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战将-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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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震“哼”了一声，翻了一个身，又呼呼睡去。

　　　　他的确太累了！

　　　　代表『毛』泽东冒险送苏联空军

　　　　这是一次光荣而又危险的飞行。

　　　　时间：1952年12月8日；

　　　　地点：沈阳；

　　　　目的地：安东；

　　　　天气：大雪纷飞。

　　　　下午4点，刘震司令员接到军委空军领导的电话：“苏联空军阔日杜布英雄师奉命回国，今晚6时在安东举行欢送宴会。此事本应由总部派人代表『毛』『主席』授奖，但现在北京正下鹅『毛』大雪，飞机不能起飞，经请示『毛』『主席』批准，由你代表『毛』『主席』主持欢送宴会，并给该师授奖。”

　　　　北京的一个电话几句话，就把任务压到了刘震司令员头上。可军委空军领导哪里知道，刘震司令员接到电话时离宴会只有4个小时，乘火车、乘汽车都来不及了，只有乘坐飞机一条路。而此时，沈阳也正下着鹅『毛』大雪，漫天皆白。

　　　　刘震司令员匆匆赶到飞机场，要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起飞，机组人员都面『露』难『色』。按当时的运输机『性』能和飞行员的技术条件，这确是一次冒险行为。

　　　　“首长，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样大雪的情况下飞过！”

　　　　“这是『毛』『主席』交的任务，就是下刀子也得飞！”

　　　　刘震司令员下命令，先通知安东浪头机场把导航台打开，起飞后对准导航台直飞浪头机场。

　　　　机长说：“试试看。”

　　　　4点10分，运输机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起飞了。

　　　　不料，飞机升到300米高度时机长报告：“云层很厚，什么也看不清，继续飞没有把握。”刘震告诉机长，先到辽阳上空看看。

　　　　当飞机从云隙中看清辽阳后，刘震命令：“向东南进山，飞行一定要高于山头500米。”因为这一带是长白山脉的延续部分及其支脉千山山脉，海拔都在500米左右，有一些山峰在1000米以上。

　　　　云越压越低，雪越下越大。一个小时过去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飞机仍然看不见浪头机场的地面目标。飞机『迷』航了！

　　　　5点30分左右，机长报告：耳机里听到有英语、俄语，还有汉语的声音，估计附近正在空战！

　　　　原来飞机竟向北飞到了朝鲜西海岸的图们江口，这里不但离丹东相距五六百公里，而且是敌我空战区域。飞机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此时，刘震将军格外冷静、镇定。他走进驾驶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边观察一边指挥。他判定好方位后，决心冲过敌我空战区，先沿着西海岸向东，然后越过朝鲜半岛，直『插』丹东。这是一条更加危险的航线，不但有可能被敌机发现，还会随时遭到我防空部队的炮击。将军对机长说：“没有办法了，只有这一条路，不然时间来不及，油料也不够。”

　　　　5点50分，志愿军拉古哨地面防空部队报告：发现一架美军轰炸机（刘震乘的运输机），已做好一等准备，随时准备开炮。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打来电话：那架飞机可能是刘震乘坐的运输机，由沈阳起飞『迷』航的，千万不能打！

　　　　刘震将军和机组人员幸免于难！

　　　　5点50分，将军乘坐的飞机到达浪头机场上空。但是，不幸的事又发生了。

　　　　年轻的飞行员从『迷』航到复航，心情兴奋，当飞机对准浪头机场着落时竟忘记了放下起落架。幸亏信号员发觉，迅速打出红『色』信号弹。

　　　　6点整，经过复飞处置，刘震一行安全着落。

　　　　浪头机场上，苏联空军的军长和即将回国的师长阔日杜布迎上来与刘震将军热烈拥抱。他们责备刘震：“这样做太冒险了！”刘震说：“这不能怪飞行员，是我决定冒险飞行的，因为我是代表『毛』『主席』来欢送你们的。这次冒险飞行是有意义的！”

　　　　“老大哥”眼睛湿润了，机场上响起了一片“乌拉”（俄语“万岁”）声。

　　　　1992年8月20日，刘震将军不幸因病去世。半年前，笔者有幸采访了这位共和国第一代空军将领。在我军众多的老将军的行列中，他给人的感觉十分独特、鲜明、与众不同。

　　　　笔者第一次见到刘震将军时，他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水洗纱夹克衫。这是目前香港最流行的时装。第二次见面，他换一套衣服，由深绿和淡绿组成方格的『毛』线绒外套，也是一种新式的高级面料。第三次他穿的是西装，灰『色』西装、红『色』领带、棕『色』的意大利真皮皮鞋。如果不了解底细，还以为他是一位海外归来的老华侨。

