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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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氏进宫这个问题上，嘉靖皇帝的态度再度引起朝臣的不满，两套方案均被明世宗否决。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自己是皇帝，自己的母亲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尊贵的女人。她应该由大明中门入宫，然后谒见太庙。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时，那些护礼派官员们再也坐不住了。自古以来焉有女人谒太庙之礼？
朱厚熜刚刚登基，就在这场大议礼之争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这让护礼派官员极为不安。而这时蒋氏已经抵达通州地界，当她听说朝臣『逼』迫自己的儿子认先皇（明孝宗）为皇考，因此拒绝进入京城。朱厚熜本来就是一个大孝子，他在听说母亲已到达通州，因父亲尊号未定，拒绝入京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作为一个皇帝，竟然连自己的亲生父母的尊严都维护不了，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愤怒之余，嘉靖皇帝说出了一句过激之言：自己情愿不当这个皇帝（情愿避位），奉母回安陆州做一个普通的藩王，也不愿意伤害母亲的心。
少年皇帝的坚决态度使得朝臣们大为惶恐，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母子二人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顽强不屈。如果双方互不相让，依然这么顶牛，事态的发展将会陷入更加恶劣的境地。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议礼大臣们只好做出让步。这样一来，蒋氏就光明正大地从大明门中门进入皇宫，朱厚熜亲临午门迎候母亲的到来。可以想象得出来，母子二人相见，肯定是一番内心的窃喜和言语上的唏嘘感叹。
第55章 血色帝国的十字路口（3）（）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大议礼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封建君主制的明朝，这就不是一件小事。虽然事情并不复杂，无非就是皇帝要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加个封号，大臣们不同意，结果双方闹翻，最后升级为帝国的一场政治风波。
刚刚进入官场的张璁抓住机会在权力场上实现成功突围，这在很多程度上刺激了其他官员。本来他们以为皇帝刚刚上任，在朝中没有援手，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张璁。
在张璁的榜样示范作用下，刑部主事桂萼、兵部主事霍韬，礼科给事中熊浃，还有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生何渊、巡检房浚等文官也不断上书支持皇帝。议礼派的异军突起，使杨廷和等护礼派大臣在嘉靖皇帝面前逐渐失去了市场。
随后，刑部主事桂萼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这一次，杨廷和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而是选择了辞职。杨廷和的离去，使大礼议之争重新掀起了波澜。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已经预感到，帝国的上空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拥趸。而张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理所当然就成了其中的首脑级人物。虽然这些人都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官场的地位无法与杨廷和等人相抗衡，但他们手中握着一张最大的牌，那就是明世宗（嘉靖）这张王牌。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两大政治集团重新燃起新一轮的大议礼之争。
护礼派是以杨延和为首，由九卿、科道官、诸司郎官等高级别文官所组成。杨廷和虽然甩手而去，但是并不代表反议礼集团就此瓦解。杨廷和的继任者们，大多是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大礼议事件中都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所以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消失，凝聚他们的不是某个人的力量，而是道德的约束力。明朝『政府』用道德统治国家的最初目的是约束武官，过程中也免不了约束文官，直至最后连皇帝也一并约束。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母亲（兴国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传旨，让那些身负诰命的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们都要进宫朝贺。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昭圣皇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竟传旨免命『妇』朝贺。嘉靖皇帝要用手中的皇权压制一下昭圣皇太后的势力，借以抬高母亲身份的尊贵度。
接到嘉靖皇帝的诏敕后，礼部尚书汪俊和吏部尚书乔宇等高级文官再集廷臣会议，会上拟定“于孝宗称皇考，于兴献帝称本生考”。为了使皇帝能够满意，尽快平息这场扯来扯去的争论，护礼派官员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一个“皇”字。
嘉靖皇帝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先给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尊号，给父亲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其实这个建议还是可行的，毕竟照顾到了双方的情绪。
可就在这时候，张璁和桂萼抵达京城。两人马上给嘉靖帝上疏，推翻了护礼派大臣们的方案，并且斥责那些高级文官不学无术。按照二人的提议，以兴献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此疏一出，立即在帝国的权力高层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政治风波。
内阁首辅杨廷和离职而去，为那些护礼派官员拉响了警报。为了避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发生，内阁官员决定来一次疯狂反扑。在他们的直接授意之下，礼部尚书汪俊首先发动七十三名大臣和他一起联名上书，弹劾张、桂二人，反对议礼。他们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紧接着，给事中张翀率三十多人联名上奏，御史郑本公率四十四人联名上奏。
在这次联名上奏风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员一口气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皇帝将奏章扣在手里（留中不发），不予理睬。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眼看第二天就要上尊号了，嘉靖皇帝还是没有给群臣一个交代。大臣们对嘉靖的态度极为不满，情绪也颇为激动。等到散朝过后，护礼派二百多人不愿离去，他们集体跪在左顺门外，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以杨廷和的儿子翰林学士杨慎为首的新护礼派官员更是情之所至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哭声和喊声冲破云霄。朱厚璁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那些组团前来官员到中午仍然伏地不起。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五人，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抓了起来。矛盾再度激化，官员的情绪就像被人点爆的汽油桶，左顺门前出现严重『骚』『乱』。朱厚璁见事态无法控制，下令将闹事的所有官员全部逮捕入狱。
紧接着，嘉靖皇帝将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定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很多朝廷官员都拒绝参加册封典礼。七月二十日，当锦衣卫请示嘉靖皇帝，那些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嘉靖没做过多犹豫就开出罚单：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
