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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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为皇后；作为条件交换，由李选侍出面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
郑贵妃这么做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美女被朱常洛搂在怀里，夜夜春梦了无痕。就连立自己为皇太后这样的事，明光宗也同意了，并且在自己病重期间，明光宗还专门就此事诏谕礼部准备大封。于是这才引发时人猜测，明光宗是因为纵欲伤身，才一病不起。
官员们见皇帝突然病重，都认为是崔文升庸医误人，或另有其他阴谋。
大臣中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上了一道奏折，主张严惩太医崔文升。这个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后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
东林党人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他们要求明光宗能够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让郑贵妃先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此时，明光宗的身体略微好转，还与两位大臣见了面，并且交待了一些朝中的事情。
就在光宗病急『乱』投医之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能够『药』到病除，明光宗有意尝试。
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召见内阁大臣，特地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首辅方从哲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鸿胪寺丞只是六品的小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如果不是因为病急，皇帝又怎会关注到位卑职微的李可灼。
光宗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献『药』，可见皇帝治病心切。李可灼诊视完毕，光宗命其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要慎重用『药』，可皇帝却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献了一粒红丸。泰昌皇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心怀不安，都聚集在宫门外等候。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第二天，明光宗又服下一颗红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皇帝驾崩。
即位刚满一个月的明光宗突然驾崩，一时之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
东林党人坚持认为，明光宗死得过于蹊跷，有人蓄意谋杀。他们的理由是鸿胪寺丞李可灼既然不是医官，那么让他为皇帝进『药』就有弑君的嫌疑。服用“红丸”是导致皇帝崩逝的直接原因，那颗原本用来救命的红丸就是致人死命的毒『药』。李可灼进献红丸，也就成了逆臣投毒弑君事件。
在东林党人看来，光宗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而这场阴谋的最大嫌疑人就是郑贵妃以及首辅方从哲。顺着这个思路一路追究，将会引发帝国权力高层的又一次大动『荡』。
李可灼进宫为皇帝献『药』，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虽然是皇帝自己要求的，方从哲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但是对于政治斗争而言，一次子虚乌有的事件就可以致人于死地，更何况这还是确实存在的事。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当年的“梃击”案，首辅方从哲就表现出庇护郑贵妃之意。如今他又搅合到“红丸”案，难免使人猜疑。
巧合的是，明光宗是因为吃了崔文升的泄『药』，导致病体加重；如今又服下李可灼的红丸，命归西天。崔文升是郑贵妃的老部下；李可灼又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带进宫面见皇帝。
第77章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3）（）
非东林党人士则认为，光宗之死与红丸无关，东林党人的推理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其实细究之下，明光宗在服下红丸之前已经是病入膏肓，服用红丸只是催发了病情的恶『性』发展。
