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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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在帝国权力系统只手遮天，种种恶行结下累累恶果。比如说不择手段打压与他政见不和的大臣，将其下狱或者迫害致死。大肆卖官鬻爵，在帝国权力系统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
对于明朝宦官来说，他们更多时候像是被强行拉上皇帝政治战车的一拨人。其中的大部分并非天生的『奸』邪小人，而那些道德至上的帝国文官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就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宦官大多出生低贱，由于身体上的残疾导致的心理问题让他们的行为显得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有祸国殃民的坏太监，也有为君分忧的好太监。但有一个历史事实让我们不容回避，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猖獗，都没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了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是皇帝要动手干掉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就可以搞定（明武宗），就像孙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替明英宗分忧。王振虽然『性』格偏狭隘，经常利用一切机会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可就算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振，也并非坏的一无是处。
王振曾经提议朝廷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以减轻地方农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风。帝国重臣“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在反贪风暴中落马，得到查处。
王振还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边防军备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允许他们返回军队戴罪立功，使边关增加了数万兵员。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
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帝国忠良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股肱之臣，但其中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于权力系统的大小亲信，其中既有不学无术者，也有治国的能臣。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王振作为一名读过书的儒生，虽然机缘巧合披上了太监的权力马甲，可他的骨子里还或多或少保留几分儒生的气度。国子监祭酒李时逸因事开罪王振，被判罚被戴重枷“罚站”。他的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意替自己的老师受罚。
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出感叹“我还不如一娃娃”，然后当即释放了李时逸。
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来是王振的老乡，就因为不肯依附王振，就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将其秘密处决。王振家老仆人却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道“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
正如柏杨先生所言，王振的出现使帝国走进中国历史“第三次宦官专权”的时代。说句公道话，虽然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已经在走下坡路，但还没有走到生死存亡的不堪境地。在王振的撺掇之下，明英宗领着百余名文武百官和50万战斗力打问号的军队上路了。
这种权力赛道上的“过山车”游戏终于酿成了捅破天的恶果，王振不但连累堂堂帝国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本人也直接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中。
明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将王振斩杀于战场上。
后来明英宗靠着“夺门之变”推翻景泰帝复辟，当他念及“王老师”的种种好处，居然下诏公祭，为王振招魂厚葬。并把京城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并在巨匾上亲题“精忠”二字，对大太监王振的一生作了总结。
第82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4）（）
刘瑾：“第二代宦官之王”的一滴眼泪
刘瑾的眼泪，依照我们的惯常思维，它更接近于鳄鱼的眼泪。可再恶毒，在权力世界再强大的人也有他脆弱的时候。《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大太监刘瑾曾经在权力极盛之时当着下属的面哭得一塌糊涂。
一代权宦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而且是边泣边诉：“从前宫里人（太监）担心受外臣欺凌，就推举我与他们抗衡。我舍身豁了出去，因此得罪的人太多了。如今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将来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刘瑾的眼泪在这里并非作秀，也许他早已预料到自己将会迎来一个惨淡收场的结局。
刘瑾本不姓刘，祖上姓谈，是陕西省兴平人。他在六岁以前便净了身，投靠了一个姓刘的太监才得以进宫，因此就改了刘姓，连他的父亲也改名刘荣。正德三年1508年，他的父亲刘荣被封为后府都督同知。
刘瑾在景泰年间刚进宫时，只是乾清宫中一个普通的厮役“答应”。明孝宗在位时，刘瑾曾经犯了宫内的规矩，差一点被处死，后来侥幸逃过此劫。否极泰来，随后他由权宦李广引荐，转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
正德初年，和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太监共有八人，他们分别是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刘瑾、张永、高凤、罗祥、魏彬，人称“八虎”或“八党”。八个太监与皇帝同榻共眠，成天用鹰犬、歌舞、角觝等玩物引诱十五岁的小皇帝，想方设法满足少年人喜欢逸乐的癖好，由此博得皇帝的宠信。
太子朱厚照即位初期，刘瑾还只是一个掌管钟鼓司的太监，在“八虎”中的排名并不显山『露』水，甚至有些靠后。
以“八虎”为首的太监将明武宗的生活搅和得鸡飞狗跳，他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皇权被置于太监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引起外廷官员的极度不安与反感，针对日趋抬头的宦官势力，帝国官僚不得不有所行动。
对于官员的谏言，明武宗根本听不进去。有时候朝官们盯紧了，盯烦了，朱厚照只是表面接受，可暗地里依然故我。有一次，皇帝暗中支使宦官敛财一事被阁老们从中梗阻，朱厚照拍案而起，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怒斥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说太监的不是，你们这些朝臣也没有几个是好东西。