皇帝如此决绝，那些执行者又怎能手下留情。廷杖是一门技术活，火候的掌握更是高深的学问。有史料记载，那些行刑的武士都经过专业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们会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直到练就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级别。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上就可以开门营业了。
那些私下塞红包的，有上级官员打招呼的，执行者就手下留情，虽然表面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用最高级别的杖法，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命也是平常之事。
朱厚璁决定痛下杀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锦衣卫拖翻在殿廷上，一顿廷杖只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在这次雷霆风暴中，有十六人先后受杖而死，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暂且待罪，有八十多人录名待罪。儒家的政治传统讲求的是忠君之道，要求以“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作为臣子的行为准绳，以不怕死的无畏精神，把直言敢谏、冒死强谏作为匡正君失的最佳选择。作为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言官是理所当然地肩负“以道事君”的使命。
当然有言责的文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世宗不由分说打击言官力度的加大，随着一个个正直的言官在棒喝与血腥中倒下，那些逃过劫难的言官多少会削减其政治热情而趋向缄默善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开始变得阿谀逢迎。这是因为直言极谏言官吃大棒子，而趋炎附势者分到的却是糖果，两下比较，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
第56章 血色帝国的十字路口（4）（）
时隔不久，嘉靖皇帝就将父亲的神主从安陆州迁到京城，安放在观德殿。他给父亲兴献帝的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先前的“本生”两个字已被悄悄抹去。嘉靖七年（1528年），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睿宗，其牌位入主太庙，摆放在明武宗之上，自己的生母也被封为皇太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张璁议奏上前，嘉靖皇帝虽然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制推行。因为那时候他心里也清楚，他的理由和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他是在做一件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的事。
凡此种种，正是内阁官员和大臣们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时间越久，这类法宝就会积累得越多。在尊崇兴献王这事上，如果没有张璁这些权力投机者，光凭嘉靖皇帝个人，是很难扭转被动局面的。而且即便有了张璁等议，拒绝中旨的斗争还是延续了两年多。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是何等之大。
大议礼之后，一批支持嘉靖皇帝的权力投机者如张璁，桂萼等中下级官员进入内阁。这批人的权力运行之道，就是以绝对服从皇帝的权威为天职。在大议礼事件中，与皇帝与议礼派苦斗三年的文官集团，在新的权力结构面前分崩离析。此后，帝国虽然也出现过海瑞这样直言犯上的人物，但就整个文官集团而言，却再没有了制衡皇权的心气。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幼主万历继位，文官们才算稍稍恢复元气。
正德和嘉靖两位皇帝在自己执政期间都遇到了直面百官哭求的状况，万般无奈之下他们都动用了廷杖。但两人得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即便动用了廷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依旧屈从于官员集团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后者打出了威风，成了真正的胜利者。
如果从『性』格上分析明朝的16个皇帝，他们中间的一半以上都偏于温和。相比较而言，朱元璋、朱棣和朱厚璁是他们中间行事最为果决，对大臣也是最酷烈的三个皇帝。嘉靖皇帝在初登大宝时，他所拥有的政治经验和手段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大议礼事件的爆发，使一个懵懂的少年迅速脱胎换骨为老辣的政治家，并最终使其成为明朝最懂得控制权力的皇帝之一，尤其对于文官集团的控制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此后他的历届首辅，从张璁、夏言、严嵩，一直到徐阶都是他整个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明朝在宣德之后皇权就逐渐降低，以致于出现了杨廷和那样强势的内阁首辅。
嘉靖皇帝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官员来掣肘官员，他在任期间使得皇帝的权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内阁的权力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当然太监的权力降的更低）。他后来的那些继任者们再没有学习到他身上的权力谋略之术，由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强势皇权也很快走向衰落，阁权迎来了再次壮大的机会。等到万历执政时期，皇帝已经已经很难撼动高官的地位，到了天启的时候皇权更需要借助于宦官的力量来和文官集团一较高下。明王朝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在权力与权力的攻守平衡中，一路踉踉跄跄走向危途。
第57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1）（）
嘉靖在位期间，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大到除了皇帝，就无人可以约束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文官们争夺首辅之位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明世宗将内阁办公的地点设在了午门之内，这样就与从前内阁所在翰林院和文渊阁区别开来。
时人在谈起内阁的时候，不再简而化之地将这几个机构混为一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将内阁大学士定位为文官之首，并且将那些既忠心又听话的文官选入内阁，赋予他们干预六部事务的权力。
其实内阁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文官集团的一场权力演变。
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筹建内阁的目的在于辅政，就是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朝政，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实权。说白了，内阁就是『政府』的秘书机构。到了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大学士俨然成为皇帝最为亲信之人。大学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门的领导，有的还兼领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级别官衔，权力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虽然他们还不能到兼职的各部门去担任实职，名义上还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但是他们在帝国事务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
后来由于明朝皇帝的体弱多病或年幼无知，大学士们权力逐渐增大，他们被赋予“票拟”的特权。正是“票拟”权的产生，直接将内阁大学士送上了权力的制高点。帝国权力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内阁大学士的掌控之中。为了使内阁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防止专断，一度废止了内阁首辅之位，但在明世宗时内阁首辅保留了下来，并且日益重要，成为争夺之焦点。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嘉靖皇帝对宦官控制很严，动不动就将将那些犯错误的宦官往死里整。嘉靖执政时期，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