所谓红丸，其实就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其炼制所用的配方十分变态，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搅拌在一起煮，熬成『药』桨，再加上红铅、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南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王御史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李可灼进献红丸促成了光帝之死，并不说明这就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弑君事件。李可灼进献的“红丸”与先前崔文升进献的大黄『药』『性』相反。身体本就极度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腾，岂能不暴毙而亡。
东林党人揪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全力以赴将首辅方从哲牵扯到这个案子里，借机将他踢出帝国权力核心地带，由东林党大臣取而代之；二是暗示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是郑贵妃，这样就可以向世人强调数十年来的“国本之争”是合乎天意民心的事，以此标榜东林党人的政治业绩。
东林党人借着“红丸”案将郑贵妃拉下水是一种策略，其实这个案子是不值得推敲的。之所以不值得推敲，是因为这时候的郑贵妃缺乏杀人的动机。宫廷斗争是残酷的，步步惊心，一步错就会将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任何一个决定，都会产生要命的连锁反应。人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任何一个参与博弈的人，都不愿意去做赔本的买卖。
光宗这时候已经即位，就算死了也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郑贵妃想将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推向帝位，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此时光宗的郑贵妃的关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郑贵妃也有了成为皇太后的想法。
东林党人执意要将郑贵妃拉下水，其目的昭然若揭。此举无非是向帝国的新主人天启皇帝邀功，为长达将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找到一个理由释放的出口。他们就是要向帝国的臣民们明白一个所谓的真相：郑贵妃一党是邪党，一直以来以褫夺光宗的皇储地位，以加害光宗的『性』命为奋斗目标。新皇能够顺利登机，也全是东林党人的奋斗结果。
就在“红丸”案纠缠不清，泰昌皇帝死因未明。东林党人又一手炮制了连环三案中的“移宫案”。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地方。明光宗朱常洛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就是住在乾清宫，李选侍陪侍在侧。
李选侍是光宗最为宠幸的妃子，很受光宗的宠爱和信任。明熹宗朱由校（天启皇帝）和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生母早逝，他们都曾由李选侍抚育。一次，光宗当着群臣的说：“先侍数产不育，可惜只有一个女儿。皇五子也没有母亲，也是选侍抚育。”
光宗言下之意，就是要让朝臣们知道李选侍的地位等同于皇后。
光宗驾崩当天，朝臣都赶至乾清宫，要求见皇太子。李选侍不让他们进宫，还命亲信太监将群臣挡在门前。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大学士刘一燝和光宗皇帝的亲信太监王安就内外联合，连吓带骗，将朱由校强行弄了出来。
第二天，东林党主将之一的左都御史左光斗等人上书，要求李选侍马上搬出乾清宫。李选侍当然不会同意，她派太监去向天启皇帝朱由检求援，希望朱由校能够为自己争取利益压制群臣。结果派出去的太监被大臣挡在门外，没有见着天启皇帝。
几天后，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在东林党人一再坚持下，李选侍只好搬到宫女养老的鸾宫去居住。
在这种情势下，东林党人的非常规手段，引发了一些非东林党人的不满。以此为起点，两大党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移宫案其实是帝国权力集团的双线运作，明暗两条线互有转换。从明面上看，移宫案是李选侍企图挟太子自重，实际上是东林党人想通过控制皇帝，成为帝国权力博弈的『操』盘手。一场连环案，东林党人的博弈重点并不是放在“移宫”案上，而是企图利用权力之争，来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版图。
万历皇帝死后，朱常洛重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遍布朝堂，明光宗在位一个月就突然死去，东林党人要想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保持胜利的果实，那就要想办法控制住新皇帝。
其实明光宗在临驾崩之前，对帝国的后事已经做好了安排，尤其是册立太子之事。他遗命由朱由校继位，李选侍封为皇贵妃，负责养育太子并帮助太子处理政务。朱由校的生母王氏原是太子宫中地位不高的一位侍妾，因为生了皇长孙，母以子贵，封为才人。但王才人命薄，没等天启帝长大成人就死去了。其后，李选侍以宠妾的身分争取到对太子长子的监护权，直到光宗即位之后。天启帝幼稚晚熟，虽然已经十六岁了，却没有对其监护者李选侍表现出一点独立意识。