　　　　将军接受采访时如同迎接嘉宾。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脸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桌上摆着整整齐齐的材料和笔记，上面准确地记载着将军打仗的时间、地点和毙敌、缴获的数字。另外，桌上还有两副眼镜，平时戴一副，看书写字时换上另一副，都是香港精明眼镜公司生产的一流产品。

　　　　刘震将军说：“平时我很注意保护眼睛，现在还能看二三里远的东西！”此时，将军起身伫立窗前，凝目远眺……

　　　　天是蓝的，蓝得明净，蓝得祥和，一条银『色』的闪烁着光亮的线条倏地抛向苍穹。“一群鸽子！”将军说。

　　　　果然，一群洁白而美丽的鸽子飞来了！

第24章　温玉成：福祸两茫然（1）（）　
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是无法明白真相的悲剧；一是了解了真相的悲剧。

　　　　——作者手记

　　　　周恩来临终记挂的人

　　　　1975年冬，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北京的寒流来得格外早，格外猛。

　　　　这是周恩来总理临终前夕的一天，李先念和陈锡联到北京医院去看望总理。

　　　　入冬以来，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进一步恶化，“批林批孔”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其斗争锋芒已很明显地指向了周总理。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探望病重的周总理，李先念和陈锡联说不清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上午10点，他们心情沉重地走进病房，向坐在沙发上的总理问好。

　　　　总理坐在沙发上，消瘦的脸庞『露』出一丝微笑。李先念和陈锡联先后上前和总理握手。

　　　　“有两个人的事情，我心中一直不安。”

　　　　握住陈锡联的手时，总理的手久久不放：“一个是你，你现在怎么样？过关了没有？”

　　　　“过关了。”

　　　　陈锡联感激地点点头。“批林批孔”中，江青点了陈锡联的名，总理多次欲保而无能为力。“过关”就是指他的问题弄清了。

　　　　“那我就放心了。”

　　　　总理仍然握住陈锡联的手，面向李先念，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一辈子办了两件事情不安心……一个是陈锡联同志，一个是温玉成同志……温玉成同志不是我要关他的，江青『逼』的……”

　　　　李先念『插』话说：“总理身体要紧……”

　　　　“没有关系，”总理仍然念念不忘温玉成问题，“你们知道温玉成现在在哪里？

　　　　温玉成不是我要关他的……你们去找一找他，看他怎么样了……”

　　　　邓家花园里的“特殊犯人”

　　　　四川，成都东郊，一座被称为邓家花园的庄园式建筑。这座当年大军阀邓锡侯的豪华住宅，如今成了关押政治人物的场所，高墙上电网密布，四周岗哨林立。

　　　　在这座院子里，有一位浓眉大眼的“特殊犯人”。他开始是进来办学习班的，接着被软禁在一座独立小院里，再接着便升格为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位罪状逐渐升级的“特殊犯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临终前仍挂念的温玉成将军。

　　　　当总理向李先念、陈锡联打听温玉成下落时，穿着一身旧军装的温玉成将军正在邓家花园的院子里打扫卫生。他扫一阵，停一会儿，两眼望一望着纷纷扬扬的落叶。

　　　　这个院子里的树叶绿了，黄了，落了，又绿，又黄，又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自从温玉成将军进来后，已经绿了六次，黄了六次，落了六次……六年，多么宝贵的六年，将军可以参加两个解放战争。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六年过的是什么日子。算是软禁，算是监护，算是关押，还算是被判了徒刑？什么都不算，不明不白地被囚禁了6年。

　　　　这六年里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找温玉成谈过话。他曾给『毛』『主席』、周恩来、林彪等领导多次写过信，但都是石沉大海。

　　　　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越想越想不通：十几岁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南北，抗美援朝。不要说有什么功劳，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后半辈子，却落得个如此下场……如果不是他爱人宋婉明的“秘密纸条”，温玉成将军也许活不到今天，他的精神也许早就崩溃了。

