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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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基提出了诱敌深入之策。朱元璋听从刘基的建议,将陈友谅诱骗至龙湾,一举将其击溃。还是在刘基的鼓励下,朱元璋亲自领兵奇袭陈友谅的老巢。打得陈友谅携家带口逃奔武昌,结果束手就擒。
像刘基这样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神化之人,在战争年代是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人才,但是放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成为权力博弈者的眼中钉。
刘伯温和朱元璋的关系,在帝国建制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说: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
然而等到帝国建制后,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刘基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星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方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测的光芒。
将这样一个人放在身旁,让他“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又怎能做到高枕无忧。
其实对刘基这样的非淮人集团,朱元璋一直是怀有戒备之心的。他在南京时,朱元璋虽然优礼甚厚,但并不信任;虽然授于他们不同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
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立二十一功臣庙于鸡笼山,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刘基居然不在其列。第二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勋爵,封公者三十人,刘基仍然被排除在外。
如果真是论功行赏,刘基的功劳并不在这三十六人之下。事隔半月之后,朱元璋只是象征『性』地给刘基加封了个诚意伯,同时受封的还有汪广洋,位次、食禄都在刘基之上,可见朱元璋在对待这位诚意伯时并没有拿出十足的诚意。刘基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足足多出了十几倍。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刘基只不过是做一些虚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已,始终没有将其引为肱股,更没有像对待淮西集团李善长等党人那样倚重。
淮西与浙东两大权力集团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明争暗斗,朱元璋似乎很希望看到官僚集团内部上演这样一出好戏。作为帝国的一把手,朱元璋之所以会抱着看戏的心理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朱元璋对帝国官僚除了有乡土之情外,还渗杂着他的驭臣之术,以及在使用人才方面,亦有不囿于乡党的观念。
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其实说白了就是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刘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没有一个类似于李党以皇帝为靠山的政治集团在背后为自己撑腰。
单枪匹马同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相抗争,刘基从一开始就处于明显的劣势状态。要知道,在帝国权力集团的斗争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势力政治集团作为依托,又没有『操』有生杀予夺拥有至高无尚权力的皇帝的支持,单凭一己之力,去争取斗争的胜利,那简直是权力世界的天方夜谭。
洪武元年(1368年),算是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年,朱元璋北巡,命刘基与李善长留守京师。
当时的刘基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帝国监察机构的官员。他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其实手里并没有多少实权。
引发双方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件涉及中书省都事李彬的案件,李彬是李善长的亲信,因为犯了贪纵罪被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处死他。李善长连忙上门说情,可刘基还是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
巧合的是朱元璋的这份回复恰好落在李善长的手中,他心中愤怒却也不敢隐瞒。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生编硬造了一个理由。他以为只要自己说出这出口,刘基应该会卖自己一个面子。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
李善长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便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坚持要杀李彬,那就索『性』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刘基给出的答案是:“杀李彬,天必雨!”
刘基的态度是如此决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李彬就这样被依法处死;李善长就这样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是这一次刘基的运气实在不好,过了很长时间天也不见一滴雨。等到朱元璋北巡归来,李善长的小宇宙开始爆发。他指控刘基在祈雨坛下杀人,才会惹得天怒人怨。
李善长还嫌自己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集体围攻,毋庸置疑其中以淮人居多。对于横行无忌的淮西集团的官员们而言,刘基就是他们捞取权力资本最大的障碍。这帮人对刘基是既惧且怕,一定要想办法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刘基一人独挑李党(淮西集团)的结果,就是以自己的黯然退离为代价。刘基在其时朝野上下,名望遐迩,如果他是一个心术不端的官员,是完全有能量在朝中搞一个浙东人的小圈子或小山头的,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李元璋对刘基虽有诸多不满,抱怨他为人死板,过于严肃。可是在制定治国之策时,他还是会与刘基商讨。刘基亦能一如既往,不避嫌恶,坦诚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就连朱元璋在刘基离开朝堂后,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第10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7)()
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迎来了个人权力生涯的完美时刻。
立于大明官僚机构的权力巅峰,李善长虽然有些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的幻象冲昏了头脑。
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他对朱元璋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了解。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容易成为皇帝眼中的靶子。自己待在中书丞相位置上一天,朱元璋就会多一天的猜忌。
随着刘基的黯然离去,淮西集团在帝国权力场上再无对手。李善长位居左丞相,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加上他又是皇帝的同乡,权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其个人权势到达巅峰,就连其亲友的势力也遍布朝堂内外,人事关系盘根错节。
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为他们确实好用,忌是因为功高震主。朱元璋也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善长,他说:“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那么就可能会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朱元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是皇帝在向他这个开国功臣敲响警钟,让他做人要学会低调,不要过于张扬。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起不了作用。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就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在李善长看来,自己这么重要的官员退休应该是帝国的一件大事,皇帝不应该草率对待。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朱元璋并没有与他虚伪客套,就势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敏锐『性』极高的他已经嗅到了帝国朝堂上弥漫着的危险气息。他在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则保身。
让人遗憾的是,李善长精明过头,却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帝国的权力集团而言,这是一场灭顶之灾,不是谁想躲就能轻易躲得过去的,它就像一张大网无处不在。
李善长就这样致仕(退休)回老家安徽定远,虽然中央朝廷赏赐土地若干顷,并赏给150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1500家,仪仗卫士20户。可物质上的丰足远远比不了权力带给一个人的精神满足来得重要,虽然是荣归故里,可李善长还是觉得丢人丢到了家。
年仅58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昨天还处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权力的核心地带,世事变迁,让人唏嘘不已?