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之间注定无法避免的生死对决就这样爆发了。外廷官员联合起来想要一举铲除“八虎”，以清君侧。这次事件是刘瑾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迎来了帝国的第二次宦官时代。
这次事件的带头大哥是户部尚书韩文，他率先发难，五府六部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谏劝明武宗。在这次官员反“八虎”行动中，内阁、部院、科道等各级权力机构的官员达成统一共识。
这次统一行动是文官为了争取自己利益合法化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他们不能坐等宦官的势力做大。那样的话，他们的利益就将趋于边缘化。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宦官的骄横是因为皇帝对文官控制能力不断减弱造成的。皇帝对宦官的重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也是宦官势力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反“八虎”的舆论浪『潮』中，有一个人起草的奏疏让皇帝读得“惊泣不食”，差点走向精神崩溃。此人就是当时的文学名士李梦阳，他是替户部尚书韩文拟草的弹劾奏章。
这个李梦阳并非籍籍无名的小角『色』，由他起草的奏章，文风犀利，直击要害。
这已经不是李梦阳第一次拟草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奏疏，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就因为奏疏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史称“应诏上书”。
当时李梦阳写的是一篇长达五千言的《应诏上书稿》，在那篇奏疏里，李梦阳将国家弊政概括为二病、三害、六渐。奏疏中重点弹劾的是皇后张氏（后来的太皇太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结果身陷牢狱。等到他出狱后，在路上遇见身为外戚高官的张鹤令，他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这是一个不畏强权的“直臣”。
如今“八虎”祸『乱』朝廷，李梦阳卷土重来。连皇后的弟弟都敢痛骂，何况几个宦官。
对于李梦阳这样的“直臣”，皇帝是既爱且恨。爱是因为他的确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才当的“直臣”，恨是因为他的“直”往往会伤害到皇帝的颜面，无视皇权的威仪。
李梦阳这次起草的奏疏是《劾宦官状》，矛头直指刘瑾等八个妖孽太监。这是一篇怎样的奏疏，居然能让皇帝读得痛哭流涕，茶饭不思。在这里摘录其中一段，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明朝高级言官的功力。
“臣等伏睹近岁以来朝廷日非，号令欠当，自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今照马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让明武宗读得“惊泣不食”，要知道明武宗少年登基，哪里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又加上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年轻的皇帝为自己刚刚即位就深陷权力泥沼而无力挣脱，感到恐慌才会“惊泣不食”。
这份奏疏如果只是李梦阳一个人的意思，也不足为惧。李梦阳只是捉刀之人。奏疏下面的署名之人是以韩文为首的帝国大佬们，其中不乏阁老、九卿等重臣。
没有哪一个皇帝愿意与他人共天下，可很多时候在权力的三方博弈中，皇帝只会选择其中一方作为自己的权力经纪人。这种权力博弈中的联合奉行的是“偏弱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皇帝作为恒量，常常会联合势弱一方来打压势大的另一方。
为了保全“八虎，妥善应对帝国官员的滔天舆论，明武宗提出把“八虎”安置于南京。这引起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等到朝廷舆论休止，刘瑾等人又会卷土重来。依照刘健等人的意思，这帮祸『乱』帝国的妖孽之徒都应该处死。
官员的意思由太监王岳传达给了明武宗，王岳虽然也是太监，却是“倒虎派”成员。
得到消息的“八虎”惊恐之余，赶忙商讨应对之策。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利益股份，已经尝到权力甜头的“八虎”岂能坐以待毙，他们公推“巧佞狠戾，敢于作恶”的刘瑾作为他们的权力经纪人，去夺取太监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的位子，以借助皇帝的势力与帝国官僚集团分庭抗礼，以便“脱祸固宠”。
本就对朝政就心生厌倦的正德皇帝无法忍受朝臣们一天到晚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索『性』任命刘瑾掌司礼监，连同治理国家的大权也一并交了出去。刘瑾掌权之后，对那些反对过宦官的帝国官员进行彻底的清算。
群臣的弹劾不但没有让刘瑾有所收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权力斗志。
刘瑾开始为自己晋升司礼监展开拉票活动，他私下对其他宦官同仁们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只要你们投我的票，让我掌权司礼监，我就会为你们摆平那些文官。
刘瑾又在皇帝面前为自己打广告：“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
鬼『迷』了心窃的明武宗并不认为刘瑾是在吹牛，反而认为刘瑾是个有胆识的职场达人，越发信任于他。此时明武宗朱厚照长年居住于豹房，豹房成了一座离内廷最近的别宫。在这里，皇帝可以摆脱来自于帝国臣工的约束，除了上朝和游戏人生之外，朱厚照会将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豹房，包括批阅奏章。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之下，“八虎”虽受惊吓，却毫发未伤。在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刘瑾。经过“八虎”的公推公选，皇帝最后的民主集中，刘瑾成了帝国第二代的宦官之王。
皇帝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分别把守要害地方。于是乎在一夜之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统统落入“八虎”之手。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帝国的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惊天逆转。朝臣们实指望能够联手将“八虎”踢出中央朝廷，结果却成全了这帮宦官。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刘瑾更是坐上了宦官的头把交椅。
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倒虎派”官员见无力挽回败局，只好明哲保身。他们纷纷向皇帝提请辞职，以避其锋芒。这样一来，刘瑾刚好可以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圣旨，『逼』迫这帮“倒虎派”官员致仕（退休），退出这场权力博弈。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倒虎派运动”以失败收场。
当天，内阁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先后离任。内阁只剩下了一个李东阳。随后，刘瑾安排“自己人”吏部尚书焦芳进入内阁。而文官担心内阁为刘瑾所控制，推举刚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随同入阁。
经此一役，大太监刘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