　　　　前不久，记者采访了温玉成将军的爱人宋婉明，她回忆温玉成在邓家花园的生活时说：老温被关在成都东郊邓家花园，这是一个叫邓锡侯大军阀的住宅，和刘文彩庄园有点像，住在一排平房里。140斤进去，90斤出来。出来时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他在里面烧水、扫地、搬运垃圾，什么活都干。

　　　　他住进邓家花园后，我怕他想不开，寻短见，就用纸条写一些话，讲孩子们的情况，劝他想开些，鼓励他生活下去。

　　　　我每隔一个月要送两次衣服给老温。为了不让哨兵发现，我就把小纸条缝进上衣的风纪扣的衣缝里。你们别看老温是大老粗，有时候他也挺细心的。他这个人很讲究军容，隔离审查也一样，风纪扣扣得好好的。在他扣风纪扣时，『摸』出了名堂，觉得领边特别硬，就拆开看，果然有信。就这样，我每次送衣服去都缝一张纸条进去，写几句鼓励他生活下去的话。

　　　　5年多时间，一个月两次送衣服，共144张纸条，老温把这些纸条都保存在铺板底下。出狱后，纸条有两寸厚。他对我说，在邓家花园，他几次要寻死，都是因为反复看了这些“秘密纸条”才打消了短见。可惜老温怕事，出来后就把“秘密纸条”全烧了。上面写得都是家中一切都好，你不要灰心，要坚强地活下去，你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我也抄过给他看。

　　　　老温这个人，我和他生活了十几年，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只知道打仗、执行命令，政治他哪懂？

　　　　1975年12月，成都军区根据周总理办公室的通知，将温玉成释放出狱。

　　　　此时的温玉成将军已成为一位皮包骨头的干瘦老头，他老老实实地跟着一位战士走出了邓家花园。外面空气格外新鲜，蓝天中一群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

　　　　大起大落为哪般？

　　　　五年前，这位干瘦老头威风凛凛地坐在九大『主席』团的常务『主席』位置上，感觉非常好。笔者那时只能在中央新闻纪录片里遥遥仰望将军的尊容：一双浓眉微微上挑，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方脸大耳，虎背熊腰，一身军服整整齐齐，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

　　　　他谈笑风生，汪东兴坐在他的右面，叶群坐在他的左面。

　　　　那是1969年4月1日，被称为团结胜利的九大在北京召开。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秘书处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秘书处是大会的主要事务机构，其成员大多是当时的走红人物。跻身其间，温玉成将军走向了他人生的权力顶峰。

　　　　然而，好景不长，良宵苦短。一年后，温玉成将军的名字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厄运的降临是那么突然，以致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林彪召见他时那浓重的湖北口音：“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

　　　　那是1970年6月4日上午，林彪在军委办公室单独接见了他。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殊荣。本来温玉成将军以为林彪要找他谈工作，其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分管作战、训练、通讯、交通。

　　　　温玉成没有想到会见后，竟给自己带来了如此不祥的消息。总参副参谋长是大军区正职，到成都虽然是第一副司令，但却是大军区副职。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要降一职使用？究竟什么叫不适应北京阶级斗争的需要？

　　　　望着温玉成吃惊的样子，林彪有意轻松一下气氛，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这时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说：“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三天后，温玉成将军一家乘飞机离开北京到成都。

　　　　下了飞机后，温玉成将军才发觉问题的严重。按照常规，一位新的副司令到职，起码也得来个副司令、副政委迎接。可下了机场后，只有一个小小的管理局副局长和几个战士站在机场迎候，军区领导没有一个到场。

　　　　温玉成人还没有到，黄永胜的电话已经先到了：“温玉成在北京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让他负责重要事情。”

　　　　温玉成在成都军区工作了一年多，他名义上是第一副司令，可连党委委员也不是，什么会也不叫他参加，什么事也不叫他管。在他的印象中他这个第一副司令只管过一件事，那就是司政后机关的行军拉练。因为其他领导都有事，叫他去带队。

　　　　林彪垮台后，也就是1971年10月28日晚上，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通知温玉成去谈话。他向温玉成宣读了北京传来的通知，撤销温玉成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职务，立即隔离审查。就是在那个黑沉沉的夜晚，温玉成被关进了与世隔绝的邓家花园。

　　　　“四人帮”垮台后，温玉成虽已被释放出狱，但他的问题一直没有结论，一等便等了五年。

　　　　温玉成将军的问题连他自己也说不清、