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朝中百官无不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可谁又能料到转眼就要退休回家抱孙子了。一时之间,帝国权力集团内部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等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朝臣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稍微安顿下来。
李善长病休在家,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并非淮人,他是检校出身。检校是帝国的特殊权力机构培养出来的特殊人才,是朱元璋为自己的权力系统量身打造的特务人员。
检校的主要职能以察听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为己任,包括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类似于权力系统内的狗仔队,其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官员的隐私和民间的苗头『性』信息。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直接向朱元璋本人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杨宪、高见贤、夏煜和凌说,这四个人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朱元璋曾经洋洋得意地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之类的事务,并没有扣押处罚犯人的权力。朱元璋犹嫌不足,又专门设立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由于杨宪是检校出身,所以他只对朱元璋负责,只听从朱元璋一个人的指挥。
第11章 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1)()
洪武三年(1370年),随着李善长的离开。中书省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时候中书省右丞是杨宪,左丞是汪广洋。
汪广洋本来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曾经被朱元璋外放到陕西锻炼了一段时间,也算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京官。中书省最高官职是左丞相,其次是右丞相,然后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
由于左丞相李善长的退出,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戍边在外,左右丞相皆成虚位。如此一来,身为左丞的汪广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书省真正的当家人。
朱元璋在中央权力核心地带的中书省布下汪广洋和杨宪这两颗棋子,有他的利益考虑。两人都是独立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不属于帝国权力集团的正室,只能算是权力偏房。
朱元璋让杨宪进入中书省本来是想用他来制衡李善长,但是杨宪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朱元璋的掌控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把宝又压在了汪广洋的身上。朱元璋将汪调任中书省左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二是用汪广洋来掣肘杨宪。
可汪广洋并不愿意做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哪怕提线的人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本人。汪广洋进了中书省,并没有如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去压制杨宪。汪广洋在这里玩了一把“无为而治”的策略,平日里不管不问,大事小事任由杨宪去处理。
权力游戏有时候就像是小孩子玩得跷跷板,汪广洋在这一端不作为,就会导致杨宪在另一端的大作为。如此以来,帝国的权力翘翘板岂有不跑偏之理?
杨宪识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博弈手法,他开始堂而皇之地针对汪广洋。想要抓汪广洋的把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汪广洋平日里表现得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杨宪还是找到了破绽,他弹劾汪广洋不孝顺母亲(奉母无状)。这一招看似简单,弄不好有可能会要人命。明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个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听圣人言,就是帝国的全民公敌。
汪广洋就这样被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觉得还不过瘾,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再度升级,汪广洋就这样被打发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去反思己过。
杨宪与李善长结下梁子,除了权力上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杨宪的胞弟中书省参议杨希圣曾经因事得罪李善长,遭到罢黜。杨宪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朱元璋面前进言:“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
朱元璋在安排中书省官员的时候,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政治派系的利益布局。政治派系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效应,还有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结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说李善长罢黜杨希圣,然后杨宪在皇帝面前诋毁李善长,无形之中就会被划入淮西派的对立面。
胡惟庸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这样一句话等于是把杨宪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等淮西派的潜意识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在权力博弈场上,不能做朋友就是敌人。杨宪虽然在地缘上不属于浙东,但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士看来,与他们为敌的杨宪早已是浙东集团的一份子。杨宪如果有机会当上丞相,那么他们这些淮西人士就会永无出头之日。
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人士当然不能坐等事态的发展,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