明光宗在驾崩之前曾经召集首辅方从哲等大臣于乾清宫开过一个托孤会议，对后事做了专门的安排。明光宗这么安排也是经过一番利益考量的，当时太子朱由校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按照惯例应该由母后辅政，但是太子的生母早已不在人间，太子也是由李选侍抚育。明光宗也有心安排自己最宠爱的妃子担负起母后这个角『色』，以制衡朝臣。
为此明光宗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专门负责养育太子并处理政务。明光宗去世时，朱由校已经册立为太子，李选侍还没有被封皇贵妃。可以说李选侍履行母后职责，辅助朱由校并住在乾清宫，是明光宗驾崩时已经安排好的。
在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明光宗为什么没有一步到位将李选侍封为皇后？这样的话，对于李选侍辅政将会更加名正言顺。
其实明光宗应该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还是因为李选侍毕竟不是太子的生母。李选侍与太子的生母有过矛盾，他也要对李选侍留一手，防止李选侍权力过大威胁到皇权，这也是李选侍没有成为皇后的主要原因。
明光宗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也就是在那次病榻托孤中，李选侍拉着朱由校也在场。当时李选侍在朱由校耳边嘀咕了一番，朱由校居然在明光宗的病榻前要求：封李选侍为皇后。这一幕让皇帝和在场的大臣们脸『色』大变，不禁愕然。他们一方面觉得李选侍太不懂礼数法度，另一方面也感到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的表现像个未断『奶』的孩子，仍由李选侍摆布，将来难当大事。这也是为什么在明光宗死后，朝臣们催『逼』李选侍移宫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光宗在驾崩之际，故意在帝国权力核心层造成这样一种三方博弈的格局，朝臣与李选侍相互制衡，朱由校居中摆布。
在明光宗死亡当日，以杨涟、左光斗、刘一燝为首的东林党人就开始为朱由校举行立太子的仪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帝国的官员和百姓中造成一个假象，李选侍的存在威胁到了皇权。他们要求李选侍移宫，是为了正本清源。
东林党人打着捍卫大明道德法理的旗号运行权力，其实只是为了能够在将来帝国的权力新格局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东林党人这么做显然是违背了明光宗的遗命，李选侍既受皇命，那就要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她当然不能坐视东林党人的霸道行为。而东林党人无视先皇遗命，为了能够控制新皇帝，他们就必须在这场三方博弈中，想尽一切办法将李选侍踢出局。他们要求李选侍空尽快搬出乾清宫，与太子脱离关系。
为此他们不惜撕去自己的道德外衣，用尽各种手段。他们结党上门『逼』宫，催『逼』李选侍搬出乾清宫。甚至连李选侍想与太子『乱』伦这样的理由都能生造出来，可见在权力面前，以学术涵养著称的文人也无所谓道德底线。
首辅方从哲认为迟搬几天也可以，可东林党人却心急火燎，表示如果李选侍一天不搬出乾清宫，他们也赖在这里不走。在东林党人的催『逼』之下，李选侍只好搬到宫女养老的地方去住。离开皇帝身边的李选侍，就像一个武林高手废去了自己的武功。对于李选侍来说，她失去的是参与辅政的能力。
由此可见，移宫案的实质在当时的背景下相当于一次非暴力政变。在帝国皇权的交接时刻，既定的政治格局需要来一次重新调整，有时候面临的还是一种颠覆『性』的破坏。为了能够通过控制新皇帝而继续掌控权力，东林党人在帝国新旧势力交替之际，不惜使用这种非常规手段。
第78章 “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4）（）
在连环三案中，有一个人身陷其中，成为东林党人打击的主要目标，那就是方从哲。
首辅方从哲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入内阁，第二年成为首席大学士。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内阁中就只有方从哲一人独相，权势极大。
其实方从哲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独裁者，史料对其评价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首辅方从哲作为帝国官僚集团的带头大哥，这是东林党人最不能容忍的地方。为了壮大己方势力，他们自然会将方从哲视为自己的打击目标。礼部尚书孙慎行（东林党党人）在劾疏中就直接指认方从哲犯下弑君之罪，“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益难免弑之实。”而且请求天启皇帝为帝国除恶，杀了方从哲。
这时候，方从哲为了能够摆脱东林党人的纠缠，做了一件自认为聪明的事。
他在征得中书省各位阁臣的同意后，颁布了由他亲自起草的遗诏。在这份遗诏里，他以明光宗的名义褒奖了李可灼，并诏赐钱物。方从哲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言官的攻击。结果事与愿违，这份褒奖李可灼的遗诏刚一颁发，就引得朝堂内外群情沸腾，攻击更甚。
方从哲本来就因为“三大案”成为众矢之的，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他只好提出退隐的要求。为了缓和政治斗争引发的矛盾，天启皇帝也就顺势批准了他的要求。
泰昌元年（16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