剧中人有我们当年在万通时的影子，外界将我们六个合伙人称为“万通六君子”。现在看来，“万通六君子”只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们当时的合作与发展，与当时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下海，90年代开始经商，那个时候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理想。当时年轻人的理想无外乎两类。
第一类理想是政治理想，尤其是经过1987、1988年，突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例如《走向未来丛书》，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会很新奇。那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们异化的讨论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实这些东西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是想抑制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人们不断探求真理的内心需求。比如我接触那些书，就是因为隔上几年反对一次自由化，在批判的时候读一下，那个时候不是单一地你批判说人家不好我就认为他不好，而是形成了一个想独立地探求真理、判断事情的心理。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社会上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在政治上的观念上是年轻人的一个理想。
第二类理想是技术理想。当时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对技术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宣传报道，觉得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在当时年轻人中也是一个主要潮流。那个年代没有商人和企业家的概念，也没有像现在社会上说的企业家榜样的力量。技术方面的榜样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有各种获奖的专家；各种活动和口号也不断出现，像召开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政治方面的榜样就更多了，那个时候是注重政治的年代，最大的偶像就是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的经历，人们耳熟能详，而且人们也看到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恢复高考，包产到户，让中国人都吃上饱饭，隔上一两年就出现一个大事件。这就是80年代整个社会的气氛。当时经商做企业家的最成功的就是像傻子瓜子这些个体户，根本没有什么榜样或偶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跟王功权、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六个人聚在一起创立公司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商业目的。像王功权和冯仑这两个人，他们对钱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冯仑的衣服天天穿，从来不换，王功权更是这样。他们心目中伟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推动社会，把个人的力量融入到社会里面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救国，他们更多的是提出这样的思想。他们也相信在政治背后有一个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推动这个社会进步。而那个时候的氛围说靠经商、靠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觉得这些事情可能这个社会上有人去干，可是不应该是我们干的事情。
但这里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89年那件事。这件事让一直朝着这条路上走的人，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青年，突然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了，无路可走了，于是一下子就迷茫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才20多岁，也迷茫了一阵子，并没有直接转到发展经济这上面，而是想着可以给别人打个工，能够养家糊口，以后买套房子、娶个老婆、生个孩子，让孩子上个好的学校……这就是那个时候在经济方面最大的梦想。至于成为中国企业家这种事情想都没有想过。
那个时候在我身边的人更多的还是从政治方面转到思想文化上去。他们觉得这两个方面比较接近，没准能找到出路，于是不少人开始挖掘古代思想文化，谈佛论道，讲儒演易。但几经折腾，发现并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思考明白的道理，反而是更迷茫了。毕竟，“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那些东西太过时了。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转移到经商上来。现在创办公司，可以参照的制度有很多，政府给你规定了各种制度，像劳动用工制度，跟员工要签劳动合同，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员工承担什么责任；像财务制度，钱怎么花的，利润有多少，交多少税，等等。但在那个年代，连公司法都没有。在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办公司，就是没有规则，没有方向，做事也比较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人就商量着怎么办。有段时间天天就吃大排档，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聊了几次，觉得有点方向感。有一次我对冯仑说，不能聊完了就没了，得写下来，冯仑很随和，说什么都答应，但是没有具体做。于是说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最后冯仑建议六个人一人写一段，谁擅长写什么东西谁来写。当时没有电脑，连电都没有，空调也没有，大热的天，谁能静得下来写？没有人写！
有一次正好公司也没有什么业务，闲着的时候，我跟王功权说了一下，王功权激情澎湃，说必须写，不能一人一段写，布置下去没有人写。最后决定我们聚在一起聊，聊的时候别吃饭，在办公室里聊，边聊边记。当时供电也是时有时无，一会儿灯亮了，一会儿灯灭了，最后点着蜡烛，一边聊一边写。写完以后改，改完以后我记得又搞了一两个月时间，最后说定稿了，就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要我发表意见。我看了看，除了后面写得有点啰唆以外都挺好，尤其是王功权前面写的一段比较激情澎湃，先提出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抱负，除了政治和科技以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办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家庭创造财富来孝敬父母、养育后代，把这些都提出来了；冯仑写了一段在当时如何经商；后面还写了一些制度、我们做人的原则等。其实我们现在看有些提法还是有点问题的，在当时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则是一条充满无限希望的路。这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困境下的思考。
挚友易小迪
在创业初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阳光100的易小迪。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小地方出来的，思想、世界观都比较一致，遇到问题，无论是情感上面，还是创业过程中碰到的困难，跟他的交流是最多的。他可能从心里面把我作为他最知心的朋友，我也是这样看他的。
易小迪这个人，正派——这是我交朋友最基本的原则，低调——几十亿的身家，生活极其简单，住的房子也不大，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认识易小迪是1989年9月的事，当时我们都在海南岛。易小迪在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也快解散了。
有一天，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群人来我们公司检查工作，易小迪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把公司的情况一点一点汇报，汇报到12点半，他们才离去。这是我第一次见易小迪，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了他。一聊天，我才知道他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利用实习时间从北京跑到海南岛来实习。易小迪跟我说，那天中午他们没有地方吃饭了，说去找潘石屹，来的时候就11点多了，结果我只汇报工作不提吃饭，他们只好去另一家公司“检查工作”，终于蹭上了一顿饭。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海南省体制改革研究所彻底黄了，人也都散伙了。他现在在做印刷方面的小本生意，这次来是想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他可以做的业务。海南的天气热，我记得当时他穿着个背心、牛仔裤和大拖鞋，戴个眼镜，晒得黑黑的，就像农村的大学生。我说行，有印信封信纸的活，我找你印。从那之后，我们俩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1989年年末，我还留在海南岛。那是一个很无聊的年代，内地人大部分都从海南岛回到内地了，留下的人很少，商业机会就更少了。易小迪性格很随和，所以在他身边总是聚着好多的朋友。他的印刷厂里总是朋友不断，各种各样的朋友都待在那里。吃饭时，大家就在印刷厂门口，用砖头支起一个锅，煮一锅米饭，大家边吃边聊，印刷厂成了那个无聊年代唯一“有聊”的地方。那时我们生活都特别节俭，我到他的印刷厂去，他请我吃饭，一般我们点上一个菜，来上两碗米饭，放上辣椒就可以了。他从五指山大厦跑到我这边来，我就请他吃饭，有时一人一碗河粉就行。有一次我提议说吃面条，他说行，我说咱们点个菜吧，他说吃米饭就点个菜，吃面条就不点菜了，一人吃一碗面条就可以。过了一段时间，易小迪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研究会的牌子就挂在五指山大厦对面印刷厂的外墙上。他们还给我封了一个头衔——“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我们开始一本本读佛经，读的时候基本上都读不懂，于是我们就读南怀瑾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